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5日 星期日


当记忆展开:从童蒙到格律  
(晶報﹕ 2012年08月05日 星期天)
《记忆看见我》 (瑞典)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 著 (瑞典)马悦然 译 台湾行人文化实验室 2012年5月版

●彭砺青(图书馆职员,香港)
 
这是一本没有谈及“诗”却无处不谈及“诗”的回忆录,特朗斯特罗默诗歌的读者也许会深感兴趣,因为这本“回忆录”看似一把钥匙,可以解开这位去年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诗人作品背后的谜团。特朗斯特罗默的诗并不艰涩,但或多或少都是诗人内心景象的反映,他少年时既接触到勒内·夏尔等超现实主义诗人,又从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格律诗受惠良多。超现实主义主张以文字反映潜意识活动,提倡“自动写作”,特朗斯特罗默的诗也有超现实主义的跳跃式景象和心理映象,却明显受到格律的约束,虽较许多超现实诗人的作品显浅日常,要解读它们却亦非易事。

如果说《记忆看见我》是了解特朗斯特罗默诗歌的一把钥匙,那只意味着,了解诗人的成长和思维,诗人的成长环境塑造了他的思维方式,甚至比喻和各种修辞。从另一方面说,瑞典语和瑞典诗歌作为北欧诗歌主流之一,其语境也影响了特朗斯特罗默创作的诗歌,例如阴郁的基调,简洁、冷峻的语言风格等。这种冷峻而阴郁的语言弥漫于特朗斯特罗默的诗歌里,读者一旦翻开了整本《记忆看见我》,也会发现这种语言亦反映出作者的心境。

书名彷佛要提醒读者,是“记忆”看见作者(“我”)而不是作者看见记忆,这样,作者的自我不再作为一个主体,而不过是被“记忆”“看见”的客体,当然在第一章《记忆》开首的文字中,依然是作者尝试去看自己“最遥远”的记忆。特朗斯特罗默以彗星比喻生命不同阶段的记忆,最璀璨的部分(即彗星的头)是童年和青春期,而彗星的尾巴即是成年至老年的黯淡阶段,此所以作者仅着墨于童年和学校岁月,要到接解诗歌为止。特朗斯特罗默大概暗示因为诗歌的缘故,所以自成长岁月里写诗开始,其记忆已不需再假借散文了。又或者,既然特朗斯特罗默视内心印象比日常经验的事情更重要的话,充斥了日常事情的成年岁月就不需要也不值得诉诸笔墨了,反而是需要记录下童蒙至青年时各种内心图象的形成过程,这也是《记忆看见我》作为一部“回忆录”或“自传体散文”与一般“回忆录”或“自传体散文”殊异之处。

在特朗斯特罗默笔下,记忆徐徐展开了诗人在世界中的感觉,不管记忆有没有回眸注视他,记忆最前页的骄傲感觉,父母离异后跟母亲一起住的记忆,一次音乐会后跟妈妈走散后经历死亡的经验(或应是对来自陌生人的威胁的恐惧),邻居吵架的声音,这一切也是我们常说的,灰灰黄黄的模糊记忆。这位心理学家诗人用专业视角告诉读者:最早的记忆往往很难保存,那些能被记起的,往往是记忆与记忆之间突然引起高潮的情绪。

就这样,特朗斯特罗默的记忆带着读者,走过博物馆、小学的内心场景,这些场景不一定是经历事件的现实场景,而无甯是一种内在情识的舞台。如果诗歌创作就像哲学家狄尔泰所认为,与人的内在体验甚至记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许我们也可以循类似思维进入特朗斯罗默的诗学和创作:特朗斯特罗默的诗歌往往以严谨格律和超现实的扭曲重现内心记忆的场景,这些场景其实就是诗人内心体验的场所。在那里,一切人和事都是模糊的灰色,政治以儿童世界的视角被重组起来。但更有意义的是他小时候爱去的成人图书馆,那里有关于历史、天文、地理、生物等各种的书籍,等待这颗求知欲旺盛的幼小心灵去发掘,还有他小时候喜爱搜集的一切宝物:如昆虫标本、石头,以及各种各样细小的对象。这是一种“前”诗歌的经验:这些小物件会变成珍罕的词语,而词语将结合成诗歌。

关于政治,特朗斯特罗默既在诗作里触及政治,又故意不把它显露出来,而在他童年时生活过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瑞典社会,正是一个胁于纳粹淫威又暗地消极抗议、既保持中立又不得不向德国输出战争物资的国家,即使几岁的男孩也能感受到社会各阶层怎样被国际政治形势撕扯。一切与政治有关的事物都进入一个九岁男孩的想象里,例如共产党就是偏向俄国的人,右翼就是可疑的,因为有部分右派倾向德国,而特朗斯特罗默自己,则属于支持英国获胜的一群。然而人们在公开场合还是对自己的立场讳莫如深,即使偶尔也有突如其来的吶喊,就像作者念中学时一位教德语的老师,一位挺德者,他在教员室里呼喊:“德国垮台,我也垮台了。”在这位小男孩的心里,纳粹地图上的黑箭头不单侵入法国,也入侵到人的身体里,令他忧郁起来,可见这种“政治”也是一种内心场景。

对特朗斯特罗默来说,学校生活兴许是记忆里的黑暗部份,而家(其实是他妈妈)往往是记忆中较私密、甜蜜的部分。他记得念初中时,一次找不到德语课本,学校向他妈妈传了警告字条,他马上就告诉自己:不要让学校世界沾染到家庭的世界。对他来说,学校世界就好像外面的社会,而家就好像他的内在世界,我们可以在此看出,一种接近诗人的心灵开始感受到外面世界的压迫,对特朗斯特罗默来说,这种压迫如同纳粹的阴霾一般,用以一种疾病的形式入侵他的身体。上了初中以后,特朗斯特罗默初尝到孤独的滋味。在《驱邪》一篇里,他回忆十五岁那年,他甚至染上了忧郁症,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弥漫全身,这可能是书中最阴沉的一章,他忆述一次突然全身(尤其是双腿)痉挛。在疑幻似真的描写里,读者或许不会把作者的忧郁症经历当成北欧社会普遍的心理疾病,而是作者独特的内心经历,这种经历触及了特朗斯特罗默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他突然感到世界是一间医院,他在里面看见身心扭曲的人,而这经历都发生在沉默之时,他发生自己置身于邪恶的国家里,他开始怀疑宗教。

根据特朗斯特罗默的说法,这场忧郁症仿如一种觉悟、成长必经的阶段,他曾以为这是“地狱”,其实是“炼狱”。诗人一旦告别了欺凌岁月,还有忧郁症的阴影后,就在拉丁文教育中接触到贺拉斯和卡图鲁斯的拉丁文诗歌,萨福式和阿尔凯式的格律在他的写作中打下深深的烙印,这也奠定了特朗斯特罗默日后诗歌的格律形式。而特朗斯特罗默的中学又人才济济,孕育了日后许多的瑞典作家,在热烈的文学气氛中,特朗斯特罗默受到勒内·夏尔等人的超现实主义风尚影响,于是采取了超现实主义的写作技巧,这种写作技巧直指诗人的潜意识活动,而特朗斯特罗默本来就不缺童年的各种压抑。

当代诗歌面临两种抉择,要不投向生活世界,要不返回内在空间。特朗斯特罗默选择了后者,他在里面捡拾了往日生活中的记忆碎片,他把这种碎片组织成诗。特朗斯特罗默在最后一章《拉丁文》中自言,中学时就在校内文学刊物《当月桂树生长之时》写一些“谁都不懂的四十年代式的诗歌”,不用标点也不用大写字母,然而贺拉斯的拉丁文诗歌却一直在心中打动了他。读到这里,读者不妨返回第一章回头再读作者的心路历程,并对照他的诗作,看看这种心灵的成长经历如何塑造特朗斯特罗默和他的诗。

灾难也是一种社会问题 (晶報﹕ 2012年07月29日 星期天)


灾难也是一种社会问题  
(晶報﹕ 2012年07月29日 星期天)
彭砺青(图书馆职员,香港)

《日本311默示: 瓦砾堆里最宝贝的纪念》 陈弘美 著 台湾麦田出版公司 2012年3月版

《日本311默示》恰好于日本海啸及核灾一周年之际出版,作者陈弘美是少数拥有日本望族血统的台湾作家,祖父许丙曾为日本贵族院议员。陈弘美生于台湾,但在日本的时候比在台北还多,她曾写过几本关于名媛养成班、国际礼仪、餐桌礼仪的书;可是去年发生的地震、海啸和核灾震撼了她,她只身回到灾变现场视察灾情,她担当志工,探望灾民、地球学家、海洋学家、核电诉讼律师团团长,记录在灾难现场遇到的人们的心声,然后将这次经历写成了这本书。

每当新闻报道某国核电厂爆炸,人们只会把它归为“纯技术”或“人为”事故,而不会联想到病态的社会机制,可是陈弘美的研究告诉我们,“核电”在日本是一种官商勾结的垄断机制,它制造出清洁、环保、安全的假象,不许任何异议的声音存在。

书中的故事由大田这位熟知祖辈如何应变海难的渔夫开始,显得合情合理,他让我们了解到许多当地人其实是从祖辈获得应付一般性灾难的方法,大田知道怎样在地震、第一波和第二波海啸中反应过来,只是他遇上了父辈没遇到过的第三波,这证明了人类怎样努力、计算、学习祖辈经验,最终也敌不过粗暴而不友善的大自然。不过面对灾难的时候总能把伤害减至最少,作者笔下的岩手县就是这样的例子,作者也遇见被一位双腿痲痹的太太救了一命的老先生,那位太太就是凭直觉而不是经验知道灾难快要发生。

这场灾难沉重打击了本来已疲弱的日本经济,让日本人失去了高科技产业的地区基础,很多高科技大学和生产场地都在日本的东北地区,这次灾难令iPad2无法上市,也重击了日本的汽车产业。但这并非最主要问题。这次灾难最令人深思的是被作者称为“平等法西斯”的日本社会特质,作者举出一些导致“平等法西斯”的客观因素,如文化及语言单一化、人口密集等,其中最关键因素,莫如柄谷行人在《伦理21》中亦曾讨论过的“村意识”。由于日本本土(尤其是东北地区)为多山、封闭的岛国内陆,人民密集于一处又经常面对灾难,故萌生了一种“村落”共同体的集体意识,彼此以“村落”这种共同意识为团结一致的力量,为了维持“村落”的和谐平等,他们讨厌唱反调的人。

在内战纷扰的古代,这种集体心态或许可以团结一村之民的意志,但事实,这种心态一直保留到现代,它表现于二战时军事扩张,也表现于日本人的社会身份和意识上。作者指出日本人的“平均”深入日本人的意识里,每个日本人都是相同大小的齿轮,不像一般社会的人有长短高矮,他们对于“牺牲小我以完成大我”的人没什么景仰,对于道德水平高或有才干的同胞甚至有点平均主义的妒忌,这就是为何日本社会对于被外国媒体广泛报道的“福岛五十死士”没多大反应,也说明了为何自卫队仅在福岛空投一些食物便立即离去。正如作者说的,这种平均齿轮的“法西斯”社会,一旦订立比如战后经济重建等大计划后,即能够迅速地完成目标,可是若要作出左、右转的微调或者面对突发性事件,便觉困难重重!

一般读者以为有关灾难的纪实文学应该歌颂灾区人民的坚毅团结,陈弘美却透过灾变揭露日本社会经济结构的问题,这已不是社会失序或制度运作失灵,而是一场突然大灾难揭示出日本社会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地震和海啸代表着大自然的偶然性意外,它与日本社会结构中维护核电产业的必然问题产生了辩证关系的碰撞。这次自然灾害在规模方面正是百年罕见的,加上它所引发的核灾,更令主事官员和救灾人员像碰了一个巨大的烫山芋,而核灾背后的核电制度更是深埋多年的定时炸弹。

一向安于社会和谐的主流社会对于指责核电的声音并不理睬,一旦面对如此深重教训才开始反省,可是核电厂高层仅一人撤职,仅有数名涉事高官被迫以丰厚退休金提早退休而已。一如自卫队的冷淡反应,当日本社会面对灾变时(这也可以解释日本军队对战争责任的看法),个人宁愿跟大家保持一致也不愿意多走一步或者牺牲小我,因为只把问题视为集体的不幸事件,既然这是一次百年罕见的多重灾变,那么更应该藉着一起分摊责任然后把事件“气化”,即没有人需要承受法律责任或良心责备。

最近我们听见日本某些地方官员支持复建核电厂的消息,《日本311默示》的作者告诉我们,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几十年核电垄断的必然结果。当初日本因为先进安全等理由而使用核能,结果核电公司不单垄断了电供市场,也垄断了媒体声音,任何公开反对核电的艺人或公众人物都被封杀,即使在“311”过后,《东京新闻》也因为露骨的反核立场,而流失大量广告客户。在官商勾结下,核能被描绘为干净而绝对安全的原料,上至官员,下至家庭主妇都迷信核电安全。在正常情况下,核电厂有潜在危险但不会酿成灾难,但这次海啸绝对在意料之外,它让日本人开始思考一味拥核的荒谬,也对一向迷信科技、政府及大企业操作的民众作出当头棒喝,现在开始有人询问核电厂的安全措施是否马虎,甚至批判这些集团对前线员工在薪资和生命上的剥削。

即使对于习惯灾难的日本人来说,“311”仍然是超乎意料之外的真正灾难;另一方面,它既揭露了日本核电垄断制度的问题,也挑战了日本人的生活态度,有人因为目睹配偶的真面目而分手,也有人变得更恩爱,有民众争先恐后地抢购面包和生活必需品,也有人守望相助。对陈弘美来说,这场灾变令她暂时抛开了形象顾问的身份,关心日本社会背后的问题,从仪容训练课室走到满目疮痍的灾难现场,还与少数孤独地对抗整个核电制度的代表人物之一——日本核电讼诉团的河合弘之律师对谈。《日本311默示》不单让读者了解“311”始末,还让他们深思核电对自然和人类命运的意义,它告诉读者:平衡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才是人类社会在未来的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