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农耕，败也农耕！ (南方都市报[南方阅读 视野]: 2012-03-25)

成也农耕，败也农耕！

(南方都市报[南方阅读 视野]: 2012-03-25)

《潘朵拉的种子：人类文明进步的代价》，(美)史宾赛·韦尔斯著，潘震泽译，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12年1月版，新台币330.00元。

彭砺青(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图书馆馆员，香港

传说普罗米修斯将火种从诸神的居所带到人间，于是人类懂得生火，令诸神对人类的进步大为恐慌。他们发现普罗米修斯的弟弟爱彼米修斯是个软弱的人，于是造出红颜祸水潘多拉（台译：潘朵拉）送给他作为妻子，又将一个载满人间灾难的盒子交给潘多拉，结果无知的潘多拉打开了盒子，将一切人间的厄运、疫症、忧郁和绝望，释放到人间。

也许这则神话的寓意，乃是疫症和各种各样的苦难，定必伴随着人类文明而出现，但神话诉诸诸神和命运，而现今科学家则从自然地理变化、生物考古发现等种种研究，得出农业既是文明的“摇篮”也催生了伴随着文明出现的“痼疾”。《潘朵拉的种子》一如副题所示，其作者韦尔斯在书中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代价最感兴趣，而这些“代价”，包括人口膨胀、疫病、气候变迁等，都源自人类以驯服耕种替代游猎采集的集体抉择，直至今日仍然影响生活在每个角落的我们。作者虽为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探险家，却与读者们展开遗传学的考古之旅，引用大量有关遗传基因的考古研究结果，向我们展示人类文明与传染病、精神病及各种发育问题的神秘关系。

在人类史上，农耕与文明可谓一对奇妙的双生儿，不管是词源还是发生因果方面，前者都堪称为后者之母，没有农业，单纯依靠游牧而萌生的文明是不可能的，器具的生产也涉及农耕，而人类的聚居亦与之相关。然而人类是怎样透过集体选择决定采集种子进行耕作，却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这当然是无法由个人考虑加以拒绝的“集体意识”，它使远古时代的村落民决定将山区发现的多种谷类种子带到平原上进行广泛种植。其原因与新仙女木小冰河期有关，因为新仙女木期导致许多新品种植物在原来的森林地区生长，而远古人类也在采集的过程中获得它们的种子，并且因为粮食丰足而繁衍众多。作者称，当人类面对严寒时期的威胁时，就被迫决定将这些种子带到平原，并且广泛种植、改良这些品种，这就是农业的开始。

人类经历千百年来改良、驯化动物和植物的品种，虽是不自知，却促成巨大的成就，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玉米，它的野生祖先大刍草，单从外表看已有极大的差异，这是人类长期观察和选育的结果；而从基因遗传的角度说，像小麦、稻米和玉米这种谷物的基因重组中亦产生一种称为“转座子”的类病的寄生D N A，作者说这些“转座子”可能是一度活跃的“反转录病毒”。但问题也出现在这里，当人类把千百种植物选育改良成八种谷物，使其成为人类的主食时，他们也启动了隐藏其中的癌病因子。作者在第三章中讨论了美国人第一症病肥胖、肥胖所引起的糖尿病，以及疟疾等疫症，甚至我们熟知的H 5N 1禽流感、H 1N 1猪流感以及令人谈虎色变的SA R S，这些疾病或与农耕文明所引发的饮食习惯有关，或与人类驯养禽畜有关，总之或多或少算是农耕文明的副产品。

当中关于疟疾的讨论就更耐人寻味。众所周知，高棉旧都吴哥曾经是古代东亚最庞大、拥有大片水稻田的都城，但她在几世纪后遭到废弃。关于她的殒落，有论者认为是因为食水供应不足，但作者引用法国流行病学家维尔哈吉（Jacques Verdrager）的研究结果，指出正因为大量水稻田让疟蚊滋生繁衍，所以后来大批的农民不得不逃离这里。作者说恶性疟原虫的来源地正是远古人类家乡的非洲，他也引用遗传学家惕许可夫（Sarah Tischkoff）等人发现非洲和地中海的疟原虫变种在过去一万年里才出现的发现，指出恶性疟原虫被人类携带离开非洲的历史与新石器时代农业扩张的时间吻合，以证实农业扩张与疟疾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的结论是：人类将森林开垦成农田和蓄水池，也把携带各种传染病的昆虫引入人烟稠密的世界。

事实上，许多人类疾病都是由农业开发导致，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人类从懂得食用高糖分食物开始，就与蛀牙及糖尿病结下不解之缘，另外用盐卤或腌制的食物也导致胃癌（咸鱼导致鼻咽癌也是相同道理），这当然意味着农业发达的社会产生了大量剩余食物，相反地，古老的狩猎采集社会甚少过量捕猎动物或采集植物，亦不致像农耕饲畜社会般大量腌制肉类。

作者最终承认，我们不可能回到狩猎生活，但可以从历史中汲取教训，避免农耕者过度开发，克制进步观念衍生的各种欲望。这些思考都超越了人类学及遗传学关于远古人类D N A及生存环境的研究，可作为发展永续社会的参考资料。

重访李维史陀的另一面 (晶报﹕ 深港书评‧海外 2012年03月25日 星期天)

重访李维史陀的另一面

(晶报﹕ 深港书评‧海外 2012年03月25日 星期天)

《李维史陀：实验室里的诗人》 　　（英）派翠克·威肯 著 　　梁永安 译 　　台湾卫城出版社 　　2012年1月版 ●彭砺青（图书馆职员，香港）

思想人物或大学者往往戴着两副面具活着，被人们冠以“结构人类学家”和“结构主义之父”的法国人类学家李维史陀（内地译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便是如此。他的人类学论述（尤其是对“神话结构”进行的分析）广为人文学科读者熟悉，然而鲜有人认识这位独特的思想家，尤其是他的人生，他的思路历程更是鲜为外人道，然而这却是了解结构主义理论发生的重要背景。关于李维史陀的传记更是寥寥可数，可以想象的，内容亦必与学术问题关系密切。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李区爵士（Sir Edmund Leach）写的那本李维史陀的权威传记一般非专业读者可能会读起来吃力，而这本由威肯写的评传，正好透过斑斓的感性体验，还有李维史陀成长中各种事件与其个性的关系，在各种当代社会及人文思潮背景衬托下，向我们展示一个真实可读的李维史陀，而他的人生与其理论建构，竟有那么密切的关系。

有趣的是，今日迷上李维史陀的读者总难逃《忧郁的热带》影响，这是一本学术与文学性兼备的游记：除了洋溢着热带世界的超现实主义文学语言外，还充满对原住民的人文关怀与及对西方殖民主义的谴责。的确，如果我们把李维史陀从事这次田野考察的背景及写作动机都略去不想的话，都会得出颇为浪漫的印象。可是世上许多学术或半学术著作背后总是隐藏着现实的考虑。威肯让我们了解李维史陀为何写作本书，以及到巴西内陆进行田野研究的真正原因，如此我们更能理解《忧郁的热带》的第一句话“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对于传统探险式人类学研究的批判及李维史陀本人厌倦田野工作的性格。

书中提及，许多曾与李维史陀共事过的人类学家都认为，李维史陀根本不像人类学家，他在巴西部落村庄里终日埋首于自己的笔记，与身边的原住民有一道距离。关于这一点，威肯就梳理出李维史陀少时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和佛伊洛德学说，甚至地质学的兴趣，这方面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类学不过是李维史陀展现理论的学术工具罢了。这位思想家总是透过另一学科（人类学）表达出其独特的哲学观，以结构主义理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引起法国思想界的轰动，尤其是对于存在主义的清洗，但由于这套论述近于机械式的逻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及其后李维史陀便不再翻出新鲜的见解。它曾经影响过哲学、人类学、精神分析甚至各种社会及人文学科，然而受过它影响的人总是很快像洗掉污渍般与其划清界线或自称“后结构主义者”，结构主义的核心人物最终只剩下晚年李维史陀一人。

晚年的李维史陀小心慎谨、保守自恃，多少不符合年少时醉心前卫文艺与左翼政治活动的个性，可读者又会在威肯对李维史陀的生平叙述中找到多少线索。也许关键就在于李维史陀出身于犹太传统知识分子家庭，这个家庭原来定居于法国靠近德国的文化重镇斯特拉斯堡，同为犹太人的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恰好也在这里成长。李维史陀的父亲是一位传统的肖像画家，然而在摄影术迷倒李维史陀之时，这种“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也把肖像画赶入绝路，另一扼杀了传统油画的艺术是前卫的抽象画。所以，虽然李维史陀青年时与超现实主义者过从甚密，到了他晚年的时候，却宁愿退到欣赏十七、八世纪的法国油画家如普桑（Poussin）等。

虽然威肯没有多加说明，但从他对李维史陀二战流亡时透过朋友与身处沦陷区的家人联系等描写中，读者大概看得出他父母对他的影响，这种影响决定了他日后的学术路向，也把他的生活限于其中。本书作者似乎把李维史陀写成一位具野心及前途的学者、一位谢绝尘世的孤傲哲人王，我们似乎都期待传记作者能够道出传记人物的另一面，比如音乐家巴赫或哲学家康德的私生活，与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相比，李维史陀的性生活固然乏味得多，但他毕竟结过三次婚。然而作者却对他的感情生活着墨不多，第二段婚姻似乎像浮光掠影；在威肯笔下，我们只看到一位冷峻、无情、力争上游的学者，一位自我中心的美学家，他的力必多（libido）似乎都放在学术事业和文物审美之上。

例如在书中后半部份，读者只见李维史陀像学院隐士和美学家般躲在充满卡片和文物的斗室中，进行异常严谨的神话结构联想，以“伪数学公式”论证自己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又对部落社会的面具和文物感到着迷。这是李维史陀进行学术研究的另一矛盾特性，正因为此，作者将本书副题名之为“实验室里的诗人”。李维史陀也许会像康德般认为严谨理论才是富于美感的大厦。一如他十八岁时的历史和地理科老师卡昂（Leon Cahen）曾经赞他“思想锐利，懂得很多，有见解。”不过也认为他会容易被“近乎宗派主义的顽固所伤害”，因为他喜欢坚持“断然，黑白分明的论点”，还有“缺乏精确性和细节分疏”。据作者认为，正是这种性格创造了结构主义理论的精密和独断。

读者还会想到一些相关问题，他们不单问：“这部评传能否将思想家一生与理论建构的历程串连起来？”可以肯定，威肯的传记正依循着这方向，他抽丝剥茧地交代结构主义生成的每一个细节，一切对少年李维史陀思考方向影响深远的学术论文，田野研究中的行程，二战时偶见蒲公英并获得灵感的体验，以及沦陷时期的逃亡，在美国逃亡期间与结构语言学家雅各布布森的认识及与其他法国人文学者和作家的相遇等……这些探索对他日后建构理论都影响深远。一般读者料想这种学术评传定必沉闷抽象，这威肯没有这种毛病，还适合对李维史陀稍有认识的普通读者。

如果读者怀着对《忧郁的热带》的质疑读下去，就可以从李维史陀人生阶段印证他的不同想法，并且重新认识结构主义理论的主张。威肯站在前人遗产的基础上，还有幸访问晚年的李维史陀，验证李维史陀著作中的某些段落。威肯为后者立传却以批判笔触重新整理后者的理论，威肯所发现的问题也是英、美人类学家最终反对李维史陀的原因。作为一部评传，《实验室里的诗人》的文字一点也不枯涩，它深入浅出地整理出李维史陀一生的轨迹，让我们能够从理论和真实人生理解这位大师的另一面。

人类学大师的真实人生 (南方阅读 视野: 2012-03-18)

人类学大师的真实人生

(南方阅读 视野: 2012-03-18)

《李维史陀：实验室里的诗人》，(美)派翠克·威肯著，台湾卫城出版2012年1月版，新台币450.00元。

彭砺青(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图书馆馆员，香港

2009年，结构主义之父列维-施特劳斯(台译：李维史陀)在即将年满101岁时，终于走完了漫长的人生。这位开一代风气的思想家身上有太多矛盾和对立的细节，其复杂的思想生平，就像他所阐释的“神话结构”一样难以梳理。如何为这位思想家立传，着实不易。

关于列维-施特劳斯的传记，寥寥可数，这本由学者威肯(Patrick Wilcken)撰写的评传，为列维-施特劳斯学术生平研究带来新的冲击：作者再次梳理列维-施特劳斯在上世纪30年代进行影响深远的巴西内陆之旅，并与晚年的列维-施特劳斯进行了对话，就列维-施特劳斯的讲话和著作中的若干疑点作出诘问，试图寻找列维-施特劳斯的真正想法。

书的副题“实验室里的诗人”，表现出列维-施特劳斯的两方面：一方面是冷静、理性、严谨的科学家，另一方面醉心于诗性和审美的思维。“实验室”一词也表现出一种与田野人类学家扞格不入的思想家禀性，如果没有青年时的哲学根底和严谨的数学思维，列维-施特劳斯可能只会成为纯粹的田野人类学家。

时至今日，结构已为人文学界所乐道，然而这套思想的生成过程却鲜为人提及，书中就对此作出仔细描述，读者可以通过它窥探列维-施特劳斯的思考特性甚至是他的个性。18岁时，历史和地理科老师卡昂曾盛赞他“思想锐利，懂得很多，有见解”。不过也认为他会容易被“近乎宗派主义的顽固所伤害”，因为他喜欢坚持“断然，黑白分明的论点”，还有“缺乏精确性和细节分疏”。列维-施特劳斯少时已熟读马克思、弗洛伊德等人的著作，甚至比对后来从事的人类学更有深厚基础，这也影响了他日后以哲学观念去解释从田野研究和前人文献阅读得出关于原始社会外婚制度、图腾甚至各种神话的知识。

列维-施特劳斯本来修读法学和哲学，后来却为了人类学学位而负笈巴西进行工作和教书，同行的还有法国社会学家维拉尔和巴西人类学法利亚以及列维-施特劳斯的第一位妻子蒂娜。对列维-施特劳斯来说，这趟旅行其实一点也不舒适，上面提及的考察者全都是个人主义者，从来没有合作过，而列维-施特劳斯甚至对每个有血有肉的原住民感到冷漠，让他深感兴趣的只有原住民的纹身、他们的器具，还有他们那复杂的亲缘关系：他在里面发现了“对称”的结构。

在研究过程中，列维-施特劳斯渐渐萌生一套还不成体系的概念，而结构人类学的诞生却源于二战初期在阿登森林偶然看见一捆蒲公英的感性经验，其理论框架来自雅各布森的结构语言学观点———列维-施特劳斯照搬语言结构的观点来整理原始部落的交换、姻亲关系、神话类型等。他的《亲缘关系的基本结构》是最早的奠基之作，而稍后出现《结构人类学》以其观点阐释前人的作品，至于他的四卷本《神话学》和《小神话学》系列(《面具之道》、《猞猁的故事》及《嫉妒的制陶女》)不过将结构主义论述延伸到一个不断扩张的神话谱系中去。直到晚年，列维-施特劳斯一直没再修正或提出新观点，作者对此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如阿尔图塞引用康德的话，哲学的领域就是一个战场，哲学家之间斗个你死我活。列维-施特劳斯在人类学界的学术斗争也如在哲学界那般多，如巴朗迪尔等人类学界的批评者，就认为他错把莫斯名著《论馈赠》中探讨的问题从“意义”说成“结构”，又千方百计阻挠他进入法兰西学院。而萨特等存在主义者又在1968年学生运动中卷土重来，标志着列维-施特劳斯与巴特等人的结构主义自蓬勃以来遭遇过最严峻的挑战之一，这场斗争也是偏向戴高乐保守派思想的结构主义者与抱左翼激进思想的学生之间的对垒。列维-施特劳斯熬过了这些风波，但到最后总是一人上路。上世纪70年代以后，他虽然在国内声誉日隆，学生或支持者却渐渐放弃其主张。在《实验室里的诗人》后半部分，读者常能读到战后法国思潮的状况及其对列维-施特劳斯的影响，读者旁观这位孤独人类学家的晚年时，也会注视到他身边的风风雨雨。

晚年的列维-施特劳斯日趋保守，对年少时喜欢的超现实主义和左翼政治不以为然，反而越发欣赏传统的绘画、音乐和文学作品。这种转变在他中年时就慢慢出现。列维-施特劳斯与政治渐行渐远，他越来越喜欢在办公室内摆放记录文献的卡片、标满研究对象位置的世界地图等，读到这些描述，又令人觉得列维-施特劳斯与原始部落的生活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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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與底層階級的心聲 文匯報﹕ [2012-03-19]

金融危機與底層階級的心聲

文匯報﹕ [2012-03-19]

書名﹕資深記者　化身底層階級180天

作者﹕芙蘿倫絲．歐貝納（Florence Aubenas）

譯者﹕顏湘如

出版﹕野人

出版日期﹕2011年10月

定價﹕港幣100元

這幾年間，金融危機席捲歐美各國，其中以福利主義自詡的西歐尤其深受其害，這往往是緩慢痛楚的過程，起初不為社會所察覺，因為一次又一次的泡沫而變成劇痛。它除了令福利國家破產外，還直接摧毀底層階級賴以維生的經濟基礎，也削弱了中產階級的公共生活基礎。然而即使面對如此災難，暴富階級依然繼續享受鍍金的生活。更弔詭的是，雖然底層階級在人口中佔多數，

但主宰大眾意識的傳媒機構卻鮮會報道其辛酸的生活，故此關於底層階級的書寫就顯得珍貴。

本書作者歐貝納正是此一異數，她是當代法國知名記者，曾在伊拉克報道戰地新聞而被當地激進組織綁架，這次她正要化身底層階級，以第一人稱道出計時工和開工不足者這些年的生活苦況。這種親身報道涉及工作中的身體經驗，以及工作中與其他人的溝通和衝突，還有作者對自身情緒和心理狀態的忠實紀錄。

這種報道或會被詬病為文學化，的確，好些記者的文字紀錄就是借助文學來反抗媒體的建制化紀錄，因為只有文學才能直抒無名者或小人物的心理狀態。這種書寫不是沒有先例的，意大利女記者蘇珊．法露迪（Susan Faludi）曾將情感投入於報道文字裡，那位敢於挑戰伊朗領袖霍梅尼的女人亦寫出了男性鮮有的感覺，但歐貝納這種女性觸覺只是處於卑微的工作場所，屈從於普羅大眾那種有局限的視角，用當下的情感向自己呈現臨時工的處境。

所以在這本書中，歐貝納選擇去一個可以讓她隱姓埋名的市鎮：康城（Caen），而不是選擇像巴黎般的大城市，她寧可拋卻自己的身份和過去，成為茫茫人群中的一個無名者。為避免因工作而忘卻了寫作計劃，她向自己定下要求，為免霸佔職位，只要獲長期合約工聘用時就得停止計劃，結果她換過幾份臨時工，直至最後在烏斯特罕碼頭（le Quai de Ouistreham）當清潔工人為止。作者反覆交代不同清潔公司的老闆和資深同事怎樣囑咐她要怎樣把地面洗抹至不染塵垢，還有與較熟悉和較陌生的同事怎樣對話，或者互罵、嘲笑對方等情景，這些日常工作中遇到的沉悶細節，竟在閱讀中變成奇異的文字體驗。

昔日的法國是個福利社會，工會為勞動階層爭取合理權益，但這些團體在今日早已淪落。不單如此，連工廠也因為周轉艱難而紛紛結業，書中不止一處描繪出昔日工業區的蕭條景象，在第十五章〈野餐〉，作者形容在最後關閉的其中一間工廠前面，「有數十支白色木十字架插在圓形空地上」，那是「即將被解僱的人數」，又有一塊告示牌上寫著580個職位將削減116個」，另一邊廂寫著「高級主管卻領6800歐元的薪金」，這些標語表明了工廠倒閉和工人失業的情況非常嚴重，書中也以多處篇幅描寫失業工人對於失業問題進行了激烈的抗爭。

如在第五章〈女傭〉一開頭，作者就記述了工會號召對抗金融危機的罷工鬥爭，全章許多段落都讓讀者看清楚這些大型罷工遊行的真實情景，例如街邊好些店舖女職員看見大規模的遊行，就湊熱鬧的走上前去。作者也記錄了一些退休者的看法，他們認為以前的示威遊行有其抗爭策略，但近幾年的示威只是出來散步，根本沒可能表達訴求。這也許說明了，在治安管理嚴密的現代社會，示威遊行也變成一種不須付出血淚，僅只表態一下的集體活動，而工會組織也失去了當初的政治抗爭意義。

在第二十章即最後一章的段落中，作者就談論失業和工廠倒閉的命運，她說：早在七十年代已有人談危機，而在九十年代就有人談工廠關門，但沒有誰料到最終真的發生了。而這些被關燈的工廠最後的命運就是等待人們用炸藥把它們引爆，爾後，人們甚至把工廠區視為不祥的墓園，連經過都要側身避開。因為工廠倒閉而失業當然是慘敗的經驗和社會不公義的結果，但全書的描述讓讀者感受到，過去那些積極為待遇而抗爭的工人已經不在了，只有那些面目模糊且被動接受現狀的臨時工人。

書中雖沒有明說，但讀者仍可以感受到失業危機下的無力感，在金融海嘯、債務危機過後，一切稍有價值的事物都不能長存：工會和勞工保險部門失去了它的意義，即使它仍聲稱為工人爭取權益，但都沒有用；而就業服務中心的刻板教育也不能再說服失業者了，因為它們也面臨裁員的威脅。在金融問題底下，每個人面對整體經濟問題時彷彿孤獨的拳手，至多只能像作者般與身邊朋友互相分享、扶持。這部報道文學作品並沒有說教和論理，卻能直接地呈現出當下的困境，因而發人深省。　■文：彭礪青

廖偉棠 世界黑夜時代的幽靈歌手 文匯﹕ [2012-03-05]

廖偉棠 世界黑夜時代的幽靈歌手

文匯﹕ [2012-03-05]

作者：廖偉棠　出版：金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年1月　定價：港幣60元

文：彭礪青

處身於現代世界，我們似乎遺忘了詩，正如我們遺忘了語言的原來面貌。

這似乎也正見證了現代社會的技術統治，以及人與物分離的結果。無論是從班雅明的「經驗的貧乏」抑或是海德格在〈詩人何為﹖〉所說的「貧困時代」，最終都指向這種人類的命運。連當代詩歌的努力也被技術統治的世界抑壓，以致面對政治此一現代世界的重大問題時，現代詩人以純粹的語言為迷失者重建居所，並重塑人與物之關係的努力也並未見效，這也讓讀者質問現代詩究竟能夠如何直達時代的貧乏深處。

在今日的詩壇，廖偉棠無疑屬於引人注目的詩人之一，他醉心於里爾克、曼杰什坦姆等人的詩歌形式與神髓，並結合了他對凱魯亞克式「達摩流浪者」的信仰，以及胡士托精神以及「藝術進入生活，生活進入藝術」等原則，最終激發他那充滿政治意涵、然而亦藉以探求藝術高度的詩歌。

追尋遠逝的諸神

但與其說是藝術高度，不如說，真正的詩人，或渴望成為真正詩人者，就其本性，必會追尋遠逝的諸神的蹤跡。海德格筆下的荷爾德林固然是一典範，讀里爾克、荷爾德林等詩句而見賢思齊的廖偉棠又何嘗不想如此？他的詩歌不單向當下的書寫對象抒情，不單直面時代並與之對話，更超越時空向他所景仰或私淑的詩人、革命家、思想家或藝術家們致敬，雖則他們是平民時代的偉人而不是神祇，但他們在世界落入黑暗時代時，仍保護著世界僅有的光輝。這也可理解為詩人一直保存自己從詩歌閱讀中獲得的語言精神，而不願假借時下流行的形式。

廖偉棠以周遭事物的序列扣連政治之黑暗險惡，夾雜了他對現狀的呼喊，充滿情感的文字展示出直面邪惡世界的憤怒。

他自詡為「目睹末日廢墟的唯一一人」（見〈孫悟空〉）。與廖偉棠早期詩歌相比，新出版的《野蠻夜歌》的詩歌風格更能堅實地描繪和歌唱時代的黑暗，詩人也更熟練地引用他那帶文化隱喻的專有名詞，歷史與人名典故不再生硬突兀，歷史諷寓風格亦大體成形。

從虛無中打撈現實

在香港，廖偉棠常令人聯想到另一位詩人陳滅，雖然廖偉棠的詩歌充斥更多個人化的文化隱喻，但與陳滅的詩集《市場，去死吧！》相比，廖偉棠詩歌中的獨白語調其實沒那麼強烈，但他卻決定做一頭幽靈，徜徉於兩岸三地之間（他說自己喜歡坐火車並在旅途中寫詩），他不無深情地旁觀眾生（如香港社運）並歌唱著，彷彿在貧困的時代為失落的詩歌時代「招魂」。陳滅的聲音是內斂的詩人，而廖偉棠則是狂放的歌者，他收起了詩的含蓄，這是一種凝練的狂歌風格。

廖偉棠的「幽靈詩風」為近幾年的詩歌增加了一份陰森的氛圍，且看〈野蠻夜歌．雪鄉〉、〈夜中國〉等詩，不是雪夜、霧景就是漆黑一片，與《隨著魚們下沉》或《花園的角落，或角落的花園》裡面對世界充滿好奇的詩相比，現在他的詩歌調子越見灰暗。其原因，或許可在〈凌晨讀詩，憶切．格瓦拉〉中找到，他在詩中藉悼念革命家而道出對當下貧乏時代的失望。

但廖偉棠詩中的絕望之景卻能為詩歌更新它的血清，正如他獲得文學雙年獎後寫的文章〈在香港當一個詩人，有多難〉所說的，「從這虛無中打撈出最現實的現實來」，反而能夠成為「一個堅實的詩人」。這種晦暗的視角恰好與他漸漸成熟的語言互相呼應，沒有多年在生活和語言上的同時歷練，恐怕寫不出這樣深沉的詩句來。

憧憬詩歌的黃金時代

對當下的貧乏時代感到失望，意味著憧憬一個詩歌的黃金時代，對廖偉棠來說，那個年代就是革命的詩意年代，不過那屬於一種個人的想像。廖偉棠的矛盾在於詩性想像時間與當下時代的衝突，我們在曼杰什坦姆的詩作中能找到時代與詩人的關係，而且能看見詩人如何深入貧乏時代的本質。廖偉棠也在嘗試，但他的詩歌局限於在特定時空中發出劃破天空的叫喊，或者冀望在詩歌裡呈現為象徵化政治事件的在場者或見證者。

可是這種在場者或見證者的角色與貧乏時代有多大的關係？廖偉棠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了貧困時代的本質，還是僅只停留於外觀印象式的時代見證者的詠唱？海德格認為貧困時代之所以貧困，是因為「缺乏痛苦、死亡和愛情之本質的無蔽」，或讓那些本質領域「自行隱匿」，在廖偉棠的詩歌中不乏試圖重現痛苦、死亡和愛情的嘗試，然而此種努力與「本質的無蔽」仍有很大距離。廖偉棠的詩作的確表現出分離之苦、愛之苦，讀者也能感受到他正一步步地邁向這個核心，雖仍未脫離濃重的文化鄉愁氣息。即使如此，他的詩集仍蘊含著強大的語言力量，在當今詩壇之中，膽敢直面令人沮喪的現實，反過來說，亦成就了詩歌的茁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