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数位移民的告白》:直面无可逆转的数位化趋势 (2011-06-27 09:32 南方都市报)

《一位数位移民的告白》:直面无可逆转的数位化趋势

(2011-06-27 09:32 南方都市报)

《一位数位移民的告白———facebook ipad iphone twitter e-reader如何翻转我们的世界？》，尼克·比尔顿(Nick Bilton)著，行人出版社2011年2月版，港币120.00元。

彭砺青 □图书馆职员，香港

科技革命对人类生活的改写，相信以互联网与及相关的数位技术的影响最为深远，Facebook在虚拟世界实现了社交网络的构想，twitter加速了实时的文字沟通，而iPad以及各种各样的e-reader则改变了我们阅读的模式。然而，互联网、数位化、虚拟社区等现象从开始至今不乏尖锐的批判者，其尖锐程度即使与工业化媒体技术所遇到的反应声音相比，亦不遑多让。站在这股波潮里，那些早已惯于网络及数位文化的“数位原民”（digital natives）从不理会这些批判声音，继续埋首于享受数位成果，只有那些刚刚投入数位世界的“数位移民”（digital natives）才会尝试为之一辩，包括本书的作者。

数位化趋势无可逆转

本书作者尼克·比尔顿在《纽约时报》的研发部门工作，在写这本书之前，他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自己已停止订阅自家报纸，这看来只是小事一桩，却引起公司的轩然大波，但比尔顿认为报章的数位化趋势只是迟早问题，正如书本也渐渐被e-book取代一样。以历史角度来说，互联网及数位化确实比计算机发明更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书写和阅读形式，而网志、社交网络、推特等工具更为书写、阅读甚至一切文字形的发言及响应提供实时进行或删除的平台。还有自由化和作者所谓“私经济”的出现，这些现象都改变了工业社会那种垄断式生产、既定消费模式及一般民众作为“单向度”的“消费者”的角度，也打破了技术垄断局面。

既要作为“数位移民”为“数位”一辩，就必须讨论富前瞻性的话题，所以这本书尝试预言“数位”世界的未来图画，因为这样才能突显数位的积极意义，但我们只能站在线性时间的末端“仰望”浮动不定的未来轨迹，然后用只语片言描述出未来的梗概，就本书而言，作者确实在后记《他们为什么不回来了》里预示了网络后社会的权力真空，即使这种趋势已被许多人讨论过了。不过，学术上的预言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作者能预示什么不为人知的未来，而是因为他将现行零散的现象整理成为一道流经当下直通未来的历史趋势，这是本书的贡献。

网络令误导人群的共谋无法得逞

作者首先从情色产业透视互联网及数位化世界的技术特质，从印刷术发明后印有性爱版画的《巨人传》挑战圣经销量，到近代早期电影雏型的电影街机（movie arcade）播放女人脱衣的片段，电话录音出现没多久就有了色情收费电话……情色之所以永远走在科技前沿，是因为人们总希望用私密的方式发泄性欲，而现代科技能提供私密性，互联网更为数位原民提供制作（自拍）的便利，以致无数匿名的制作者可以按各自及志同道合者的喜好而上载自己制作的影片，反过来也挑战了情色网站。总的来说，套用情色作来阐述网络优势有其好处，不单能说明互联网史无前例地产生了一个既私密又开放的匿名空间，又能说明它怎样解开了业界对科技的垄断。自由的信息流动，让无名大众能够掌握影片制作之知识、程序、器材及成本。

互联网从虚拟世界中开放一个沟通平台，令我们可以做现实生活中不敢做的事情，也方便那些志同道合而不相识者的沟通。在第三章《你的认知路线图》，作者借用了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寻找网络社群的定义。安德森认为国家和民族都是“想象的”（im agined），因为即使共同体成员互不认识，其“互相连结的意象却活在他们心中”，而印刷术催生了近代欧洲民族主义发展。对比尔顿来说，互联网也发挥了同样的连结作用。但安德森忽略了主权在“共同体想象”背后兼施的压迫者作用，而作者没直接指出虚拟共同体往往因为主权缺席（至少是表面上不存在）而变得既自由又团结。另一方面，比尔顿固然提及了网络的论争，但对网络暴力及其对现实生活的延伸，却不置一辞。

这种“共同体”有时称为“集体行动”可能更恰当。作者指出一个有趣的研究结果：在一群各自为政的人堆中，只要有超过5%的人走向相同方向，其他人就会注意到并跟随其后，作者引用研究报告，称这种“群的逻辑”为“群体智能”。当然，这也可以发展成另一种“旅鼠的困境”，却教我们发问，为何网络世界比其他媒体更能刺激人们共同行动。但无论你将这种行动逻辑命名为“自发性”抑或“盲从性”，都反映出网络比其他媒体解放人们的言行。作者也认为网络的开放性会令那些尝试误导人群的共谋无法影响所有受众，也许这说明了只有虚拟世界我们才能享有最接近直接民主的理想。

技术不能替代人的理性

字是整个媒介历史的一部分，假如我们接受历史是进步的，那么我们应该接受网络文字的出现。反过来说，数位科技也增强了人的能力，作者引用了一个研究例子：经常玩电动游戏、技术了得的外科医生能更快更准确地做手术。普遍来说，从简单书写到计算机键盘，从雅达利（Atari）到今日Playstation的游戏杆，大脑思维及反应能力和人的技术能力也在提升。如果我们梳理人类运用工具的历史，我们会问，在促进技术的层面上，数位产品和文字有什么不同？

也许分别在于“实体”和“虚拟”。当一切都是实体商品时，商业垄断和对个体自由的权力操控总是比较容易，而对虚拟世界的管理则困难重重。不过，我们还未完全虚拟化，所以我们的“现实”也是完美虚拟世界的漏洞。但作者告诉我们，旧有的社会正在土崩瓦解，新的商业模式和社群不断涌现，数位化就是那种改变社会形态的推手，而他希望我们不要害怕这种趋势，因为它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我们可以驾驭的。的确，技术不能替代人的理性，除非我们向技术献上我们的主权。

（编注：本文中之“数位化”即大陆所讲的“数字化”。）

味觉经验的消逝 (書香兩岸2011年6月)

味觉经验的消逝

(書香兩岸2011年6月)

书名﹕文以载食

作者﹕于逸尧

出版﹕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11年1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港币88圆

香港这城市的其中一项特点在于﹕各种声色娱艺，一应俱全，连吃也多姿多采，甚么菜都普及，大家谈起这些感性经验的时候，总是眉飞色舞，偏偏鲜有人把它当成研究或思考的对象，这证明了香港人对各种感官享受的持久性，抱存着一种悲观态度。这不是胡诌，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不就暗含着对明天有酒喝的质疑吗﹖从另一方面看，感官确实容易逝去，故此以文字保存经验，往往成为一种让人啧啧称奇的任务。

本书作者就以这种态度写成《文以载食》，他不单写了咀嚼各种食物的感官经验，在〈美食阴阳路〉中，他还提出捍卫味觉感官经验的主张，令人想起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立场，不过于逸尧运用中国的阴阳学说来解释，认为这是一种在男性中心主义主导下被忽略的「阴性」体验。这还未看出作者的思考，在〈糖王〉开始时，作者就提出各种味道与人类习惯和社会性的关系﹕例如辣味是一种习惯的味道，但不是天然的味觉﹔而甜味是一种富家大户的奢侈味觉，却被麦当劳刻意渲染而失却原来特质。书中每章开头都有对味觉与社会关系的思考，虽然与读者分配的往往都是豪华菜式，但看得出《文以载食》与一般谈论饮食书籍截然不同的地方，是作者对饮食文化的认真思考。

饮食文化看来无关宏旨，事实上却反映了香港社会的痼疾，纵观香港数十年间，饮食文化从未像这十年间广受注意，尤其是openrice网站和米芝莲饮食点评出现后，更为严重，反映社会价值观正不断向饮食口味侧斜。从电视节目到饮食笔记，这种文化每以标榜消费豪华品味作为社会身份标记为己任，而不是关于传统食谱的实作与劳动﹕一方面反映出豪华美食透过这些媒介呈现在平民眼前，让他们消费这种观看名人进食的视觉经验﹔另一方面，饮食越来越远离烹调的劳作，而转向奢侈的消费甚至阅读饮食经验的象征性活动。作者在〈松绑〉中，就认为我们应该反省一下我们除了工作就是饮饱食醉而且厌恶阅读思考的生活方式。当然，这并不是说作者走在社会文化的对立面，但他在文字点滴中，仍然隐含对社会习性的不满和批判，这就超越了闲谈(gossip)而达到了反思的层次了。

但话说回头，不能否认这种向高档口味看齐的饮食笔记，是一种感性经验的跳跃，不过这与其说是跳跃，无宁说是沦丧。这种笔记与唐鲁孙式的餍餮笔记是不同的，因为后者是一种畅游于传统文化的纯感官享受，而前者是对那种行将消逝的传统文化进行哀悼。这样说，这些现代人写的饮食笔记反而有一种苍凉的味道，因为正如本雅明所说，现代人在「经验」上是贫乏的，我们的感官也远较上几辈人为迟钝，厨师迁就我们的饮食习惯，造成恶性循环，所以当作者在天后的上海弄堂吃到真正的馄饨时，就觉得感动流涕。

作为一本饮食笔记，《文以载食》既介绍西方美食，又考查仍能在香港找到的传统食品，当作者考查的时候，读者能够感受到食品和传统家庭的温暖。如果说这是一种记忆的重构，以免我们失落那种身份认同，这还不算太夸张，正如作者在介绍潮洲糉的〈一口安乐饭〉开头就解释了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包括「家」的，以往我们的饮食文化总是紧扣着家庭的劳作，既贴近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又能维系一家的团结，这尤其反映于作者介绍中国传统家常食品，如腌制食品和腊肉，在过去，这些家常食品往往是自家制作，在全面都市化的今日，我们已经难以想象如此景象了。相比之下，今日西餐厅和日式料理的食客往往较多为年轻同辈或情侣，充份表现出个人主义特质。

然而我们都生活在节奏紧迫的社会里，茶餐厅文化就是我们的饮食文化，没可能有闲暇像作者般「探食寻源」，从饮食反思自身和社会，或挖掘市廛中遗落的饮食王道，我们也不能抱怨。想一想，昔日在社会底层生活的人，能吃一顿饱饭又有几人﹖像今日的泡面，以往也满足了多少穷人为求温饱的奢望，如果我们都像作者般鉴古知今，如指出「馄饨」的典故来自《庄子》中「混沌」的闭塞状态，或者能道出「伊面」源自伊秉绶以面条宴客时厨子误用油炸成的面条﹔这未必有甚么了不起，却更帮助我们了解事物的来源，不忘本，也算是小小的开悟。

古时韩愈提倡古文运动，主张「文以载道」，「八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现代人未必都有同等的志向，却可以像作者般透过饮食来思考生活之道，也可谓保留了一点传统，亦算是为了「饮龢食德」的理想，做了点事情。

如何建构台北学 (晶报 深港书评: 2011-6-26)

如何建构台北学

(晶报 深港书评: 2011-6-26)

《台北学：幸福城市的风格地景》 　　

李清志　颜忠贤等 主编 　　

台湾马可孛罗出版公司 　　

2011年5月版

对于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来说，城市景观及其文化底蕴就是他们自己的世界，或者是他们认识世界的起点。另一方面，由于每个城市都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及风土人情，所以人们无法领悟在他方另一座城市里长大的记忆和感性经验，他只能透过第二手资料(即别人的记述)去理解，然而即使是最详实的描写，也无法道出内在经验的个中三昧，例如从某处街口走到邻近的另一街口，或者看着街头巷尾的某间店铺搬走，但居民总要遇上某些转变或时机才能仔细忆述出其中细节，而这些城市细节很难用某类学术领域加以归类，有些人称之为“城市学”。

我们也可藉着这些特点了解《台北学》一书，书中作者根据本身的志业，从不同的论述角度，试图重现台北市的面貌，“台北学”的灵感来自“东京学”。不过，如果真有一种命名为“台北学”的学问，那么它也能够教导读者各种各样的感伤、乡愁和行将消逝的记忆断片。作者之一的韩良露在序言《热爱我们的台北》里承认：在1990年代以前，她那一代人喜欢到世界各地飘泊流浪，在旅游了六十多个国家以后，却突然萌生出一份对台北的乡愁。相对于感性的“乡愁”，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维公却向读者道出“台北学”的秘密：“当你有了在台北生活的理由而不是只有生存的技巧，就会找到城市的归属感。”他的“街区主义宣言”既等同于呼吁人们寻回“在台北生活”的特质，亦可视为寻找一种“台北学”的论述开端。

除了生活空间的现象学思考和感性经验外，当然还有文化或历史的钩沉。一般而言，关于城市的记述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抒发个人情感和记录个人经验；另一类是钩沉历史、分析集体意识，或描述地理景观，前者是感受性的、文学性的，后者却是学术性的。然而，究竟我们应该怎样讨论一座城市的历史才能避免“意识形态宰制”呢?主编之一的颜忠贤便指出：台北学不应该变成风格上的描述，也不应受地理局限，而是应该从历史去着手。他认为，台北的历史就是外在的历史，其中紧扣着荷兰殖民地、郑明的军事控制、清朝边疆省份、日治地区和国府省份等身份。然而这些封建与殖民统治却开启了台北城市化进程，其中最明显的，是不同时期的建筑特色和多元风格的街景。当然，这些地景因素也影响了台北人的成长经验。

台湾电影最能反映台北的时空变迁，陈儒修在书中文章《新台湾电影中的台北》里，不单引用布什亚和班雅明的话，指出电影与城市的紧密关系，及观众透过电影提供的深刻感知体验到的城市面貌变迁(如拆马路、拆房子)。作者又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新电影时代，台北是一种简单的城乡二元对立，到全球化的后新电影时期，电影里充斥了台北的移民、外国人和陌生人，可见人与人的关系也趋向科技化，到处充满了网络虚拟关系，人处于游牧、漂泊的状态。台北电影中呈现的“人的境况”，也不单标志着地域性问题，它更反映出台北与全球城市的接轨，台北人像其他城市人一般感受寂寞，这种寂寞状态既是台北转变的成果，也改变了台北人的定义。

抛开理论探索的问题，书中作者也分享了不少感性经验，如著名小说家及《梦见街》作者骆以军分享他的“梦见街”：温州街；影评人韩良露在《台北美食记忆地图》中回味台北各区美食，不单有西门町和东门町的小吃，也有街市售卖的食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感性经验与所谓“台北”的鲜明地方特色没有直接联系，这些地方却触动了作者的感官而萦绕在他们心中，例如温州街没有粮行、裁缝店、草药铺、老唱片等勾起旧日回忆的元素或典型的怀旧遗迹，它只是“漂浮在那些庶民百工而形成小小文明梦境之外”，由小市民普通生活组成的众多生活情景。而作家陈雪在《天使热爱的生活》中勾勒出台北的另一面：它的酒店、情色场所(如“牛郎店”)、网络世界和缅甸人聚集区。然而，当一个香港读者读到这些段落时，就会说：“对，这就是都市的面貌！”因为它不刻意营造外观，却自然萌生出多元的城市生态，而这些生态面貌亦往往与个人成长经验重迭，多于符合某种城市意识型态规划。

书中这些感性经验多少让人想起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两者都同样描述城市区域、街景、店铺引起作者的文学想象和往事钩沉；当然，台北的建筑历史和自然景观，但也可以引发充满文学性的讨论，即使由植物学家郭城孟写的《生态台北城》也具有很高的可读性。他追溯到280万年前的火山爆发及30万至6万年前的大地震所构成的台北盆地面貌，用史前史角度讲述今日台北地理景观、植物品种，以至对台北城市发展的影响，藉以总结出台北有条件成为生态城市。

近几十年来，台北的面貌经历着显著的变迁，新的摩天大厦如铺天盖地般茁长，不少旧街和传统民居面临拆卸的命运。一方面，欧美媒体纷纷称台北为“最具创意的城市”与“最被低估潜力的城市”；另一方面，保存历史记忆成为艰巨的工作。这种工作不单要保存古老建筑物并让它们焕发生机，也要营造各种小区。建筑师林崇杰在《一个被遗忘的城市转型与蜕变》中，称许了台北近几十年来保存记忆和营造小区的工作。而研究台北民俗建筑的李干朗，曾指出虽然日本统治者拆卸了晚清台北城墙，可是台北城的痕迹在今天仍隐约可见，历史原来就在闹市之中，尚待我们去发掘、认识。

这本书不单评估过去台北市的发展，也指出保存城市的关键因素，林盛丰就指出不可迷信发展而忽略永续发展、要有策略性和整合性的规划、重视空间感、城市魅力及城市美学等。令人欣赏的是，这些作者对城市设计都有整合的眼光，强调保育、绿化、小区、空间及美学并重。这是一本很有启发意义的文集，提醒我们注意在台北市的商业区和购物商场背后，也有许多值得发掘的宝贵遗产和城市感觉，对于其他华人城市的读者和研究城市及建筑的学者，台北市的成功例子绝对值得参考、借鉴。

超越「共識」的聲音 (文匯報: 2011-06-27)

超越「共識」的聲音

(文匯報: 2011-06-27)

書名﹕歧義 (La mésentente)

作者﹕洪席耶 (Jacques Rancière)

譯者﹕劉紀蕙

出版﹕麥田

出版日期﹕2011年5月

一直以來，政治哲學傳統教曉我們，「政治」是尋求「共同的善」（the common good）﹔另一方面，柏拉圖的「理想國」與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亦建基於一種「領導原則」（arche），當我們接觸政治的時候，總得依循著一種共同綱領或遊戲規則，進行理性的對話。在哲學史上，被命名為「邏各斯」（logos）的「言談」總是主宰了言談的形式，而感性或不具完整意義的發聲僅被當作「聲音」（phoné)，按照「理想國」的哲學傳統，這些聲音總被忽視。

正是這種視而不見的論述，使研究工運及學運多年的洪席耶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決裂，轉而尋找一種更能代表基層感性聲音的激進立場。洪席耶重新賦予這些「聲音」以感性的意義，這些聲音的「感性」特質恰好與洪席耶在《美學政治》所闡述的「感性分享」（le partage du sensible）不謀而合。這種「感性」（aisthesis）正是「美學」的詞源，它一直在哲學和科學的理性言說和管轄之下，然而無產者及社會最低階層者的訴求力量卻在於這種「非理性」的異議聲音，這種被亞里士多德蔑視的聲音正是一種真正屬於群眾也不能被理論所「正名」的反抗。

然而他們一直被貶低，因此，洪席耶反對將政治哲學家將他們納入傳統論述中去論述他們在「政治」原則上是否「正當」，洪席耶更批判議會民主的「共識政治」，因為「共識」早已淪為既得利益者的分贓，而洪席耶卻追求不協調的「歧義」。書名《歧義》譯自「la mésentente)這個法語詞彙，它具備豐富的政治意涵，可解作「不協諧」、「異議」和「紛爭」。

《歧義》在洪席耶的政治哲學著作中具有重要地位，他重新評價自古以來一切聲稱追求「共同的善」的政治秩序，並透過發掘政治哲學傳統中的「無分者之分」（part des sans-part），將政治行動提升到廣泛的層面。所謂「無分者之分」，指一切處於政治討論以外的「無持分者」，如古代城邦的奴隸或當今社會無公民身份的雇工，他們在任何政治制度無法享有「持分」。

洪席耶將柏拉圖藉「領導原則」構想的「理想國」稱為「元政治」，而把霍布斯那種建基於「主權」及「契約」的「國家理論」稱為「類政治」。對洪席耶來說，霍布斯「國家理論」的問題更好地說明了審視「無分者」之必要性，因為霍布斯的契約理論對象為將主權交給國家並藉由國家擁有權利的「持分者」，忽略了更多在國家主權下不被看見的「無分者」。洪席耶也批判馬克思將「人民」定義為階級的論述，今日西方社會的移民工群體實際上早已在傳統馬克思的工人階級論述以外而無法被定義，洪席耶這種立場也表現出對蘇聯斯大林主義政制的反思和對阿爾都塞式馬克思主義的超越。

《歧義》在洪席耶的著作中，最完整地闡述他對政治哲學及現今政制的反思，也是這些反思的奠基之作。他在《民主之恨》對於民主與共識作出反思，在《哲學家及其貧乏》中繼續討論柏拉圖的「理想國」及馬克思的「無產階級」構想，這些論述基本上可在《歧義》中找到線索。然而讀者除了看出他對一切稱之為民主體制的深刻批判或對政治哲學論述的反思外，也可以發現洪席耶為擴展「政治場域」而作出的努力，這些新的場域必然與「共識政治」抗衡，而且蘊藏更多「歧義」或「歧見」（dissensus）的可能。洪席耶以「人民」（démos）為「無主體」之「主體」，無論他們是否總是遭到柏拉圖及亞里士多德的蔑視，或被馬克思誤稱為「階級」，他們在洪席耶眼中總是啟動「政治」的那群人。

被強加的「現代性」 (左岸文化網﹕ 2011年6月12日，原載相同日期﹕ 南方阅读 视野)

被強加的「現代性」

(左岸文化網﹕ 2011年6月12日，原載相同日期﹕ 南方阅读 视野)

书名﹕帝国边缘——台湾现代性的考察

作者﹕ 蔡明璋/ 王振寰/ 蔡瑞明/ 林端/ 林津如/ 李丁赞/ 李玉瑛/ 廖咸浩/ 吕建德/ 林崇熙

编者﹕黄金麟/ 汪宏伦/ 黄崇宪

出版社﹕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年12月

定价﹕港币183圆

虽然有论者认为我们身处后现代世界，讨论「现代性」(modernity)仍似乎是社会学人的急务，远至社会学大师齐美尔，近如鲍曼(Zygmunt Bauman)等人都在讨论现代性问题。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现代性」涉及对官僚体制、市民社会、家庭关系、经济模式、法律框架、教育制度甚至媒体操作等方面的讨论。本书就是台湾社会学人对这问题的本土探源，他们尝试在理论方面填补过去的空白。

然而就亚洲社会来说，「现代性」不是自发接受，而是西方殖民世界强行植入的，故此，台湾并没有经历泰勒(Charles Taylor)所说的「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y)过程而产生官僚体制、市民社会等「现代性」的「财产」，而是被日本殖民政府强加于身上，在这时候，大量属于西方的「现代性」制度，包括现代法律等，都被「横向移植」并强行实施在中国传统社会及社会团体之上，「现代性」戴着官方的外来者面具，进入了台湾。

然而这种外来的现代性与前现代的本土特性并非永远对立。以法律为例，由原住民及汉人移民法律习俗组成的民间法，与外来统治者的官方法律一直处于微妙的关系，在前现代的明清两代，官法民法一直保持和谐关系。但有趣的是，尽管经历了日治与国民党高压统治时期，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处于既合作又各行其是的关系。

由于殖民化与现代化几乎同时发生，没可能不用后殖民世界的地缘政治视角来探讨台湾的「现代性」问题，虽然殖民制度的作用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性媒介，但在台湾历史上，是殖民统治让「现代性」在台湾生根。当然，这样也会令人对「现代性」产生负面印象，以为「现代性」都是社会不公义或社会冲突的罪魁祸首，其实在更多的时候，由于「现代性」对于普世人权的承诺，反而更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本书作者并没有忽略这一点，书中对于各方面的讨论尝试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梳理出台湾社会发展脉络，叙述与评论互相配合，亦充份条陈现代制度实施(如教育及法律制度)的利弊。

当然，种种措施背后的目的都只是为了「皇民化」台湾，但日本政府既视台湾为日本的殖民地省份，亦希望透过这些政策实施一种「现代化」的启蒙教育。例如在日治时期，殖民政府废除一切妻妾制度并禁止缠足习俗，而日治时期的现代化趋势亦萌生了自由恋爱观，挑战了传统的父系家庭权威。在教育方面，书中论者认为，教育政策越具压迫性，日本殖民地当局越以西方「理性」教育消除中国传统的因素，并设置越多的障碍防止本土精英与日本人平起平坐，并像英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知识阶层争取更多政治权利，反而激发更多渴望接受思想启蒙的本土知识分子，国民党政府迁台初期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教育下茁长的台湾地方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官方意识型态的冲突，这种以压迫而非解放为要旨的现代化教育对台湾人产生了吊诡的效果。

一如晩清其它边陲地区，台湾是一个种族成份复杂的省份，原住民可按汉化程度分为生番和熟番等名称，而垦荒的汉人也可按移居年份划分。对于这种社会构成状态，传统说法是「一盘散沙」，但一盘散沙往往不是散沙，而是过度复杂分化但仍具模糊意识的共同体，而殖民者植入的现代性要素把这些各具特色的群体统一成为殖民政府想要的现代国民。二战日本战败后，日治殖民政府所遗留的基础行政权力及户籍与地籍制度，又恰好被财经官僚体系完善的国民党政府完整地继承下来，加上美国的经援，遂使台湾社会得以继续现代化进程，从现代化脉络来说，国民党统治并没有蕲断殖民统治带来的现代化进程。

本书作者多循传统社会学路向讨论台湾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虽名为「帝国边缘」，但内容并未如标题般充满「后殖民」意涵。事实上书中较少展现台湾在不同时期与周边地区的(包括经贸及政治上的)互动，惟一例外的是第三章〈台湾与世界﹕「接」与「结」的历史〉，作者以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台湾地区在明郑地区政权、满清世界帝国、日本殖民及国民党行政体制下，被统治当局以不同手段将其与世界体系接轨，明清时期以松散的剩余征收维持低度开发，而日本与国民党统治则是在资本累积下进行高度发展，以这段台湾以不同经济生产及行政管理模式进入世界体系的历史，探讨今日台湾在全球化扮演的角色。

「现代性」的延展带来了「后现代」的问题，后者本来指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于文学、艺术及建筑的新风格，后来渐渐扩展到一切范畴的讨论，作为被动角色的台湾，亦一如许多西方国家，立即对这个词语作庸俗空泛的引用。事实上，「后现代」是一个难以捉摸的问题，不过它万变不离其宗，仍属于「现代性」中具备批判性的部份。李奥塔将后现代定义为对现代的宏大叙事及后设叙事的质疑，汪宏伦的文章〈台湾的「后现代状况」〉就试图讨论「台湾是否已进入后现代状况﹖」这一问题，而他的其中一个结论，就是台湾的「后现代」是历史的，但这一结论却恰好将台湾的后现代问题与其它历史讨论并列，既未突显出后现代的划时代文化意义。其实，在亚洲许多经历殖民时期的国家或地区，「现代性」仍处于一种争取主导权的状态，而不像西方国家般已经完全过渡了工业化及现代化阶段，「后现代」作为问题仍必须跟随「现代性」来讨论，这或许也是书中其它作者仍然重视「现代性」问题的原因了。

将实验科学的精神加诸伦敦 《时代周报》： 2011年06月09日

将实验科学的精神加诸伦敦

《时代周报》： 2011年06月09日

《伦敦的崛起》的主题是发生在1666年的那场伦敦大火，其肇事原因是国王的厨师法里诺(Thomas Farynor)的房子不慎失火，背后却牵涉了当时英国保皇派与共和派的内战、克伦威尔将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后实行的僭政，以及国教派与非正统国教派斗争的背景，这些背景让我们了解到这场火灾怎样发挥“创造性破坏”的作用，把当时在宗教争端之中沉寂的哲学家带到历史舞台，继而借由其手把落后、挤迫的伦敦规划成国际贸易大都会。

本书作者贺利思正希望重新诠释这次火灾对重建伦敦的意义，然而本书与其说是英国首都的发展史，毋宁是几位重要人物在乱世中成长的心路历程，他们分别为重建伦敦的建筑师雷恩(Christopher Wren)、博物学家胡克(Robert Hooke)、哲学家与日记作者艾弗林(John Evelyn)，以及经验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作为一本通俗历史读物，贺利思将当时英国的治乱政局、内战后伦敦的城市规划、上述人物的成长及其与查理二世的关系，甚至他们的建筑计划所引入的欧陆风格扣连起来，这些因素决定了日后伦敦的崛起，而作者用说故事的方式道出其来龙去脉而令全书妙趣盎然。

对欧洲来说，英国是仅关注自身海外事业的孤岛，在17世纪，当巴洛克风格盛行于整个欧洲，其流风影响不少城市和首都的建筑物和宫殿设计时，英国的首都却依然是充满窄狭街道和贫民窟的中古城市。这不单是建筑文化的问题，更关乎当时英国对宗教、知识及政治层面事物的认知问题，贺利思在书中讲述复辟君主查理二世在欧洲接触到不少新事物，他锐意透过身边的哲学家引入新鲜的概念。作者在书中力图表现出内战及宗教斗争对英国人在精神层面上的影响，及查理二世欲在满目疮痍的国度上引入宽容气氛的决心，还有上述几位人物的帮助。

作者还让我们认识到伦敦城市现代化计划的独特性，它的城市化计划与本雅明笔下19世纪之都巴黎有着根本的差别，中译本的副题《知识分子打造的城市》更能说明这一点。这是一群哲学家透过国王查理二世的授权将实验科学的精神加诸伦敦的实验，而巴黎则充分表现出资本主义发展与奥斯曼(Haussman)的规划之关系，重建伦敦的计划的意义在于政治方面，而巴黎现代化则属于都市经济和行政管理层面，伦敦更标榜着查理二世与哲学家在科学追求上的心灵契合。这些哲学家与查理二世还有一个共通点，他们在伦敦瘟疫期间都在欧洲流亡或游历，异地的见闻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他们把欧陆的事物，如科学实验、演绎及归纳的哲学逻辑，甚至政治自由主义，都带到英国。

这些政治同盟能够解释了内战后英国国内的科学思想发展，如果单从科学史进行探讨，我们仅能讨论胡克的显微术(microscopia)对观察微生物的影响，或胡克与牛顿毕生在学院上的对抗，如果我们从中忽略了查理二世、詹姆士二世等君主的宗教政策，那么我们便无法深入当时英国甚至欧洲的学术论争的政治背景，也无法理解这些论争在当时的意义，贺利思没有忽略这些问题。另一方面，这也表现出整个英国社会在战乱过后热切期待思想的革新，而书中无处不显示出这些社会氛围。这些社会氛围与王权的伸展铭刻在当时伦敦重建的建筑物身上，而英国圣保罗大教堂正是一个典型例子，它的建筑特点标志着欧洲风格的移殖，如罗马式圆顶就刻意模仿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

时至今日，人们或许会问英国自由主义及宗教宽容的源头，但如果忽略了伦敦大火及对其后英国君主及哲学家的影响的话，就无法掌握尔后几百年间英国政治发展的脉络，《伦敦的崛起》就用最生动的方式，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无论我们思考约翰·洛克的自由主义思想，抑或是胡克与牛顿的科学实验，本书都提供了最栩栩如生的时代背景。

书名﹕伦敦的崛起 (London Rising)

作者﹕贺利思 (Leo Hollis)

出版﹕猫头鹰书房

出版日期﹕2011年3月

定价﹕港币140圆

讓氣候暖化問題回歸政治 (信報 副刊﹕ 2011-6-11)

讓氣候暖化問題回歸政治

(信報 副刊﹕ 2011-6-11)

書名：氣候變遷政治學

作者：安東尼．紀登斯

出版：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11年5月

定價：港幣100圓

面對全球暖化、氣候突變等環境問題，雖然國際社會設法協商解決辦法，但各國因自身利益而產生分歧，最終無法就這些共同問題達成共識，如有關減免碳排放量的京都議定書和哥本哈根會議，根本沒有制訂出具有約束力的國際規則，連比較像樣的協議也沒有。這不禁使人憂心﹕究竟怎樣才能擺脫分歧，在防止氣候暖化的問題上達成共識﹖

紀登斯這本書就告訴我們，方法是有的，但不是像綠色政黨般尋求政治以外的行為，我們也不要自咎，覺得氣候暖化總是人類濫用自然的後果，或者用末世論調恫嚇自己。紀登斯發現，對氣候變遷的各類意見，往往很少循科學方法分析，也很少著眼於它在社會問題中的位置。另一方面，科學家習慣對氣候問題發出種種預警，卻有如法律學者桑斯坦(Cass Sunstein)所反對的「預防原則」，為「干預」(intervention)製造了正當理由，一如美國藉類似藉口入侵伊拉克。

故此，作為社會學家、「第三條道路」的倡議者，紀登斯告誡讀者﹕對氣候暖化宜採取「超越左與右」的超黨派立場去處理，而且運用我們擁有的國際制度，用儘量不影響市場運作的方式去解決。氣候暖化對不同政黨來說是一項挑戰，紀登斯勸告各政黨放下選票的考量，將氣候問題放進政策考慮的最前沿，呼籲各國政府以低碳問題以首要考慮。

也許有人會問，既要不妨礙市場運作，又要把關注低碳問題視為政黨首要職責，兩者會否有衝突呢﹖關鍵是怎樣運用市場的方法去解決碳排放的問題，根據紀登斯的意見，我們應該碳排放權納入市場之內，透過非政府組織的監察，政府將碳排放的行為納入稅網。

紀登斯沒有小覻或否定國家、政黨、社會及市場所發揮的積極作用。相反，倡議綠色政治及參與式民主(deliberate democracy)的學者，如德萊澤克(John Dryzek)等，往往主張在現成機制以外實施民主，以跨國公民身份對抗全球化的「國家—市場」機制，這反映出他們將氣候及環境問題視為政治及經濟領域以外的自然問題。不過，實現減碳或綠化的主人翁仍是處身於政治及經濟制度下的我們，紀登斯提醒我們，如果制度健全的話，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在經濟層面上，作者並不反對海耶克的理念，認為只有市場才能調節一切價格和分配的問題，紀登斯甚至認為應該效法美國在處理二氧化硫問題時採取排放權市場制度，實行碳市場的機制，而各國政府亦應根據各自的不同稅制調整向不同階層徵收的碳稅率等等。在政治層面上，他則倡議一種「適應政治學」(politics of adaptation)，就是透過國際政治的協議機制解決問題﹔另外，發達國家應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幫助，如富國補助窮國在減少碳排放量的收支問題。

哥本哈根的會議反映出各國協商的難度。的確，減碳問題要求各國嚴守紀律，但各國也有自身利益，如美國的小布希政府因為商界遊說團體的影響，而不肯簽署京都議定書，與此同時，更多充滿實力的發展中國家如巴西、中國等，對於歐盟的減排建議並不熱中，因為碳使用關係到兩國人民的生活，而歐洲發達地區的碳使用量很低。紀登斯並沒有譴責對減碳計劃持保留態度的中國、巴西和美國，他告訴我們，對於發展中地區強權，歐盟沒理由不考慮經濟影響就要求前者就範，而美國的態度也反映了她的產業結構。沒錯，我們要防止暖化，但也要保證能溫飽。

然而這並不表示氣候暖化是不可解決的問題，沒錯，它的困難在於人們克服自身制度的缺撼，但大凡社會進步往往也需要長期的政策實驗。既然，我們沒有足夠證據證明「末世論」確鑿無疑，那麼我們也可以不斷調整政策，尋找出減碳排放的最大公約數，慢慢實現減少碳排放的目標，「適應政治學」未必是一種基進的方案，我們卻不能不贊同紀登斯在決策上的慎重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