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15日 星期二

製造猶太民族 (文匯報﹕2011-02-14)

書名: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

作者:Shlomo Sand

出版:Verso

出版日期:2010年6月14日

定價:港幣176元



以色列建國多年,從阿拉伯世界中的猶太孤島,變成美國中東政策的代理人甚至地方霸權,她入侵巴勒斯坦人土地的軍事行動,不單為阿拉伯世界及西方同情者所不齒,更備受國內左翼學者的質疑,像艾蘭.佩普(Elan Pappe)、馬克.艾里斯(Marc H. Ellis)等新派歷史學家,他們從歷史考證上批判以色列政府的滅族罪行,並提出以巴和平相處的構想,引起激烈討論。其中桑德的《製造猶太民族》就是近幾年來最富爭議之著作,被譯成法、英等多種譯本。


這本書透過歷史文獻的考據,證實現代猶太民族其實是民族建構論述下虛擬出來的共同體,呼應了本內德.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桑德對於國族問題的視野與後者和蓋爾納(Ernest Gellner)一樣,都承襲了十九世紀法國史學家勒南(Ernest Renan)的國族論述,認為國族的概念乃植根於長年累月的宗教及生活經驗所形成的共同情感,但沒有知識分子刻意把它形諸文字,就沒有關於該民族的理念形成。


但德國十八、十九世紀的民族理論先驅赫爾德和費希特說的恰好是另一回事,他們分別以血統及語言的共同性,作為證明一個民族存在與否的依據。到了十九世紀,德國的民族主義觀也發展成「以血統為證明」(jus sanguinis)的版本,這既可說是種族主義的始作俑者,卻也同樣衍生出今日以色列立國根本的錫安主義思想(Zionism)。在錫安主義者如赫茨爾(Theodor Herzl)的國族神話中,今日猶太人源自舊約十二支派之一,因為羅馬人的迫害而流散到羅馬各行省,甚至到達二戰前主要集中地的德國及東歐意第緒語區(Yiddish district),「大流散」(Diaspora)和「大屠殺」(Holocaust)成為以色列國族神話的重要標誌。


然而最耐人尋味的是,如此重大的「民族流散」,在古羅馬史冊裡竟然找不到任何蛛絲馬跡,尼祿在位期間,後來成為皇帝的提圖斯的確曾鎮壓過猶太人的起義,但曾參與起義的猶太史學家約瑟夫(Flavius Josephus)說有一百多萬人被殺,作者認為這幾乎等於滅族。此外,約瑟夫及其他羅馬史家所記錄的剩餘人數,最多亦不過幾萬人,難以聯繫今日猶太人的數目。而羅馬政策中沒有把參與叛亂的民族驅逐到其他行省的做法。有趣的是,甚至有人認為猶太人的祖先是中世紀居住在高加索以北信奉猶太教的哈札爾人(Khazars),他們的國家被基輔羅斯(Kievan Rus)滅亡後,就遷徒到十九世紀猶太人聚居的意第緒語區。


而在十九世紀末錫安主義者的腦中,我們卻可以看見赫爾德或費希特的影響,他們也講血緣及語言上的「根源」,其中關於猶太人從古代繁衍至今的假想更被奉為圭臬。近代歐洲論述中的猶太人稱為阿什肯納茲猶太人(Ashkenazi Jews),他們大多定居於德國及東歐意第緒語區,拒絕被宗教同化,不過並沒有牢固的民族概念,只有當格里茨(Heinrich Graetz)寫成《猶太民族史:從上古到當今》以後,才出現錫安主義者如赫茨爾的民族想像。


猶太民族的起源非常駁雜,從歷史上的痕跡看,似乎是源自不同地域信奉猶太宗教的種族,除了有關哈札爾人的記載,還有論者認為中世紀北非某些信奉猶太教的柏柏爾人是猶太人,他們後來被北非伊斯蘭教徒迫害。這些民族恰好處於邊緣的位置,像錫安主義論述中的猶太人一樣被迫害。桑德於是提出一項爭議性的意見:猶太人本來是由歐洲、亞洲及非洲各地信仰猶太教的種族繁衍而成,桑德更認為猶太教是一種改宗者(proselytizer)的宗教,即並非信奉者本身的民族宗教,這論點甚至質疑了猶太教的傳統信念。


桑德的著作引來不少批評聲音,有人認為這不過重拾猶太裔作家科斯特勒(Arthur Koestler)關於哈扎爾人的「第十三支派」論點,也有人認為傳統定義的猶太人沒有血統的界定,但也有論者認同桑德將以色列國族論述「去神話化」及「世俗化」的努力。不管如何,桑德基於勒南的史觀,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民族真是被建構出來的話,那麼有關猶太人流徙及重返家園的說法既不確切,亦無助於使以色列成為一個現代民主國家,以色列應該重新定義自己,讓以巴兩族攜手建構平等國家。

2011年2月7日 星期一

竹棚所建構的公共空間

(文匯報﹕2011-01-31)

文:彭礪青

書名:棚.觀.集:關於竹棚、戲曲及市集文化的探索

作者:謝燕舞、小口、潘詩敏

出版:藝述研究社

出版日期:2010年11月

定價:港幣180元



平時經常看見建築工人用竹棚包圍待重修的大廈,不以為異,想不到本書的3位作者卻將竹棚技術與傳統的戲棚,及舊日香港的墟市連繫起來。她們都是唸藝術文化研究出身的,所以書中沒有涉及人類學、社會學或建築學的理論探討,卻運用更多日常生活中的觀察,令讀者更易體領書中的內容,也更易引起共鳴。

竹棚是中國傳統特有的建築材料,這是西方甚至中國北方所缺乏的,因為惟有生長在南中國一帶的竹莖,才能製造既耐用又方便拆建的建築材料。竹棚最初在西南少數民族建築中出現,與木材相比它更有韌力也更方便使用,可是只有嶺南一帶才運用這種建築材料。作者謝燕舞在卷一第二章裡說明,竹棚源自上古粵南的水傣族和僮族建築,後來推廣到廣東全省,作為搭建戲棚的材料,作者也發現,香港是把這項傳統保留得最完整的城市。由於戲班是四處流動的,中國社會亦沒有像西方人般提供一個固定的表演場地,所以人們就運用了拆建簡單快捷的竹棚,於是竹棚又令人聯想到戲曲表演。


西方建築自古希臘時代起,便與石頭及其築造出來的空間相關,而中國則除石頭外,也有磚頭和木材,這也影響到戲台的建築方式。雖然在漢代,「露台」是用磚塊和土壘建成的戲台,但到了唐代的「樂亭」卻開始出現木材。建材的轉變,除顯示表演空間民間化,還表現了表演空間從固定變成流動。竹棚這種易於拆建的建築之所以出現,其實與中國歷代戰亂頻仍,西南地區地勢陡峭有關。回看香港,可用建築空間亦同樣有限,所以竹棚也成為搭建戲台的最佳建材,作者們不單解釋香港戲棚的特色,亦以印尼、傣族等以木材及竹棚築造的棚屋與香港的戲棚及大廈維修時搭建的竹棚作對比,更突顯本地建築的獨特傳統。


古代戲台的流變是一個有趣的課題,當中關係到戲劇表演對人類社會的作用。無論在中國抑或西方世界,戲劇最初都與祭祀或集體宗教活動緊密相連,直至中世紀以後,戲劇才失去了公共宗教活動的特色,而中國戲劇也差不多在同一時期的唐宋兩代,從酬神變娛人的節目:當戲班在空地上搭建竹棚,便給這片空地賦予公共表演場所的意義,這個空間不單為戲班享有,也為觀眾所分享。作者們強調,恰好因為竹棚這種輕易拆建的建築,才讓古代神廟的戲劇形態,在香港得以保留,從中我們可以明白竹棚對香港戲曲表演的意義。


另一方面,戲棚並不是固定概念下的產物,它也在流變、轉型,它從鄉村神廟前的空地漸漸轉移位置,在香港經歷了都市化及工業化過程,政府開始建設市區和新市鎮的文娛設施後,戲棚在屋附近的球場空地上出現。市區的戲棚出現稍晚,但都帶著鄉村神功戲棚的痕跡,只不過失卻了鄉土的根感,變成都市內的異空間。另一方面,雖然較大的戲團也有自己的戲院(如薛覺先與馬師曾),但政府也同樣興建了許多社區中心並立大型戲場,讓戲團在裡面演出。書中特別講述了今日如同鳳毛麟角的新光戲院,這間有親中背景的戲院,在昔日介紹了不少國內戲曲的新作品,它是香港大眾審美風尚隨時移世易的最佳見證。在大眾表演藝術的變化中,戲曲失卻了大眾的歡迎,開始變成小眾的高雅藝術,現在它遁入了大會堂劇場等高雅藝術表演場地,變成康文政策下的表演節目,而非為大眾所喝彩的慶典。


這恰好也是一個從竹棚變成石頭的過程,雖然政府聲言肩負起推動藝術文娛活動的重責,但在時代流變中失落的東西是無法挽回的,這書亦可算是作者們為保留對竹棚、戲台及傳統墟市而作的努力。目前這些傳統正面臨日漸消逝的危機,不單戲棚和墟市,就連具備實質建築用途的竹棚亦一樣,所以作者們希望藉這本書保留這方面的集體記憶。


「有地道文化特色的空間總是被賦予某種意義。」作者在關於墟市的第三卷結論中表達了這種訊息,而那被賦予意義的空間,就被定義為「人文空間」,畢竟這是相對於單一、重複、乏味的市區空間及建築而言,因為市區建築及空間設計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了提高房地產回報並降低住屋成本的功能,而「人文空間」亦掮負著承傳文化的責任,它或多或少是人們自發地隨傳統需要而構建出來的。必須感謝3位作者,藉著竹這一種高流動性的建築材料,帶出「人文空間」的意義和特色,讓我們珍視香港所承傳的建築文化。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1/31/BK110131000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