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女子的奮鬥和身份焦慮 1/11/2010

何家女子的奮鬥和身份焦慮　1/11/2010　彭礪青

【文匯】作者﹕鄭宏泰、黃紹倫

出版﹕香港三聯出版
出版日期﹕2010年8月
定價﹕港幣98元

鄭宏泰與黃紹倫這兩位香港史家曾合作撰寫過多部早期香港富商的傳記，包括華商周壽臣、混血富商何東及何東的三子何世禮。這部傳記主要記述何家幾位婦女的生平，她們分別是何東的生母、正妻、妾侍及女兒。講述她們的生活，對了解何東家族業務，以至家庭教育和生活等，都有很大幫助。作者在前言中說過，一個成功男人背後總離不開女人的協助，這背後不單涉及發跡，更關乎這些嫁入豪門的女子為爭取社會地位而奮鬥的歷史。

但讀者不應把這本書視為幾位富家女子的列傳，應該先理解作者在前言中交代的寫作意圖。前言裡先是提及今日香港女子比日本及韓國女性享有更大自由及更高社會地位，她們活躍於管理層及各行各業，但從傳統華人社會到今日的社會地位的道路，並不平坦，並以何家女子的生平作為佐證云云。當然，作者不忘提到香港是一個華洋雜處的社會，何家女子有異族通婚的混血兒，也有來自邊緣社群的蜑家女子，她們既屬於第二性，也來自同樣被華人和洋人社會看不起的邊緣社群。何東自己也是個邊緣人，父親何仕文（C. H. M. Bosman）是荷蘭猶太混血兒，母親施氏為蜑民後代，也許正是這一重要原因，令何東能感受同為混血兒的元配麥秀英成長的處境。

然而我們不應著眼於這些生平的非傳統意義，而忽略了她們只屬於社會邊緣的小部分，她們為自己所爭取的一切，與今日香港女性無關；事實上，今日香港女性的社會地位，更可解釋為以職位和收入回報勞動力的經濟價值。另一方面，歐亞混血兒在承受華人和洋人的歧視時，更執著於傳統中國價值，例如何東夫婦聘請前清舉人作為家庭教師一事，他們「比中國人還要中國人」。而何東娶妻納妾亦不為西方家庭倫理所容。何東家族的歷史，正好突顯出殖民地文化的混雜性（hybridity），以及活在這種「混雜性」之下的忸怩處境，事實上，其他歐亞混血族群亦有這種特質，這些「在中間」（in-between）的族群利用自身優勢在隙縫中茁長，日後叱於政商各界，又保留最反動的思想，說來與歐洲猶太人的身份焦慮及家族成就亦有幾分相似。何東的外孫羅德丞曾指出，何家女子「比中國人還要中國人，比傳統還要傳統。」可見在混血家的文化混雜背景裡，何東因為雙重身份，反而在子女教育方面更刻意灌輸中國傳統價值，但她們在為人處事方面同時又保留很多西方人的作風，因而與香港主流社會格格不入。她們的樣貌已經不像中國人，正如何文姿說的：「我永遠較為傾向於英國人的身份，而我們的外貌，更沒有一個像中國人。」不過這也提供她們自我認同的選擇，像何文姿的丈夫．吉廷士（B. Gittins）同為歐亞混血，卻把自己認同為歐洲人。

作者提及淪陷時期的往事，來證明這一點。身為富家豪族，但在四十年代的戰火下，何家女子的生活其實並不比一般人好多少，何艾齡的丈夫就在日軍轟炸中身亡，她在傷心之餘決定回到華北作為一名中國人生活；而何文姿卻化名為Miss Jean Gittins，進入香港白人集中營進行地下抵抗工作，這顯示姊妹二人在身份認同上的重大差異。雖然兩人依自己意願決定了殊異的道路，但她們的身份選擇莫不與時代的苦難相關，身為日軍政府設法拉攏的何家子女，她們選擇直面本可迴避的艱困。而她們的父親何東，亦基於華人社會表面上仍尊重混血人種，而英國社會卻歧視之，因而選擇成為華人。他們的選擇既為時勢所脅，也有自身的擇選自由。

很多人覺得何東家族在香港華人社會誠屬異數，然而仔細想想，從其背景、出身、處事作風到立場，無一不是香港這片殖民地的特殊產物，是西方殖民地文化與中國男尊女卑傳統文化衝擊共融的結果。故此作者以此討論香港女性社會地位，也可以從殖民文化上呈現出香港性別關係的獨特性，而非以單純的女權角度作探討；也可從書中歷史事例解釋為何香港女性地位總是不完全，如為何一方面香港經濟獨立女性社會地位甚高，但嫁作人婦而遭家暴者亦比比皆是。

懷疑論者與個人﹕埃凱洛夫與瑞典現代主義詩歌 (字花第35期‧Jan-Feb 2012)

懷疑論者與個人﹕埃凱洛夫與瑞典現代主義詩歌

2011年諾貝爾文學奬由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默奪得，令人重新想起詩歌這種久被遺忘的文體，而上一次由詩人得此殊榮(如1995年的希尼和1996年的辛波絲卡)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而上一次由瑞典詩人獲奬(哈里‧馬丁松和雍松)更相隔二十多年。在現代社會，詩歌之受冷落，亦是無可避免的事。事實上，現代詩歌是十九至二十世紀的產物，它源自波特萊爾、馬拉美的象徵主義，在二十世紀發展成艾略特、龐德的現代主義詩歌。另一方面，它又汲取了東方神秘主義、尼采思想、柏格森主義及存在主義等哲學的影響，因而為它賦予獨特的內涵。

現代主義詩人全神貫注於「詩」與「時代」和「世界」的關係，這種「附著感」表現於令人目眩神迷的字句中，例如曼杰什坦姆就把詞語視為「時代巨獸脊樑的黏合劑」。這種關係往往是當代詩人(如辛波絲卡、希尼)所拒絕的，他們寧願在適當距離之外充當「見證者」(如米沃什或希尼)和「旁觀者」(如辛波絲卡)，摒棄了詩歌語言的「出神經驗」，轉換為承日常生活中的形而上思考，特朗斯特羅默也採取了這種旁觀者角度，他的詩歌語言是一種風景般的意識獨白，但與現實世界仍有一定距離。而現代瑞典詩歌的泰斗貢納爾‧埃凱洛夫(Gunnar Ekelof)，總是以一種充滿不安和活力的音樂出現，時至今日，他的作品仍深受瑞典讀者的歡迎，他的詩歌既是一種個性化音樂、一種個人哲學，更是他整個生命的呈現。

有學者稱埃凱洛夫為瑞典第一位超現實主義詩人，然而這只是他其中一種風格，埃凱洛夫曾在二十年代遠笈英國，艾略特和龐德對他的影響不亞於法國超現實主義詩人德思諾斯(Robert Desnos)或阿拉貢。埃凱洛夫在第一本詩集《遲暮的大地》(Sent pa jorden)中主張詩人應該解除形式和有意識寫作的限制，成為一個觀看者(「內在世界」的觀看者)，這種主張接近超現實主義的「自動寫作」。埃凱洛夫後來給報紙寫了一篇名為「我不是超現實主義者」的自述，詳述他選擇吸取超現實主義中有創造性和浪漫主義成份的元素，而超現實風格在他後期作品中也漸漸消減。有論者認為，埃凱洛夫更像一位「反抒情」和「反象徵主義」的現代主義詩人，而且以詩歌鮮明地反映出他這個人。

在埃凱洛夫成長的年代，瑞典詩壇仍以浪漫主義的抒情詩為主，詩人透過歌謠體(ballads)創作詩歌，即使現代劇作家斯特林堡亦不例外。那時候，在波羅的海對岸芬蘭東南部列寧格勒附近的小鎮裡，一位講瑞典語的女貴族索德格朗(Edith Sodergran)，正在以其母語創作一些對瑞典文學而言極有劃時代意義的現代詩歌。那時正值俄國內戰，在那不安寧的世界中，離群索居的索德格朗除了閱讀法國象徵主義和德國表現主義詩歌，還深受俄國未來主義詩歌影響，而尼采的哲學著作成為她作品的精神來源。索德格朗的詩歌語言直白有力，除去一切修辭的雕飾，她中後期的詩歌更像一種哲學札記，尼采的「超人哲學」和「權力意志」在詩中透過先知、聖人、公主和語言充滿意志的「我」表露無遺，在她1919至1920年寫成的詩歌裡，〈我的生命、我的死亡和我的宿命〉更無疑是尼采式的獨白﹕

我甚麼也不是，只是一種無限的意志，
一種無限的意志，卻為了甚麼，為了甚麼﹖
在我身邊一切都灰暗。
我無法提起一根野草。
我的意志只求一物，那卻是我所不認識的。
當我的意志掙脫而出，我便會死。
歡迎你們﹕我的生命、我的死亡和我的宿命。

在埃凱洛夫、卡琳‧波耶(Karin Boye)及當時瑞典現代詩人的創作中，都可以隱約看見這種意志式獨白，而在埃凱洛夫的早期創作受蘭波等象徵主義詩人影響，但在接觸到索德格朗的《九月豎琴》(Septemberlyran)過後，蘭波的位置就被索德格朗取代。1938年，埃凱洛夫甚至偕同芬蘭詩人狄托尼烏斯(Elmer Diktonius)在那裡造訪索德格朗七十歲的母親，拜訪了女詩人生活過的故鄉。

索德格朗的詩歌擯棄外在世界的日常經驗，或更專注以這種獨白發掘內在世界的隱祕聲音和內心場景。這種內在世界宛如斯特林堡在〈夢幻劇〉所營構的劇場空間，即使與現實生活有類似之處，也直接指向作者內心世界的直接經驗，閱讀這些作品往往像走入作者內在世界觀看其「內部景象」(inner vision)，它可以是一幅真實生活的圖畫，也可以是內心世界的投射。

埃凱洛夫的著名詩作〈花睡在窗邊〉或者是箇中例子，雖然它藉著超現實的修辭描繪一幅超現實景象，這幅景象卻是無比真實的家庭生活情景，包括事物(如花睡在窗邊、燈瞪著光綫、窗思考著外邊的黑暗)和人物(孩子們悄然無聲在地板上和詞語玩耍)，但詩中的場景顯然經過刻意的鋪排，如燈、光綫、花、窗、黑暗在空間裡的排列，又如小孩子無聲地與詞語玩耍的矛盾特性。然而詩歌空間裡的人和物，並沒有透露甚麼重要的意義，只有「這用白色桌布鋪好的桌子等待著某人」和「一輛穿透遠方沉寂的火車/並不透露事物的祕密」這兩句帶有內容情節的暗示性，但整首詩的「場景」仍是一座獨立於戲劇情節的舞台，它所缺席的意涵就讓讀者自己去想像。

這首詩收錄在埃凱洛夫的第一本詩集《遲暮的大地》，1934年，埃凱洛夫出版了第二詩集《獻辭》(Dedikation)，這兩部早年詩集都被認為是超現實主義之作，其思想充滿了自殺傾向和末日意涵，詩集中有如此一句﹕「切開你的肚子切開你的肚子不要幻想有甚麼明天。」這兩本詩集的作者也是一位醉心於音樂的人，他在法國學習鋼琴，亦深受二十世紀的古典音樂薰陶，其作品充滿音樂感，他創作《遲暮的大地》的靈感之一，源自巴黎聆聽斯特拉文斯基芭蕾音樂〈春之祭〉的經驗。

但在以後的歲月，埃凱洛夫也表現出多重志趣，在稍後著名的〈默爾納哀歌〉(En Moelna-elegi)，讀者不難發現埃凱洛夫對時間之流的思考，而詩人的「內在景象」中也充滿了「過去」與「未來」的並置，令人眩目的超現實主義風格有所褪減。詩人在《哀歌》中一個段落，以紅葉和黃葉交叉的美麗意象來書寫「過去」，仍令人想起了斯特林堡那充滿夢幻的浪漫主義風格﹕

我坐在過去的長椅上

我在過去的書頁上書寫

九月的雪落在紅葉子上

十月隨黃葉子飄走

埃凱洛夫對東、西方文學和思想懷有濃厚的興趣，如對老莊思想、古希臘哲學甚至東西方歷史等。在1941年詩集《渡船之歌》(Faerjesang)的一首著名詩歌〈宋〉(指宋朝)，就模仿宋詞的意境﹕

這傍晚充滿星光，

空氣清淨涼快，

月亮向萬物流溢出

一道微光。

一扇窗子，一株開花的枝幹，

那就夠了﹕

沒有無泥土盛放的花，

沒有無空間的泥土，

沒有無花盛放的空間。

讀者還能在詩中發現詩人透過詩歌探索「存有」和「虛無」的關係，花、泥土、空間三者連結成一種互補性關係，有點像莊子的「無用之用」。《渡船之歌》深受東方哲學經典如《法句經》(Dhammapada)、《老子》的影響，標題來自但《渡船之歌》與艾略特的形而上詩歌也很接近，學者往往將《四個四重奏》中的〈東科克〉(East Coker)與《渡船之歌》作比較。雖然埃凱洛夫深受艾略特詩歌影響，但在1948年艾略特到瑞典領取諾貝爾文學奬時兩人才有機會見面。也許，現代主義和超現實主義不過是詩人開始寫作的踏腳石，他在詩歌裡想表達的是畢生的孤寂感和哲學思索。

埃凱洛夫沉醉於古典作品和古代文明神話，除涉獵古希臘羅馬神話、埃及神話、《吉爾伽米什》及佩特羅尼烏斯(Petronius)詩歌，還運用不少通俗拉丁語塗鴉(vulgate latin graffiti)和拉丁語銘文作為詩歌的題目，詩人本身對古典世界瞭解甚詳，在1934年發表的文章〈天狼星下〉(Under hundstjaernan)，他深嘆瑞典「對於傳統的疏淺」(traditionsloeshet)。埃凱洛夫就像二十世紀另一位通常徵引希臘神話典故的波蘭詩人赫貝特，藉這些典故表達更個人隱微的想法，也有學者將埃凱洛夫引用拉丁語銘文題詩的習慣，與龐德在《歌集》(Cantos)中引用普羅旺斯語詩句作為對比。

埃凱洛夫在晚年還進行了實驗性的詩歌寫作，他在1955年發表的《瞎扯集》(Strountes)就令人想起莫根施騰的「扯淡詩」(nonsense poems)或者路易斯‧卡羅爾的廢話詩《狩獵斯納克》(Hunting of the Snark)，其實《瞎扯集》也延續著詩人對傳統詩學的挑戰。這些詩大多不扯淡，詩人運用矛盾句法和對比，前後詩句往往意義矛盾，而作者不在整首詩中給出任何辯證法合題或其他解決辦法，《瞎扯集》可以說是作者這一時期的思想札記，詩人在書中思考生死、時間，甚至詞語的問題，這也是對災難的思考。對詩人來說，人類的語言早已走向衰亡，語言的意義何在，語言能否透過詞語表達出原來的意義﹖如果不能的話，那麼還能怎樣﹖詩人在《瞎扯集》裡嘗試思考這些問題，這首詩就是一個例子﹕

當有人像我一樣無意義的來了

每顆詞語再度變得有趣

並被發現在地裡

有人用考古學家的鏟翻轉它﹕

那個小詞語——「你」

也許是一枚玻璃珠

曾經懸掛在某人的脖子上

而那個大詞語——「我」

也許是一塊火石碎片

有個沒牙齒的拿來刮掉堅韌的肉

在埃凱洛夫的詩歌裡，描寫愛情的似乎並不多見，但讀者間偶爾會在詩中讀到「她」，這個「她」其實是一種「童貞女」的形象，而讀者也可以在索德格朗部份詩作中找到這種女性的形象。埃凱洛夫自幼失怙，崇拜父親的他只好期待得到母愛。除了呼喚女性形象，埃凱洛夫的作品也瀰漫著一份厭世的孤獨感，死亡與常見於卡繆及齊克果寫作中的荒謬感，也經常出現。詩人與存在主義思想家卡繆一樣，自視為局外人，在詩中也不止一再重覆地扣問這個「我」的本真性，一如他在晚年詩集《碎石拼圖》(Opus Incertum)中也有如此的段落﹕

這前所未聞的

荒謬人生﹕

一顆雄性細胞碰巧找著一顆雌性細胞

在成千上萬的求婚者當中

我誕生下來

不管我曾否懷疑過

我是不是我

早在1941年的文章〈局外人之路〉(En outsiders vaeg)，詩人已在思考卡繆的主張﹕「作家的首要任務是模仿自己，並成為一個人。他的責任，或者更確切地說，他實現這種責任的最佳方法，就是認識到自己是無可救藥的孤獨，並在大地上徒勞地流浪。只有那樣他才能從現實中脫去一切場景、裝飾和偽裝。亦只有透過這種能耐，他才能做點對其他人有用的事情——將自己置於他人的困境中——每個人！只有這種徒勞才能賦予生命意義。簡言之，這就是我對於荒謬的信條(credo quia absurdum)。」這種荒謬信條仍由每個人出發，而「成為(每個)人」就是它的核心。

但埃凱洛夫並非荒誕派作家(absurdist)或存在主義者，而是從古代哲學的角度，仰視真實，對於西方文明，特別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事物，抱有深刻的懷疑，他甚至不信任由啟蒙時代至今天所標榜的「自我」，甚至不願肯定語言所展示的論述。他彷彿是語言的虛無主義者，因為他不願接受任何絕對的陳述。在〈局外人之路〉中，他認為各自有特定意涵的詞語，會因為組合而展現出完全陌生的意義，而一組詞彙在兩種情況下也可以有截然不同的意思，就像白晝和黑夜。因此，埃凱洛夫視詩歌為詞語與詞語、行與行、意義與意義之間的緊張關係。《碎石拼圖》的第一首作品〈詩歌〉就道出了一種相當「解構」的觀點﹕

你應該聆聽的是寂靜

我已經寫的

都寫在

行與行之間

而埃凱洛夫的詩歌就像一首首複雜的管弦樂曲，將語言、短句及意義加上它們之間的緊張關係，進行各種變奏，不單挖掘詞語和句子的多重歧義，更是一種語言的音樂，這也是連繫一切詩歌與意義的最大奧秘。

埃凱洛夫詩選譯 (選自Leif Sjoberg英譯本﹕Selected Poems of Gunnar Ekelof)

〈如果你問起我〉

如果你問起我從哪裡來

我就住在群山的背後

那是遙遠的而我卻很近

我住在另一個世界

但你也住在那裡

那是任何地方，像氦氣般稀有

何必詢問哪一班航機飛到那裡

不如問如何過濾氮氣

過濾二氧化碳、氫氣和其他氣體

問如何過濾一切把我們隔開的

一種生命的過濾

你說你難以呼吸

甚麼意思！你認為誰能呼吸﹖

大部份時間我們平等視之。

一個智者曾經說﹕

「天那麼黑，我只看得見星星。」

他只是想說那是黑夜。

〈喉底語〉

在那些責罵我的人

與責罵他們的我中間

我不知道該採取甚麼立場

但我知道﹕

我沒有內疚而他們也沒有內疚

所以我們雖各不相容卻沒有分別

但我也知道

在他們心中潛藏著這種內疚

在我心中也潛藏著這種內疚

那是大多數人的問題。

〈記憶〉

那不是英雄式的希臘

而是驢子的鈴鐺聲與羊鈴

與疏落的流水

老巫婆拿著拉線棒

側坐在驢背的馬鞍上

雙腳隨著騎行的速度晃動

也在給命運牽線

即使阿波羅

也曾經注視著羊群

搭便車的農婦

沉默無聲地道謝

一手緊握自己的胸膛

開旅館的婦人

誇讚自己的財富﹕

六百棵橄欖樹

還有一口井

在醫藥之神的廟宇裡

或者在諸聖的畫像旁邊

那些整天在忙的肢體掛上了

相同的捐獻畫

聖母她自己

基督教與前基督教時期的

形狀相同與形狀扭曲的

地中海女神

埃皮達魯斯的回聲

並非獨一無二。

恶性通胀与社会危机 晶报[深港書評]﹕2012年01月15日 星期天

恶性通胀与社会危机
晶报[深港書評]﹕2012年01月15日 星期天

●彭砺青(图书馆职员，香港)

本书希望重新审视1923年威玛共和国的恶性通胀，作者通过阅读当时的外交文件、书信、日记等历史文献，评估当时的货币危机，并透过对货币的信心呈示出经济危机中民众对政府和国际事务的看法，将货币稳定视为社会与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

1923年，德国经历了史上一次恶性通胀灾难，马克不断下泻，最终演变成一兆马克才能兑换一个先令或法郎，这次恶性通胀被形象化地称为“手推车通胀”，因为曾有匪徒抢劫一位妇女手中载满钞票的手推车而去。而1913年，马克与这些欧洲货币的价值相若，只10年时间马克却形如废纸。人们或许震慑于战争对经济的摧毁力，却不会去深究一战时德国政府及央行如何滥发公债以诈取国民财富，也不会思考战后威玛政府肆意发行钞票以拖延赔款的做法如何令马克更迅速地贬值。这些事件却让世人知道，在每场经济灾难背后，我们总能从不负责任的财经政策或金融财阀的投机短视行为中找到病因，近几年冲击美元和欧元的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风暴亦不例外。

而且经济不能与政治分开来看，因为经济危机最终归结到政治问题，而政治与经济之间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以威玛共和国的货币危机来说，纸马克的贬值不单是货币信贷的危机，更是政府的认受危机，在最艰难的1923年，不单各州银行自行印刷钞票，德国各地亦爆发了大大小小的兵变、工人革命、纳粹军事组织政变，还有法国暗地支持的地方分离主义运动。在这些乱象背后，是德国人普遍认为威玛政府在德皇逊位之际向协约国和谈投降的行径，等于在德国背后捅一刀，像希特勒的极右政客更声称，参与政府左翼政党或作为律师、银行客的犹太人正是战败的元凶。但这些军阀、银行家和极端政党虽然尽情鞭挞威玛共和政府，却因为找到代罪羔羊而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些政治和经济上的乱象最终将德国推向纳粹主义和战争。

本书作者希望重新审视1923年威玛共和国的恶性通胀，他重新阅读当时的外交文件、书信、日记等历史文献，来帮助他与读者评估当时的货币危机。当然，作者亦不讳言，这种从人本出发看金融问题的史学角度，只能透过摘录部分文献来探讨人们在当时所受的苦难，缺点是“视野太狭隘”。另外，经济学和财政管理专家大可质疑文献详述问题的角度不够客观且没有专业知识，然而这也可以解释作者写作此书之目的：他虽然讨论恶性通胀，却是从社会史角度去捕捉问题。《当货币死亡》尽量平衡通俗生动的文笔和技术层面的讨论，但主要希望透过对货币的信心呈示出经济危机中民众对政府和国际事务的看法，并且将货币稳定视为社会与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

副题中“梦魇”一词也许让读者更易捕捉当时德国民众感受，这个词汇可以指那些前所未有因而令人感觉虚幻的灾难性记忆。作者称，当时民众别无选择、茫然失据，只能相信德国央行那句“马克就是马克”的名言，结果却跌入更深的谷底。书中讲述的恶性通胀不限于德国一地，而是德、奥、匈三国，奥匈两国面对更深重的恶性通胀，同样引发工人革命和粮食短缺等问题，对三国而言，战败当然是危机的导火线。另外，正如作者所说的，这场恶性通货膨胀也释放出人们的“贪婪、暴力、不幸以及大致因为恐惧而生的仇恨”。

马克恶性通胀源自德皇政府因为公债而滥发钞票，在一战尾声时又因为协约国的毁灭性赔款和各地投机者等人蔑视财经法纪的行径而白热化，这不是单纯的货币问题，而涉及地方与中央、军队与政府，或暴富阶级与国民经济的关系，所以作者认为要以政治的角度来掌握货币危机。书中第一章，作者即指出当时四位无情摧灭共和基础的人物，包括军队中的鲁登道夫、工业巨子史丁尼斯、德国央行行长及战时公债始作俑者哈芬斯坦，还有希特勒。作者讲述1923年的恶性通胀时，也告诉我们：其实这不是全民灾难，富裕阶级、投机者和暴发户仍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只有为数更多的中产阶级丧失了他们的积储，而作为社会大多数的普罗大众则过着赤贫、饥饿的日子。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饥肠辘辘，在普遍务农的巴伐利亚州，农民依旧享受自己的农产，却拒绝以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售卖农产品，当农民和店铺都拒绝收取货币时，最终只会引发民众的抢掠行动。货币经济的崩溃虽关乎象征价值的失序，却会影响政府的主权，人们不再认受官方货币及其汇价，不是抛空马克以换取各种外币，就是自行印制各种钞票，令政府的管治威信一落千丈，准军事团体及极端政党利用这时机，进一步蚕食威玛共和国本来已经薄弱的政治与经济基础。难道我们对这些情景全然陌生吗？不，它就发生在今日世界。

书中描述了德国各地对威玛政府的反叛，例如萨克森及许多城市银行自行发钞的行径，巴伐利亚州纳粹党人的暴动、鲁尔区的工人罢工和莱茵兰在法国鼓动下的分离活动等，这些反叛涉及极端政党的煽动，亦反映德国因为协约国赔款和肢解而分崩离析。不过，威玛政府与协约国角力而滥发钞票或鼓动被占领区的抵抗，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国内情况并没有舒解作用。这场恶性通胀最终以银行界奇才沙赫特上台雷厉风行改革而暂告终结，虽然沙赫特未能根治经济的痼疾，却透过电话游说、美元融资借贷、实施新税制及打击投机等手段解决了问题，其实关键或许就在于决断的政策和信心重建。当然，沙赫特的改革也决定牺牲那些靠泡沫发财的富商利益。

多年后，人们对这场肆虐中欧的恶性通胀已经淡忘，或者因为1930年华尔街股灾引发的经济大萧条而转移视线，可是我们不能小觑通货膨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书中讲述的许多情况都能在今日找到类似的例子。沙赫特的改革愿望是要改变整个德国因为银根扩张而习以为常的生活模式，这种生活模式后来已被布莱希特等人鞭挞为资本主义的痼疾。但究竟我们应该单纯地视之为资本主义的痼疾，还是看出公民伦理的丧失？没错，这是投机者迅速暴富的时机，也是工人革命推翻政权的时机，更是极权主义崛起的时机。可是没有人关心普遍百姓的生活问题。

全书扣连国际关系、国内政治、经济与各地社会的实况，让读者在每份文献摘录中也获得宏大的视角，恶性通胀不再是经济数据和政策分析，而是切实的生活处境，让我们在今日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的生活环境中，重新思考宏观经济问题对我们生活的意义。

魔幻寫實與歷史 [文匯報﹕ 2012-01-09]

魔幻寫實與歷史
[文匯報﹕ 2012-01-09]

書名：馬奎斯與他的百年孤寂
作者：楊照
出版：本事文化
出版日期：2011年9月
定價：港幣93元

　任何人讀過《百年孤寂》都不會忘記第一句：「多年以後，面對行刑隊的時候，布恩迪亞上校將會想起父親帶他去看冰塊的那個遙遠下午……」讀者一下子從將來回到馬康多村建立伊始。接著馬奎斯告訴我們，那時候「世界太新，許多東西還沒有名字，要詳述必須用手去指……」這令人聯想到班雅明的歷史觀：他以創世時人對萬物的命名(naming)討論語言和經驗的誕生，阿甘本也延伸了班雅明的思考，將語言視為從「幼年」(infancy)的牙牙學語到建構經驗知識開端的語言實驗(experimentum linguae)，然而語言經驗的建立離不開時間和歷史的展開，亦意味著歷史最終必會終結，而一切將會終結於一場突發的災難。

　楊照在〈自序〉中道出了解讀《百年孤寂》的緣起，那是因為當年他寫的短篇小說〈黯魂〉深受馬奎斯的「魔幻寫實」影響，而這篇小說也因為關注當時的政治問題而受人注目。事隔多年，當我們擁有那麼多的譯本時，馬奎斯的著作仍會像當初一樣感動我們嗎﹖小說中對於時間及宿命的悲觀看法，卻誘使我們在再次思考《百年孤寂》時，心裡仍充滿著幼兒對陌生世界的驚奇。

　這種驚訝就像習慣於理性和常規的現代人，突然看到神蹟的顯現，對現代人來說，神蹟就是「例外性」的最佳範例，然而對於馬奎斯成長的那個世界來說，魔幻正是無處不在的現實常態，所以楊照也承認我們接受「魔幻寫實」的方式，只是強行把「魔幻」和「現實」拆開，一如他和許多作者模仿「魔幻寫實」時對這種風格的誤讀。楊照對《百年孤寂》的重讀也反映出台灣知識分子處於「現代」和「後現代」的裂縫中所作的反思，例如對於韋伯提出深受「新教倫理」影響的「理性」，還有這種拉美文學潮流對現代世界的反抗，等等。

　根據楊照的解讀，我們還看出馬奎斯的「魔幻寫實」與哥倫比亞的政治現實密不可分。原為記者的馬奎斯為追尋一宗沉船意外的真相，不斷追問三緘其口的生還者，最終發現了獨裁者貪污舞弊的內幕消息。這種獨裁統治與內戰同樣有著既現實又虛幻的特質，作者以存在主義的「荒謬感」與拉美政治現實作對比，透過拉美歷史淺白地道出兩者的連繫。這種非理性的政治現實是「魔幻地」不可逆轉的，一如馬康多村敗落的命運也是不可逆轉。楊照解釋拉美國家內戰正是獨裁者作為兩幫勢力中介者出現的原因，而即使投入革命的一方，像布恩迪亞上校這種英雄人物，最終亦淪為殘殺異己的獨裁者。

　楊照也討論到書名中的「孤寂」與「宿命」的關係，當中與男女生命力對比尤為相關。《百年孤寂》那些名字不斷重複的男性角色，如布恩迪亞上校或老布恩迪亞等，永遠被「科學」或「進步」一類的理念困擾一生，但往往也是無能者，他最後發現自己無力改變不斷重複的現實，最終在孤寂中死去，一如革命軍首領布恩迪亞上校晚年與政府簽訂協議後，不斷製造和拆毀金屬小金魚度日。反而是女性角色如烏蘇拉(Ursula Iguaran)更能付諸行動，並發揮女性家長(matriarch)的角色。這一方面如楊照所說的，影射拉美男性獨裁者往往讓女性(如母親和妻子)擔當決策角色，也許亦影射了所謂「進步」、「理性」的歷史觀，最終必會令人類世界在自然災難中走向毀滅。

　楊照在最後幾章著力討論進步史觀及其批判、年鑑學派對長子承繼權和中世紀社會的見解、依賴理論及解放神學等知識領域，反而較少挖掘小說本身的意義，使《百年孤寂》看來更像一種導入政治、神學和歷史哲學的討論文本，令本書更不似一本文學經典的導讀。也許，我們應該拋開小說文本的陰影，獨立看待楊照的討論，因為無論怎樣的導讀性質，最後必定讓位於導讀作者對該小說文本的獨特感受，而楊照對小說的感受又不斷反映台灣知識分子處於現代及後現代的裂縫中對現代社會的批判，雖然這種批判最終仍不能脫離現代性的桎梏。　■文：彭礪青

重读百年孤寂﹕从魔幻写实到历史观念 (鳳凰週刊﹕ DEC 2011‧三地書)

重读百年孤寂﹕从魔幻写实到历史观念
(鳳凰週刊﹕ DEC 2011‧三地書)

书名﹕马奎斯与他的百年孤寂
作者﹕杨照
出版﹕本事文化
出版日期﹕2011年9月
定价﹕港币93圆


很多文艺读者都有阅读《百年孤寂》的经验，姑勿论他们属于哪一代人，读到小说第一句的时候，总会发现小说冲击着自己的时间观念﹕「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的时候，布恩迪亚上校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下午……」如果魔幻写实主义给现代读者上的第一课就是《百年孤寂》，那么，这部小说改变「学生」的第一件事，就是挑战读者在小说中习以为常的线性时间叙述概念。

谈到这些，就离不开对于政治现况、历史观和宗教信仰的讨论，因为大多数社会对于政治现况的接受往往与他们的历史观和信仰有关，例如对于民主来临的期盼往往离不开基督教的救赎，这种愿景必须有一套坚实的历史观念作为支柱，即使在标榜科学与启蒙的现代西方世界，人们仍然相信类似的历史进程，例如更多受压迫者得解放，科学继续改善人的生活，社会更开明等，否则我们无法怀着信念继续生活下去。然而在世上某些地区，人们的历史概念并非如现代世界一般，《百年孤寂》作者马奎斯恰好来自那里﹕哥伦比亚。

身为台湾公共知识分子，杨照像其他台湾人一样见证了台湾社会的开放和现代化，也像其他人般，阅读《百年孤寂》的时候经历了政治和历史观的震撼，因为他们认识到现代社会不是普遍的，原来世上某些地方，真实和魔幻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线，人类还相信魔咒和鬼魂的存在。然而这种非科学的社会与拉美的政治状况并根同生，这也是为何作者杨照在第一章着力描绘拉丁美洲的独裁统治和社会的迷信传统前者源于内战中的改革派和保守派需要由一位仲裁人上台以平衡双方势力，后者则源于原住民信仰与天主教神迹的融合。

这种氛围在布恩迪亚上校身上尤其明显，他最初怀着革命家的热情，然而很快便被内战消磨了心志，变成彻底的独裁者，假革命之名枪杀战友，终日与女人厮混，与政府军停战以后沉迷于制造金属金鱼却造了又拆。上校的故事彷佛反映一种由进步变成退步的历史过程，拉美发展的徒劳跃然于纸上。上校的父亲老布恩迪亚也是如此，他毕生不断进行科学实验，又尝试寻找建立村庄的新地方，但这些看似英雄的男性成员最终只是一事无成的空想家，马奎斯告诉我们，找到马康多村子的，是老布恩迪亚的妻子易家兰。

男性角色的壮志未酬，正好突显出女性的持重，也正是年长女性的自持，挽救全村因为男性纵欲繁殖的恶果，村子的命运尤其紧系于易家兰的努力上，这种努力却又被家族成员放纵欲望繁殖后代的行动破坏，这种「繁殖即毁坏」恰好就是「魔幻写实」带给读者的荒谬感震撼。

然而杨照也告诉读者，全书从一开始已把马康多的命运事先张扬起来。吉卜赛人的预言书早已预示了马康多村的最终结局，根据杨照的说法，这恰好是一种命定论，也可见马奎斯相信宿命的悲剧感，这种悲剧感并非源自海明威的虚无主义或者福克纳的家族史，而是源自古希腊悲剧的教导。在古希腊悲剧里，命运往往突然毫无理由地击碎一切努力，个人的努力虽是如此徒然，却因为挑战命定结果而充满意义，像家族最后成员的倭良诺执意要知道预言书上关于马康多的结局，即使他无力改变一切。

对杨照来说，《百年孤寂》可以作为一本后设小说而引发出更多冲击现代读者对小说的概念。杨照就像许多知识分子般，处于公众和高雅文化中间，他的导读正好为现代社会的公众搭建桥梁与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小说文本作沟通，虽然杨照也运用颇多篇幅梳理当代思潮的相关问题，如命定论与自由意志、理性与迷信、性别平等、存在主义与社会主义、依赖理论及年鉴派史观等，令读者对小说的文化背景作过多相关的联想，但也因为公众读者而写得浅白易懂，可见杨照想借重读这部小说而写出一部让现代人关注现代问题的入门书藉。

金融危机下的台湾社会 [晶报] 深港书评: 2012年01月08日 星期天

金融危机下的台湾社会
[晶报] 深港书评: 2012年01月08日 星期天

--所谓“崩世代”危机，涉及台湾新一代民众纳税和就业所得的问题，和近十年来台湾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它是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问题加上近十年来低生育率和就业崩坏问题构成的综合性征候。

《崩世代：财团化·贫穷化与少子女化的危机》 　　林宗弘等 著 　　台湾劳工阵线协会 　　2011年11月
●彭砺青(图书馆职员，香港)

经济全球化始于英美等国的民营化过程，而民营化又很快导致私营企业垄断，其中最致命的是这些企业和 新自由主义所奉行的“大市场、小政府”理念，最终必让它们步上技术产业外移及国际劳动力的趋势，结果令本国就业人口面临失业，并且要面对因企业盈利而产生 的通货膨胀，民众还会因为物价上涨而决定不生育，因而导致少子女化及人口老化的社会问题。听起来好像一连串宏大又亳不相干的问题，其实类似情况正发生在今 日的台湾(正如香港也面对类似情况)，这就是《崩世代》作者们想向台湾社会表达的讯息。

《崩世代》由左翼学者林宗弘及其他劳工阵线的作 者们撰写，书中运用大量经济社会数据，然而作者对问题的梳理脉络清晰，理据充足地指出新自由主义正是台湾社会崩坏的主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创新福利主 义观点。林宗弘曾在美国留学，熟悉马克思主义学者戴维·哈维的思想，本书亦以类似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讨论问题。虽然作者们将经济全球化视为社会问题根 源的构想，带有明显经济决定论色彩，并以新自由主义为问题根源，可是本书却以充盈的数据来阐释其论点，在华文界探讨同类问题的书籍中算得上一部严谨扎实的 著作。《崩世代》在台湾选举期间尤其引人注目，劳工阵线代表曾在最近的选举辩论会上向马英九和蔡英文提出书中讨论的经济社会问题，本书也激发许多电视台邀 请学者就“崩世代”问题进行讨论。

所谓“崩世代”危机，涉及台湾新一代民众纳税和就业所得的问题，和近十年来台湾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 它是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问题加上近十年来低生育率和就业崩坏问题构成的综合性征候。“崩世代”学者们解释，台湾近两年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的，主要原因是 大部分年青人认为养育下一代的成本高昂，所以宁愿不生育小孩，这种趋势会在将来几十年间带来明显的人口萎缩。在公共电视节目里，一位公共财政专家指 出，2012年台湾政府将负债台币5兆元，每年必须偿还1300万元，而每年税收只有1兆6千万元，如果政府继续以债还债的话，重负只会由人口较少的下一 代来承受，那时候台湾政府将会变成彻底破产的“卡奴”。

两党政府拒绝就“崩世代”进行改革，这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从经济数据中依旧看到持 续景气的幻象。在这十年内，台湾国内生产总值一直增长，可是台湾民众的收入却一直倒退，经济增长的成果无法惠及平民百姓，其中涉及几个关键问题，例如向富 裕阶级倾斜的所得税制、产业外移、职业崩坏(书中称为“非典型工作”)等问题，这些问题固然与经济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有关，可“崩世代”的学者们认为两党 政府的经济思维也是关键因素，尤其是当欧美各国政府设法解决问题时，两党仍坚称台湾社会问题的成因是“金融海啸”而不肯进行体制改革。问题是，到底台湾科 技产业的景气仍要持续多久，即使能持续景气，政府仿效美国的低税率政策又能让政府从中获得多少税收以应付债务？

虽然《崩世代》讨论的问 题几乎可以在任何欧美国家中找到相关例子，可是“崩世代”既是普遍现象也是台湾独有的问题，只有了解台湾本身既开放又封闭的政治经济环境，才能解释这问题 的严重性。它之所以触动劳工团体的神经，除了是对解严20年来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再思考，也关乎“少子女化”所引起的台湾认同危机。台湾本土劳动力萎缩，惟 有不断输入外来人口填补空隙，最终影响整个社会。书中预示了族群冲突的可能，其实在香港也可找到相近例子：香港社会大多数人对新移民家庭持负面看法，对于 人数不多却争取居留权的外佣尤其反感。

由希腊开始的欧债危机是资本主义福利社会的痼疾，台湾的“崩世代”问题却是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台 湾产业自由化问题酷似美国所面对的问题，但她却没有后者拥有的辽阔幅员、丰富劳动力和天然资源。尽管全球化引起的金融经济问题都有一致的状况，却因应不同 的社会经济条件而呈现出不同的问题性质，台湾在表面上孤立于国际社会，但全球共同面对的经济问题却把台湾的科技神话和社群信念粉碎，让她不得不面对现实处 境，不得不令学者从社群权益与多元文化议题转向关注实质的社会经济问题，《崩世代》仿佛给沉醉于孤立状态、无视欧美债务危机的台湾社会，来一记当头棒喝。

书中将经济政策视为社会问题的成因，把生育率低归咎于税制的影响，这也许没错，但我们不禁要问：改变税制就能提高生育率吗？我们细心一想便会发觉，其实生育 率也是社会风气影响的结果。涂尔干在《自杀论》里设法证明自杀率大幅增加是社会而不是经济或宗教心理的影响，我们其实也可以说生育率问题关乎“现代性”和 “后工业社会”的出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提高生育率确实能扩大日后的税基，而一个健全的社会既需要健全的税制和个人所得，也需要较为公正、平均的社会基 础，新自由主义已经哺育够多暴富阶层了，是时候限制一下这些不负责任的人。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其实也需要以完整个社会契约作为基础。

台湾沉醉于20年的科技产业发展之梦，国民党与民进党对劳工问题亦从未予以正视，《崩世代》反映了劳工团体不满当今台湾政府的短视，他们的方案全都写在第五 章的内容中，例如建立一个讲求就业式成长、以制造业主导的创新福利国家，以及加薪加税、解决老年化及少子女化等社会政策。这些方案的针对点仍以产业结构为 主，并未考虑到国际金融市场也是影响企业融资的关键问题之一，这也许是全书未被重视的问题。不过就目前而言，台湾的经济实力在东亚地区仍不容忽略，台湾的 社会经济问题暂时仅限于就业及劳工面，长期来说这种状况当然要改变，但如果我们要寻找一种中短期的应变策略，那么应该从《崩世代》中去寻找。

【深港书评·专题】我心目中2011年度港台十书 (晶报: 2012-01-08)

【深港书评·专题】我心目中2011年度港台十书
晶报: 2012-01-08

《GQ：地球公民，我们的未来》 马克·葛容 著　马中骏 译　台湾立绪文化公司　2011年1月版
《种好菜，过好生活！》 伊丽莎白·韩德森等 著　李宜泽等 译　台湾商周出版公司　2011年1月版)
《无限之网：草间弥生自传》　草间弥生 著　郑衍伟 译　台湾木马文化公司　2011年4月版
《推土机前种花》　周绮薇 著　香港mccm 　2011年7月版
《就系唔帮衬地产商》　庞一鸣 著　香港上书局　2011年7月版
《不是鸡精》　刘保禧 著　香港上书局　2011年7月版
《大债时代》　约翰·兰彻斯特 著　台湾早安财经文化　2011年7月版
《营造湾仔：改革战记》　黄英琦 著　香港思网络　2011年9月版
《拾年记：香港流行年代志(2000-2010》》　梁俊勤 著　香港策马出版公司　2011年10月版
《给台湾的12个新观念》　联合报编辑部　台湾联经公司　2011年9月版

虽然两岸三地的出版者和文化人一直等待着这个 意义非凡的年份，并出版了一些纪念革命百年的专著，但本年度出版新书仍反映出版社持续对某些内容的关注。另一件大事是两岸出版了乔布斯授权的传记，它像 《巴菲特传》般在全球华人读者群中造成轰动。但如果这些畅销传记令你厌倦，而想读艺术家传记的话，那一定要读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的自传，她的艺术创作是对 疯癫和性压抑的治疗，看过其装置艺术的人都会感受到那无所不在的圆点和咄咄逼人的斑斓色彩所带来的震撼，凭借她的传记，读者可以窥探这位天才怎样奋斗及获 得艺术界肯定。

一本好书不单能带来震撼，它还能够改变整个社 群的想法，除了像顾汝德的《官商同谋》（天窗）的学术著作，读者也期待那些关于社区沟通和情感交流的读物，黄英琦的《营造湾仔：改革战记》和周绮薇的《推 土机前种花》就属于这类。前者从地方议会与政府角度，讲述制订市区规划政策的过程和一位区议员对港岛社区的关怀，以及她的社区理念如何与政府部门的施政方 针产生冲突。《推土机前种花》的作者则透过民间组织与街坊互动，本书虽与一次“反清拆”行动有关，却渗出深水埗旧区街坊的人情味。

艺术家庞一鸣就在《就系唔帮衬地产商》里讲述 自己的实践怎样影响了一群人，在“地产霸权”肆虐的年代，庞一鸣告诉读者可以向地产商和垄断者说“不”，从实质行动如以骑单车替代搭巴士，以帮衬办馆替代 超市等，到拍录像带以教育更多人等都是办法。书中也就地产垄断型经济作出许多深入浅出的讨论，并记录了许多人的分享，让更多香港人知道大家都面对同样的处 境。

庞一鸣的例子告诉我们，即使各自的生活怎样不 同，也可以因为信念而团结起来，《地球公民》的作者则告诉全世界读者，即使我们生活在不同文化、宗教、政治及经济背景下，充满分歧和敌意，却也可以为了一 些共同前提，摒弃对立而渐渐成为“地球公民”。作者从全人类对于世界观和地球的想象出发，到各国进行地缘合作的例子，寻找我们对“全球想象”的共性。

作为地球公民，我们都要面对粮食短缺问题，这 是过度工业化和铺张浪费的恶果。台湾社会一直关注这个问题，而香港社会才刚刚注意这问题，而有机耕作才方兴未艾。伊丽莎白·韩德森的《种好菜，过好生 活！》正好为此提供最佳指南。作者呼吁美国人以有机农业小区对抗超市消费文化，也为读者阐述了实践上的问题和解决方法，从资金到种籽，值得有机农耕者、自 治社区成员及活在超市影响下的普罗百姓阅读。

到了最终，我们会发现一切关乎对幸福的追寻， 幸福成为人生的主要关键词，只不过消费社会只愿给我们某几类可能性，而社运份子追求其他可能性而已。究竟幸福是怎样呢？除了《心灵鸡汤》，我们还可思考刘 保禧在《不是鸡精》里提出的问题，作者搜罗哲学家尼采、罗素、卡缪、社会学家鲍曼等人的思想，从中理出头绪。这看来是一本哲学ABC但又超越了哲学ABC 的水平，作者在多处讽寓现今社会，如以尼采悲剧精神对比香港观众对电视剧大团圆结局的执着，都表现了超越平庸幸福观的努力。

说到幸福，总离不开膨胀的欲望，这几年全世界 都被债务拖累，债务成为生活中的必然，与此脱离不了关系。《大债时代》就向读者述说一个简单道理：我们都活在债务下，尤其是那些生活奢华的巨富，因为不断 追求获利的欲望，故对风险懵然不觉，各国政府和经济专家将泡沫视为增长，全然不顾实质问题，结果当老百姓想提款时已无钱可取，因为政府把储备都花光了。 《大债时代》以笔触幽默的故事和比喻，描绘出债务危机的具体情景，以及金融操作与负债的密切关系，成为讨论同类问题的畅销新书。

踏入辛亥百年，21世纪告别了第一个十年，青 年作者梁俊勤以文学的笔触，将21世纪头十年间香港发生的大事写成《拾年记》。这本书令人眼前一亮，虽有点像君特·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但《拾年记》所 写的并非僵冷的历史事件，而是作者和其他80后在电视、报刊上接触过的，那些曾经热络又很快被淡忘的明星轶闻、政坛大事，让我们以文学去回忆，并体验当今 的流行文化。

踏入21世纪，即使比香港拥有更开放的公民社 会，台湾也要面对各种社会议题，如少子、高龄、水资源、民居拆迁等问题，而台湾联经为其60周年出版的《给台湾的12个新观念》，就为台湾社会提供其他范 例以作借鉴，由联合报编辑部采访荷、英、日、瑞典等多国，探讨这些国家对于各种危机的解决方案，给台湾社会带来参考，体现了出版界对社会可尽的责任。这不 单对台湾深具启发意义，也值得香港甚至大陆参考。

（彭砺青 图书馆职员，香港）

从幼年经验到历史救赎 2012-01-05 05:48:26 | 时代周报 | 162期 |

从幼年经验到历史救赎
2012-01-05 05:48:26 | 时代周报 | 162期 |

自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从基督教线性时间里剪除了救赎的终点，现代人就活在一种撕裂为历史时间和当下瞬间的时间之中，阿甘本认为现代人的经验沦丧其实与他们拥有历史却没有时间意识这一点分不开的，所以本雅明的“救赎历史”就尝试挽救黑格尔历史哲学和现代人的经验及时间意识危机。

彭砺青

近几年间，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成为一颗新星，梳理其思想的英语著作纷纷出版，然而读者亦要颇费心思才能捕捉这位涉猎甚广的哲学家的思想题材，虽深受本雅明和海德格的影响，阿甘本其实为语言学、存在本体论、政治学及神学领域作大胆的诠释，并以大量希腊—罗马经典、犹太教及中世纪著作为论据，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鲜明的主张，这却不等于他没有立场，恰恰相反，他的哲学立场就是从一切“本质”里解放出来的“潜能”。

要把握住阿甘本的思想，大概应该阅读他的早期著作，这些作品看似奠基之作，却从一开始便在思想上崭露头角，例如《语言与死亡》，就以黑格尔的否定性(negativity)着手，论述一套殊异于海德格的“语言—存在”观念。而他的第三本著作《幼年与历史》，则尝试重新解读本雅明的《经验与贫乏》，并涉及本雅明对语言、童年甚至历史的看法，以处理西方哲学中的“经验”及“历史”。

正如副题所示的，其实阿甘本想要透过讨论《经验与贫乏》，来展示一种全新经验的“潜能”(potentiality)。在与书名相同的第一章，作者引用本雅明的文章，后者指出现代社会往往因为经历战争而丧失了“经验”(Erfahrung)。阿甘本在这一章讲述“经验”的问题意识史，来解释《经验与贫乏》所探讨的问题。他指出实证科学不过将一切数据化，而现象学和博格森主义不过是标榜内在意识的流动，他更批判了狄尔泰的生命诠释学，提出狄尔泰以至我们汲汲追求的“体验”(Erlebnis)并不是“经验”而只是生命震栗。

当胡塞尔探索意识经验的时候，他事实上触碰到语言与意识的关系，而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内在语言，但如果说，语言就是我们意识到的经验的话，我们就会忽略了那些无法言表的经验，阿甘本的意义在于他告诉我们这种经验是存在的，他引用胡塞尔在《内在时间意识》中寻到的问题，提出令人深思的问题﹕沉默的经验存在吗﹖在阿甘本看来，幼年(in-fancy)恰好就是去语言的经验。

这看来很简单，其实幼年还涉及哲学对人的定义，正如英语将不懂人语的婴儿为它(it)，婴儿和动物因为缺乏语言而被视为“非人类”，但阿甘本与本雅明却认为，大部分动物都是有语言的，它们的语言是最纯粹的、无意指的语言，就如飞鸟的啁啾和蟋蟀的叫声不能构成人类文化及意识，但人类一出生就被剥夺了语言，必须学习人类的言语(parole)。此说是有科学根据的，阿甘本根据语言学家和动物学家的研究结果，发现人类语言并没有写入基因密码，因此人类必须从外部获得语言。阿甘本认为幼年具有像魔法般的神秘经验，这些经验却在张开嘴巴之际被打碎、被征服，于是在童年时代，那些令动物沉默的童话就在记忆中出现。

另一方面，幼年的世界充满了游戏，而史前社会的先民也是透过各式仪式来保持时间和日历，阿甘本从利瓦伊·斯特劳斯的《野性思维》发现了仪式的“共时性”特质和玩具的“历时性”特质，玩具(比如古玩及石护身符)仿佛透过模仿形态而在将古代的“共时性”记忆保留到不同的世代，玩具的存在也表明社群从史前的“冷社会”进入具备历史的“热社会”。第二章《在游乐场》希望透过儿童的游戏与先民仪式的对比，探讨出人类从只有仪式、没有历史的史前时代过渡到有玩具保留的历史里。与这些仪式和玩具相涉的，是幼儿和死者，必须说人类的历史就是把亡魂变成有稳定意指功能的能指，即我们尊敬的先人，而上古人类的时间意识往往就是一种从成年生者到死者，再从死者到初生婴儿的循环过程。

古代文明的确保留了这种时间观念，阿甘本告诉我们，如果考虑到经验如何生成的问题时，便不能回避历史如何开始的问题，也不能回避人类的时间观念如何改变，而西方世界的时间观念转变，则是从古希腊的“永恒循环”到基督教世界以“救赎”为终点的线性时间观。阿甘本要指出的是，现代世界的时间观恰好是缺乏“救赎”、却依然无限地持续的线性时间，而他在第三章《时间与历史﹕瞬间与连续性的批判》做的就是要批判现代世界以“连续性”(continuum)量度时间。在这一章，阿甘本既讨论了海德格在《存在与时间》对人的历史性而作的论述，也在思考一种全新的时间概念﹕一种伊甸园式的原始快乐，而这种伊甸园式的原始快乐正意味着一种可以在任何时候突然出现的瞬间(instant)，它属于一种圆满、间断、有限而完整的快乐时间，与持续、无限的线性时间相对立。

这种快乐时间的构想，表明阿甘本完全承继了本雅明那种“弥赛亚式救赎”的唯物主义史观，它是犹太教救赎思想、斯多噶哲学和诺斯替秘教的遗产，亦殊异于古希腊及基督教文明的历史观，这些被抑制的传统时间观会认为同质、无限和定量的时间(chronos)是一种等待和延缓，这种对立也表现在本雅明与法兰克福学派(如阿多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上。《幼年与历史》最后的讨论围绕在本雅明与阿多诺书信的论争之上，阿多诺与法兰克福学派拘泥于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而本雅明则无视这种历史观和所谓上层建筑和下层结构关系，因为本雅明反对连续时间观，并将无产阶级革命视为随时突发的“瞬间”。

《幼年与历史》从细节处紧扣本雅明对经验及历史的论述，以展示出后者的历史哲学纲领，这本跨度甚大的著作为《未来共同体》(TheComingCommunity)所探讨的“共同体”提供了一种历史上的可能性﹕建立未来共同体其实不必要求组成者具备什么本质，共同体就在每个当下，就在每个突发的契机(kairos)中成形的。

如此的思想也延伸到影像审美的领域中，西方艺术史往往拘泥于艺术品中的固定形象，这也是柏拉图“形象论”(eidetic)的传统，但阿甘本却在电影中发现，人的动作和姿势(gesture)而非形象才是电影的因素，阿甘本从古罗马作家瓦罗(Varro)的段落中发现，“姿势”不是“制作”(facere)也不是“做/演出”(agere)，而是最高统治者(imperator)的“行动”，这表示“姿势”也具有一种激进的政治意涵，“姿势”也可以是每个人在突发契机中进入“未来共同体”的途径。

书中关于姿势的讨论，看上去也许无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宏旨，然而这亦符合了本雅明的研究题材，因为正是这些细节事物(如玩具和人体姿势)才构成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真实内容，而阿甘本也认为本雅明将题材和内容(或上层建筑与下层结构)的关系视为一种互相的沟通，而不是像教条主义者认为的，是一种基于决定论的因果关系。

阿甘本其实和本雅明一样，都喜欢进行“文献学”(philology)研究，本雅明固然透过研究波德莱尔诗歌来进行资本主义批判，而曾在沃伯格学院(WarburgInstitute)任教的阿甘本，也延续了沃伯格(AbyWarburg)的艺术史研究风格。一般左翼知识分子或文化研究学者，或许对这种学究式研究兴趣缺乏，然而正如阿甘本说的，阿多诺等人仅把历史辩证法中的“否定”硬生地套在历史的真实内容之上，忽略了题材与真实内容之间的沟通，这就是阿甘本揶揄阿多诺像施魔法将“王子”(历史真实内容)变成青蛙(否定辩证法)的巫婆，而本雅明却像以文献学亲吻青蛙让回复王子身份的公主。

自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从基督教线性时间里剪除了救赎的终点，现代人就活在一种撕裂为历史时间和当下瞬间的时间之中，阿甘本认为现代人的经验沦丧其实与他们拥有历史却没有时间意识这一点分不开的，所以本雅明的“救赎历史”就尝试挽救黑格尔历史哲学和现代人的经验及时间意识危机。而基督降生的马槽就成为了基督教历史的开始点，阿甘本将马槽比作打破沉默的童话、寓言，如第一章所述的，一旦有了童话，也等于有了语言和历史，而在瞬间突发的快乐时间就成为救赎历史赋予现代人的时间意识。阿甘本以其充满才华及个性的方式，阐释并综合语言、经验、时间、历史等范畴的问题面貌，他的见解总是挑战传统学术领域常识，又以其厚实的文献学根抵而予人全新视角。

「廚餘」與消費社會的反思 文匯報﹕ 2012-01-02

「廚餘」與消費社會的反思
文匯報﹕ 2012-01-02


書名﹕剩食
作者﹕陳曉蕾
出版﹕三聯（香港）
出版日期﹕2011年7月
定價﹕港幣108元

從前香港是農業社會，如今即使菜田也不復多見，反倒滿街滿巷都是茶餐廳，在家煮飯的人也少了。另一個問題是，食物也變成消費社會的商品，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酒店、超市、酒樓及各式食肆業界隨著香港經濟繁榮而興旺，以及旅遊業的興起，造就了餐飲業和飲食加工業的榮景，於是香港的食物邏輯從傳統飲食變成一種零售及製造加工業的商機，這種背景也產生「廚餘」的問題，酒樓廚房的菜尾、餐室吃剩的冷飯菜汁、飛機抵後殘餘的飛機餐盒，通稱為「廚餘」或「剩食」，它們佔了香港堆填區垃圾超過三分之一。

《剩食》的作者陳曉蕾不僅在書中展示這些現象，更嘗試梳理「廚餘」問題的來龍去脈。《剩食》有系統地告訴讀者被遺棄食物的來源、人們對浪費這些食物的反應、被遺棄食物的去處，以及各種處理方法及其實踐過程。書中繪影繪聲地描繪出各種垃圾被遺棄在堆填區的命運，單是景象已經教人駭然：例如一隻鷹叼走了整條豬腿、被海關充公的整隻鮑魚被丟棄在這裡。在《剩食》第92頁，作者帶領讀者追蹤「廚餘」的下落，她告訴我們，政府堆填垃圾時的原則之一是將垃圾密封，因為這樣才不會發臭，這令人想起齊澤克曾說，我們以為可以像使用抽水馬桶般使垃圾在世界上消失，但事實是垃圾拒絕消失，而伴隨著消費而激增。

關鍵是我們將「廚餘」視為「食物」的對立面，而這種「對立」正好建立於保質、防腐、快捷、衛生等迷思之上，這些迷思的根源是消費社會對生產的營利要求，令餐飲業不斷急速、大量處理食物或烹調快餐以應付龐大的市場需求，但食物並非普通的商品，它會腐朽、變壞，也只能被一人（或一家人）享用，而大型宴會更會將食物切開，然後把不美觀和不可口的部分拋棄，如此必然造成大量浪費，例如因為酒樓宴會上菜的先後次序，吃了一大盤燒豬的賓客往往剩下一大盤燒雞，或者餐廳廚房切走的菜頭和肉碎。

從某些例子，我們可發現「剩餘」是現代集體社會的伴生現象。我們每天總要上班或上學，總不能待在家中，於是有了大量學校飯盒的剩食，或無數快餐店和學校飯堂的殘羹剩菜。在過往數十年間，本土養殖業還可以將這些殘羹變成豬餿或肥料，但本地漁農業及養殖業沒落後，就沒有能消化「剩食」渠道。

其實我們的經濟邏輯正是生產大量廚餘的主要成因，為應付大量顧客的需求，食肆會購買大量食材，超市也會擺上大量食物，但「顧客」的需求量永遠不可能被準確預測，而生產商和顧客對於保鮮期的錯誤思維，更增添浪費的份額，生產商不會誠實無誤地指出真正的保鮮日期，而食物即使過了防腐日期也不一定立即變壞，這種習慣思維卻成為超市為保持自我形象而浪費食物的理由。作者指出的韓國例子就值得我們反思，韓國的食物生產商往往會貼上「最佳食用日期」而不是「此日期前食用」的標籤。

「剩食」的荒謬在於，它本來也是食物，只不過因為種種利潤考慮而被「廢棄」，而「廢棄」就是強行把這些食物視為不潔淨和隔離，社會學家鮑曼在《廢棄的生命》中引用瑪麗．道格拉斯的話：「沒有生來就是『廢棄物』的東西」，說明「廢棄物」是在人的設計中被賦予「神秘，令人敬畏、害怕和厭惡的本質」才成型的，這種觀點也解釋了「剩食」的本質。

從「剩食」也可以反思香港的社會形態，作者放眼台灣、日本和韓國的公民參與例子，指出只要社會通力合作其實可以解決食物浪費的問題，然而這種環保思想，卻無法實行於香港這個極度資本主義的城市，其原因說來說去還是幾個問題：如普羅大眾視環保為西方、中產的概念，他們不信任這些環保團體；而從政府到民間一直盛行「重商輕民」的意識，結果令政府一直縱容生產商、連鎖超市及飲食集團，對於處理廚餘的民間行動卻未予任何實質性鼓勵。這類「市場至上」邏輯和「公民身份」缺席情況恰好同時發生在香港社會，沒有台、日、韓社會各群體和公民的自發參與，廚餘回收運動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沒錯，香港對「廚餘」問題的啟蒙意識，比這些地區來得遲緩，但這並不代表沒有人實踐「廚餘回收」的工作，從部分私人屋苑到名為「食德好」的家庭主婦團體，一直有零星的團體為此努力，一如香港其他社會運動，這種努力也是靜悄悄的星星之火。但透過本書，這些人的努力將為社會大眾所了解，讓星星之火足以燎原，讓政府更注視「廚餘」問題，作者的聲音就是一個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