下一個十年﹕香港的光榮年代﹖

書名﹕下一個十年﹕香港的光榮年代﹖

作者﹕陳冠中

出版﹕牛津大學(香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年7月

「下一個十年會怎樣﹖」對誰來說都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對於芸芸六百萬香港市民來說，下一個十年也許意味著更多的不確定性。在香港生活從來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既有個人生活的壓力，又有整體經濟的憂慮，對於港府政策導致的種種惡果，百萬小市民只能默默承受。

在 回歸十週年的時候，港人對回歸十年有許多不同聲音，從意見對立的政黨，到平日針鋒相對的學者討論及市民言談，香港人對中港關係、政制及社會經濟等問題都有 激烈討論。曾經寫出《事後﹕本土文化誌》和《我這一代香港人》的陳冠中，也藉著這一本書，發表他對十年時間迷思的看法。

作 者明顯反對某些政黨對中國政府一貫恭順或一味反對的態度，提出中肯的建議。首先，他透過一篇九十分鐘的講辭，追溯香港社會文化史，探討港人的身份認同問 題，以史例讓讀者瞭解中國和香港的連繫，還有或多或少由殖民政府造成香港與中國大陸的文化差異。然後的《不確定的年代﹕寫在香港回歸十周年》審視回歸十年 香港政制現象的根源，指出殖民地總督制度和港英時代存在至今的利益團體，對於特區政制有一定的影響。而在《下一個十年》這篇寫於回歸十年的文章，陳冠中則 回顧七十年「積極不干預」政策造成今日「小政府、大企業」的經濟格局，提出保育、中港互動等建議，以展望未來。

現 存對香港歷史的解釋，有前港英政府，也有中國政府的一套論述方式，無論怎樣貼近史實，歷史真相往往被用作意識型態宣傳。很多人同舉民族主義，聽到「殖民 地」的事物就會反感﹔有些人則對共產主義退避三舍，於是乎一切與英國管治有關的東西就是好的。而陳冠中的《香港社會文化史》則用了近半篇幅來重現「開埠」 一刻的真實圖畫。香港並非被英國人「開埠」出來的，英國政府對香港並沒有長遠的計劃，卻也並非一味赤裸裸的帝國主義剥削﹔另一方面，當中國透過辛亥革命、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至以後的文化大革命，與傳統徹底決裂的時候，港英政府的放任政策卻令中國傳統在香港得以保留下來，例如大清律例關於納妾和長子承繼權的法 律，還有國學教育的根柢。

然 而更耐人尋味的，也許就是香港人怎樣「自覺」是香港人，即身份認同的形成。嚴格來說，要到七、八十年代，港督麥理浩治下香港經濟飆升的時代，才有「香港 人」這個概念。在文革以前，香港人認為自己也是難民，是從苦難的大陸逃出來的一群中國人，所以對國內非法入境同胞也不抗拒。當然，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亦正 處於動蕩的歲月。不過，當「香港人」開始為自己的經濟繁榮而自豪時，並且蔑視國內落後的同胞時，中國也開始踏入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中國借鑑香港的經 濟成就，從一無所有變成崛起的強權。有人說，當初中國政府曾與英國政府有協議，英國讓左派自由活動，而中國不收回香港主權，一連串的歷史發展趨勢，彷彿印 證了陳冠中這種從歷史反觀中港格局的論述，並且令人認為香港繁榮、九七回歸等關係香港至鉅的歷史事件，都是在中英政府默許下自然發生的。

在 《不確定的年代》，作者肯定基本法關於普選特首的原則，陳冠中似乎像一般香港知識份子一樣，既認同泛民主派的訴求，如加快普選步伐等，然而這些意見還是寫 得折衷、中肯一點，加上客觀持平的語調，令人感覺不到泛民主派的味道。每個香港人都知道，香港政制的未來發展繫於基本法，不同的詮釋和實踐發揮著「水能覆 舟，亦能載舟」的作用。如果問題不出於北京政府和香港市民的溝通，那麼比較大的礙障，便是包括地產商在內的利益團體和殖民地政府遺留下來的政治架構。關於 一國兩制和實踐基本法的討論，最終落到想獨佔港珠大橋的香港財團，政制問題的徵結真相大白後，陳冠中給出的答案竟是曾特首也提及過的嚴重經濟矛盾。

往 後看了那麼多，在與書名同標題的文章中，陳冠中為香港政府的未來十年發展動向提供方針。說是方針，其實仍然離不開價值觀和自我認知。所謂價值觀，就是說香 港政府要革除本身行政文化的種種弊病，如看短期商業利益，忽略文化配套和保育意識等。作者提出從政府到民間都盛行的兩種文化特徵﹕can do(搞掂)和 工夫。據陳冠中的意思，「搞掂」當然是求快速辦妥事情，例如講求行政效率，筆者認為「搞掂」文化是一種辦公室文化，本質上抗拒文化藝術的持久性，而工夫， 則是辦妥各種事情的技術。這兩種文化都可以在曾特首的話「我要做好呢份工」這句話裡體現。不過，僅靠「搞掂」和「工夫」思維，在工業化社會還可以應付城市 的需要，現代城市要要講求創意和創新，香港政府的一系列思維就顯得捉襟見肘了。

曾 幾何時，隨著麥理浩繁榮時代的出現，香港創意產業曾出現百花齊放的境況，作為《號外》主編，陳冠中對此是很熟悉的，他也明確指出香港流行曲和電影曾經霸踞 中國大陸和台灣主流的事實。但面對今日電影音樂業在中國以致台灣等地退潮，創意產業無法打進中國大陸的困境，陳冠中看出國內制度問題及官方時鬆時嚴的控 制，從而得出「成也大陸，敗也大陸」的結論，並建議香港創意業界既要重新發揮「再本土化」的優勢，亦應該留意國內制度及法則。如果，香港創意產業走向國際 市場亦須看國內因素的話，那麼除了內地的制度配套外，我們的政府還可以做甚麼呢﹖

一 位作家曾以「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來形容香港，此說意義略嫌模糊﹔根據陳冠中的論述，香港似乎更像中國自晚清開始現代化過程中的剩餘價值，夾雜從英國 輸入經過稀釋的西方文化，所產生的雜種文化。陳冠中也把香港本身的文化定義為「雜種本土文化」。當然，根據後殖民文化論者霍米‧芭芭(Homi K. Bhabha)的說法，「文化」(culture)本身就是「雜種」(hybrid)，於是乎無所謂「夾雜」與否，也不必如陳冠在書中強調的要實行再本土化的需要。社會本身有其自我更新、自我轉型的靭力，香港也是一樣。面對今日的劣勢，香港人也有方法去面對、解決，這就是社會的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