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的焦慮」與一種文學評論自述 (文匯報﹕ 2011-08-22)

「影響的焦慮」與一種文學評論自述

(文匯報﹕ 2011-08-22)

書名：Anatomy of Influence（影響的剖析）

作者：Harold Bloom（哈洛德．布魯姆）

出版：Yal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2011年5月

定價：港幣243元

文：彭礪青

布魯姆在70年代以《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一書震驚英語文學評論界，成為他的畢生學術標誌，但隨後卻沒有以理論作品繼續鞏固其理論基石，反之寫了不少關於解讀聖經、猶太卡巴拉教義、莎劇及英詩等的評論書。多年以後，作者以耄耋之齡寫出了《影響的剖析》，剖白他的閱讀經歷，並重申《影響的焦慮》的主題。

所謂「影響的焦慮」本是布魯姆閱讀詩歌的理論主張，主要是參考了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對「焦慮」的解釋，將詩歌文本視為作者受詩歌傳統影響的結果。根據布魯姆的理論，每位文學家天生皆有與前人爭雄、甚至超越前人的慾望，這成為了延續文學譜系的原動力。布魯姆以莎士比亞為英美文學譜系的坐標，後者在各方面影響了密爾頓、濟慈、布雷克等英國詩人﹔而惠特曼則為這一傳統在新大陸的對立人物，他影響了布魯姆鍾愛的哈特．克萊因和華萊士．史蒂文斯，還對博爾赫斯甚至艾略特等詩人產生影響。這與當時大行其道的文本分析大相逕庭，循文學傳統影響分析作品的做法也受到不少人的議論。

即使作為一位文學評論家，布魯姆也深受弗萊（Northrop Frye）《可怕的對稱》（The Fearful Symmetry）一書影響，畢生保持對弗萊的崇敬。作為著名的耶魯文學教授，布魯姆對「新批評」不滿，更不苟同受法國解構、後現代思潮影響的新犬儒派觀點（Neo-Cynicism），他承繼了弗萊的文學評論精神及對聖經的詮釋。「可怕的對稱」是布雷克詩作《虎》的末句，而被弗萊引用為書名的布雷克詩歌評論集則是在二戰時寫成，正如與弗萊觀點下的布雷克詩歌一樣有其歷史社會語境。布魯姆身上亦帶著大量弗萊的痕跡，此書名稱更令人聯想到弗萊晚作《批評的剖析》。

書中的文學觀點頗具啟發性。布魯姆自道：一直以來，「文學之愛」（literary love）是他閱讀及文學評論的驅力，文學評論家必先愛上閱讀某詩人的作品，才能在喜愛和了解之上創立自己的評論﹔同時，他也討論了「崇高」（The Sublime）。自羅馬的朗吉努斯以來，「崇高」成了文學的目的，甚至影響到哲學家柏克和康德的美學觀點。但在多年追求這種「超驗」美學特質過後，作者直言自己還是比較認同伊壁鳩魯式的閱讀愉悅，這又可以「文學之愛」作參照。

布魯姆視莎士比亞筆下人物為日後文學發展的線索，其實莎劇人物既是贏得後世讀者歡心的要素，也是精神分析的最佳範例。而布魯姆則以哈姆雷特和伊阿戈兩大角色為例，說明莎士比亞創造了杜思妥耶夫斯基都沒法灌注其中的元素﹕人物的良知（conscience），這種彷彿內在獨白的聲音，正好成為後世英美詩歌在文類（genre）敘述及抒情方式上的重大泉源。

雖然有莎士比亞這堵經典之牆的焦灼，詩人們還是透過對伊壁鳩魯派哲學的影響焦慮進行創作，其影響之源頭即為伊壁鳩魯派詩人盧克萊修。作者認為這種情況發生在其聲音比不上經典人物（如但丁、歌德等）強大的詩人身上﹔例如在19世紀的英國，最明顯的例子無疑屬於雪萊，在意大利則為萊奧帕爾迪，如此現象還發生在後來美國的惠特曼和華萊士．史蒂文斯身上。憑藉這種詮釋，作者把雪萊、惠特曼和華萊士．史蒂文斯重新視為另類經典，這與現代派詩人艾略特之重視密爾頓或詩人奧登之推崇拜倫，其精神南轅北轍。作者在書中也記載了奧登在作者面前質疑雪萊的經典地位，然而布魯姆卻在兩位現代詩人的正統基督教觀點外，加入了享樂主義的文學旨趣作為目的，豐富了傳統對詩歌創作動機的慣性答案。

除了影響的焦慮和寫作的愉悅外，是否還有別的原因讓詩人創作﹖從文學史上（尤其是詩歌史）看，似乎「重塑現實」只是小說家動筆的最大動機。或有論者認為布魯姆無視現實，在強調階級、社會關係和歷史的左翼文學評論家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眼中，布魯姆的著作只不過是花哨的文章而已。這卻屬於兩套水火不容的價值觀，沒有其中一方可以指出對方全然謬誤，兩者各自解釋文學領域的不同範疇，當可發揮互相補充的作用。

80后的生存状况及期待 (晶报——深港書評﹕ 2011-08-21)

80后的生存状况及期待

(晶报——深港書評﹕ 2011-08-21)

《80后的生存与生活》 (健吾、周志煌 编著，香港CUP出版社﹕ 2011年5月版)

●彭砺青（图书馆职员，香港）

在香港80后的社会运动中，我们看到一种沟通的要求，这并不表明香港80后比内地80后强，却暗示着一种分享及解决问题的契机，相信这也是两位编者出版本书的目的。

近两年来，香港关于80后的书籍忽然多了起来，然而大多是关于本土80后，对于内地80后问题则不甚了了，《80后的生存与生活》刚好弥补这一缺失。本书有两位编者，一位是香港80后专栏作家健吾，另一位是生活在北京的80后周志煌，恰好覆盖香港及内地。而书名《80后的生存与生活》的“生存”与“生活”，却令人联想到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论。当然，我们不可把马斯洛的理论硬套在不同的情境里，但马斯洛对于人类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感情需要等分成层级的见解，却又道出了人类基本需要的某些共性，一如书中所反映的80后所面对的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并不难解释，所谓生理需要就是吃得饱，所谓安全需要就是住在较理想的环境，所谓感情需要就是成家立室，这都可被视作有步骤的进程，但是这些简单的愿望往往甚难实现。这不单是源于职业市场对晋升阶梯的限制，亦因为中国近几年来在物价、房价等方面的飙涨，然而仅只讨论经济问题无法了解问题背后的症结。80后最大的特点是他们拥有比上两代人更多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而且如排山倒海地接受西方文化冲击，使他们比上两代人对社会有更多的要求，也因为满足不了要求而感到格外失落，或者以为自己已经在高等教育和卓越的工作表现中装备好自己，却依然在职场上跌跌碰碰或解决不了生活的问题。

最好参考书中的80后例子，书中各章都因应不同问题而取了不同名称：第一章《给我一个家》涉及蚁族或蜗居等居住问题，第二章《我们该怎么努力》讨论专业教育与就业需求脱节的问题，第三章《男人要什么？三十而立！》重新审视成年男性的角色问题，第四章《边一个发明了婚姻？》针对80后的婚姻生活，《问问心，你准备好做父母了吗？》则关注80后的生育和对下一代教育。最后一章却回到香港80后青年的自述，仿佛与前面几章作对比，这些80后青年都是健吾的朋友或他自己，内容与前几章相比明显地突兀。不过，单就本书大部份内容来看，亦不失为珍贵的社会记录。

《给我一个家》触及许多北漂、海漂甚至广漂的例子，必须说明一下，这些“80后”青年大多是从乡县出城求学、打工，城乡环境的悬殊造就了他们在毕业后求职和就业方面的压力，在生活上房屋成了最直接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努力》一开始就讨论“被扩招”和“被就业”的问题，在在反映出大学教育有跟随潮流和市场走的趋势，不单不能追赶上变幻无常的就业市场，还无法为就业市场提供适当的大学专才，如几年前流行的IT专才教育现在已变成不吃香的职业了，而被学校“就业”的大专生也不能凭借这些苍白的履历谋得一工半职。而第一章告诉我们，即使就业了，这些脆弱的职位永远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尤其是不断飙升的房价，我们反而应该思考为何80后的职位大多如此脆弱，甚至连个人生活也不能保证。

处理大量个人故事，本书没有令真实经历变得“个案化”，却以充满时代感却不失雅正的文字，以平实不华的笔触，道出“他们”的困难，让他们的故事变成有血有肉的“生存境况”；每章结束处的《编者按》以分析丰富这些故事的社会意涵，而不致沦为“秘辛”式叙述，也不会变得学术性过浓。《80后的生存与生活》可读性高，对处于人生交叉点上的“80后读者”，尤其深有同感，书中困境就是每个进入社会的青年人所面对的问题，从居住、履历、家庭、婚姻到身份角色和社会地位，既关乎个人又关乎社会；而内地的80后既是改革开放下成长的一代，又是计划生育下成长的一代，他们成长时产生的孤独感和在面对社会的挣扎与别的年龄群体对比下又显得格外突出。

现代社会的无根特性与社会经济变革同样冲击传统社会的伦理观，在我们这个世代，讨论“三十而立”这句《论语》的话，多少与我们的生活格格不入，而坚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更显得有点奢侈，第三章的《编者按》亦引用调查资料说明，超过一半受访的80后父母认为，生育孩子的目的是“为了增添家庭的生活情趣”，“养儿防老”观念仅排行第六。《编者按》也指出80后父母偏向接受西方家庭育儿观念及在网络上取经，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社会现代化的大趋势使然。

但80后的独立仅停留在思想层面，在经济方面仍依赖父母余荫，这也影响到他们的婚姻生活。第三章的《编者按》就指出80后的离婚之中，十居其九都是由其父母牵线，越是“啃老”(依赖父母)的80后，其婚姻也越不稳固，第四章关于徐刚的例子，就是一个因为“一子政策”而令父母为儿子择偶的典型故事。对80后来说，天大的事都有父母“撑住”，甚至育儿也一样。第五章甚至讲述了80后父母因为工作关系而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长期照顾的故事，他们的爷爷奶奶通常生活在农村，不单令这些80后父母的孩子远离城市教育，更对父母缺乏亲切感。

全书最后一章有点奇怪，编者健吾找来一些80后的电台主持、歌手，还有他自己作了分享，读者也许会猜测编者是否要衬托出前面讲述内地80后的“苍凉”生活？其实香港80后也不见得很超脱或很成功，但香港80后的意义，不管是“少数”还是“多数”都值得内地80后参考。少数者，走着相当于邓小桦所说的“(以艺术)改变(文化沙漠的)现实来保守自己”的文艺青年之路。相反地，我们从健吾的少年C故事中，也会发现在多数挣扎于工作和社会的80后青年群中，也有好些在香港中学这样环境下仍可以一起讨论《东周列国志》、《红楼梦》或《1984》的同学，他们后来却选择成为理财顾问，且接受了那种职业的价值观，成为商业社会的支柱。当然，还有一些游走于大众和小众之间的“80后青年”，例如咤咤903电台主持陈强，在一份商业化的工作之上，还可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关心有着各种经历的听众。

诚然，演艺事业、文字及艺术创作并不是现实生活的解药，但涉及了人们在公共领域的沟通，如果我们仍然相信个人化的社会仍能透过在公共领域的沟通来解决现代人的精神生活问题，那么它们仍是有作用的。在香港80后的社会运动中，我们看到一种沟通的要求，这并不表明香港80后比内地80后强，却暗示着一种分享及解决问题的契机，相信这也是两位编者出版本书的目的。

打破贫民窟的偏见 (南方都市报: 2011-08-21)

打破贫民窟的偏见

南方都市报 2011-08-21

《落脚城市：最终的人口大迁徙与世界的未来(Arrival C ity- TheFinal M igrationandO urNext W orld)》，(美)道格·桑德斯(D ougSaunders)著，陈信宏译，麦田出版社2011年3月版，港币150.00元。

彭砺青

□图书馆职员，香港

在相当程度上，上古的世界历史就是一部人口迁徙的历史，城市的创立，甚至每一个人类文明的形成，也是人口迁徙的结果。而人口迁徙总会结束于在某个地方“落脚”(arrival)，我们所说的“生根”也离不开“迁徙”与“落脚”的阶段。不谈这些，我们就无法了解《落脚城市》作者道格·桑德斯想在书中讨论的问题。这本书以“落脚城市”取代“贫民窟”所指的市区边缘聚落，重新赋予正面的意义，不集中于社会统计或量化经济的数据分析，而是以个人故事，扣连起无数“落脚城市”居民的盼望。

不单如此，书中更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其实作者并非城市研究学者、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却以记者般的观察力和锐利的分析目光，加上多年纵横于第三世界各大城市的经验，以生活在“落脚城市”的许多个人故事，将城市发展的其中一个重大趋势作详尽剖析。书中没有学者和政府当局所重视的统计数据和发展理论模式，有的是文学味浓的景观描述和引人入胜的叙事，以“落脚城市”的居民为认识主体讨论他们为其目的而迁居的“落脚城市”，亦能解释那些帮助落脚者生活其中的人际网络，这往往是冷冰冰的城市规划者和决策者所无法理解的。

这些故事说明了为何作者把这些“贫民窟”重新定义为“落脚城市”。首先，前者是明显带贬义的词语，也给人一种决策者居高临下的感觉，让决策者更振振有词、视里面的居民为寄生虫；“落脚城市”却道出了生活其中者的视角和迁徙目的，而且反映出这种迁徙现象的短暂性和多变性，但这些沿于外围城区的迅速变易，却是造就一切城市发展及繁荣的必要条件。“落脚城市”永远像河流而不是铁板一块，赚了足够金钱的居民搬走了，成为中产阶级并忘记了这段往事；从乡下寻找小康梦想的人们前来延续前人遗落在这里的梦想。治安力量很少能控制这片三不管地带，因为建制逻辑无法理解这里，这里也有自己的秩序。以香港为例子，拆迁前的九龙城寨，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作者对这些移民的作用持正面看法，虽然作者并非对移民小区的暴力和贫穷惨况视若无睹，但他认为如果因为“落脚城市”的腐败、贫穷、落后而重建甚至消灭它们，则无异于将浴盆里的水连同婴孩一同倒掉。书中提到，深圳官员埋怨外地民工在工厂外沿住宿的外围小区，可是当这些小区被拆毁后，深圳的经济发展反而停滞起来。作者从马尼拉政府消灭贫民窟政策及其后果中也发现相似问题，问题关键是政府赶走了提供经济活力的乡村移民。故此，作者认为这些城市的政府当局，应该重视这些小区的居民生计，并积极介入小区的基建和居民福利。

这些基建和福利包括照明、渠沟、食水供应以至与落脚城市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设施，并且加强落脚城市小区的治安警力，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须向落脚城市居民提供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帮助他们取得城市公民权并且能通过努力上升成为中产阶级。可是书中亦枚举了大量处理失当或政策失败的例子，可见“落脚城市”既非能轻易处理，亦非短期内可解决的问题。作者引用地理学者尼曼对孟加拉国的社会流动研究，指出晋升中产阶级的人口数目总比涌入城市的穷人数目要少，而买得起高尚住宅的人大多数仍是中产子女，而非由落脚居民朝向中产阶级晋升的夹心阶层。其实作者笔下这种“不上不下”的现象，也正是世界大部分城市的问题：想置业者总是无法置业，而有能力置业者通常都有一定程度的家荫。

放眼全世界，“落脚城市”不单是亚非拉城市，也是欧美城市要面对的重大问题。书中各章展现出不同城市皆面对各自背景的落脚城市问题，如法国巴黎必须处理来自塞内加尔、马里等法语非洲国家的乡间移民，而德国柏林的克劳兹堡(K reuzberg)则住满了大量土耳其移民。在某些地方，落脚城市的土地侵占问题还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例如在伊朗的德黑兰贫民区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贝塔瑞(Petare)，这涉及土地分配问题。事实上，政府面临两难的处境，就是如何免费供应土地给这些地方的新移民，又不影响原有的城市人口。在某些城市外沿地区，还有移民偷偷搭建房屋，例如在伊斯坦堡郊区的“盖奇康度”(gecekondu)，它甚至引发了1980年的土耳其军事政变。

作者还从欧洲现代城市发展史的角度，展现“落脚城市”推波助澜的作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巴黎市区街道，既挤迫而且卫生条件恶劣，这种现象不单在巴黎常见，也是欧洲各大城市司空见惯的现象。疫症夺走了多人的性命，惟独在十八世纪末以后，欧亚人口开始增加，作者将这归因于通讯和交通发达。这种趋势当然也让更多劳动力投入工业革命，但从城市土地占有的角度来看，却造成了社会动荡所引发的变迁，这也标志着革命和社会变革等“毁减性创造”。故此，作者相信落脚城市在将来所发挥的不稳定影响，必定与“攻陷巴士底监狱”一样充满了正面的历史意义。

思考书中内容及陈述论点，不一定能想出为社会带来稳定和谐的方案，然而从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到刻画移民生涯与期盼方面，本书作者往往让读者置身其中并有深刻体会。况且，历史变迁往往带有不稳定的因素，但历史进程却是无法逆阻的，就像落脚城市对城市发展甚至社会变迁所发挥的作用。作者桑德斯不单肯定“落脚城市”的意义以避免“贫民窟”的负面形象，甚至将它提升到影响历史发展的层面，而丰富的例子和故事，更令本书内容大大吸引那些对城市发展深感兴趣的读者。

香港政治经济如何被形塑 (晶报﹕ 07-08-2011)

香港政治经济如何被形塑

(晶报﹕ 07-08-2011)

《官商同谋：香港公义私利的矛盾》 　　(英)顾汝德 著 　　马山等 译 　　香港天窗出版公司 　　2011年7月版

●彭砺青（图书馆职员，香港）

英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的不安感是一个关键因素，这对于每位在晚清殖民地上营生的中国臣民来说，也许不代表什么，然而正是这小撮英国占领者的群体心态，主导了日后港英政府的施政方针。

记得近日港澳办主任王光亚总结对香港公务员制度的印象时，将其形容为“成也英国，败也英国”，这句话也许非关褒贬，纯为抒发一己之见，但有一点很明显：他把香港早年的管治得失，归结到英国政府的管治技术。从管治技术上来看，这是不争的事实，可这事实却令一般人很容易产生错觉，误以为香港政策背后的政策主体是宗主国，或以为港英官员不谙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公共行政是一门复杂的学问，它涉及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瓜葛和斗争，而英国的殖民地事务更是如此，而香港的事例正好说明殖民地政府不单并非宗主国政策执行者，更是经常与宗主国起冲突的难缠对手。

说到这里，也不能不提林沛理的“香港例外主义之死”论。根据林沛理的说法，香港的繁荣与成功，全赖她的“例外主义”特质。的确，香港有许多全球绝无仅有的特性，例如香港华人社群的国族意识并非一般独立殖民地的主权诉求；又例如在行政和决策上，香港政府比任何亚洲国家更有效率及更有能力；然而香港政府也比许多政府更迟缓地实施任何政策方案；在政治理念上，香港比许多地方更不具备民主实践，而且更像财阀垄断的传统社会，然而她却比许多地方拥有一般国家无法想象的经济及社会自由。

这些“例外主义”特质并非无法解释，然而也并非如同林沛理所说的，是“香港优势”。《官商同谋》(英文书名为Uneasey Partners: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Interest and Private Profit in Hong Kong)，不单为这些特殊性质梳理出源头，更认为这些特质正是“殖民地政府”为香港社会带来许多建制核心的稗政及弊端，而这些问题不管主权属谁也是难以改变的，这是关于香港如何被形塑的“本质性”问题，比任何关于身份认同的问题更根本，也是今日香港社运份子及保育人士所质询的问题根源。作者顾汝德在香港拥有丰富行政经验，他勾勒出香港政府过往一系列政策背后的利益关系，并道出了殖民地管治的意识型态。

英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的不安感是一个关键因素，这对于每位在晚清殖民地上营生的中国臣民来说，也许不代表什么，然而正是这小撮英国占领者的群体心态，主导了日后港英政府的施政方针。一如十九世纪末在中国港口的英商，港英官员极度不信任华人，宁肯透过中介人也不愿直接接触华人，他们觉得华人难以捉摸、狡狯，在政治方面，多位总督及英籍高官不认为适合在华人社群中推行民主。政务官的例子体现出一种矛盾处境：他们有官僚精英的优越感，但其职责是充当殖民地政府和华人社群的桥梁。简单地说，港英官员既被华人社群包围又与他们隔离，他们之间的鸿沟往往由初级官员和传译人员来把守。

这或许解释了港英当局为何不愿像其他殖民地般开拓代议民主及提供社会福利，或者在新加坡例子出现后多年才雷厉风行地打击贪污，都正好源于这种管治思维。早期港英殖民地官员既是欧洲人，他们不愿意直接接触华人，自视英商精英为其合作伙伴，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势力如日中天的在港英商却突然一蹶不振，华商势力取而代之，也形成了今日的地产霸权。作者最让人难忘的断言，无疑是认为今日香港在“经济”及“法治”方面的成就，并不是英国人带来的遗产，而是香港华人默默努力的成果。其实，香港之所以能蜕变成一个廉洁、有效率、法制完善、繁荣稳定，并能保证有限度自由的社会，其关键原因在于香港市民对于过去中国社会动荡的恐惧，乃萌生出对稳定生活的渴望，这种基本的愿望盖过一切对政治自主、代议政制及社会福利的诉求，正如只有当贪污大大影响社会稳定及市民生活时，廉洁的必要性才突显出来。

新中国的成立，也是全书的一项重点，因为这不单导致东亚地区的冷战格局，也改变了香港社会的权力关系和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伦敦英国方面、香港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这也许是全书最精采的环节之一：一方面伦敦方面已默认了归还香港，另一方面却漠视香港的经济价值，英国外交部的态度更令香港试图亲自接触中央政府；中央政府那边厢其实也默认了香港的特殊位置，但港英之间的纠结和瓜葛和冷战格局也限制了香港与中央政府的接触。读者从书中窥探出这样一幅历史图景：香港在伦敦的漠视下，最终却仍能够处理管理及外交问题；有趣的是，港英当局一直无意承担其政治责任，这或多或少是“无心插柳”的结果。

“官商勾结”是本书要探讨的核心问题，第七章尤其是重点之所在，此章名为《官商勾结 利益输送》，但内容所述的其实是官商间“若即若离”的复杂关系，更切合书名“Uneasy Partners”（不易相处的伙伴）的原意。顾汝德强调，港英政府因与华人社会疏离，遂以商界精英为其“中介”，他也认为一般人对港英时代奉行自由放任政策的理解是错误的，其实“自由放任”仅为一联系商界利益，以确保官商权力基础的策略而已，此原则一旦影响大财团的利益，亦可阳奉阴违，而华英商界亦曾经因为自保而谴责“自由放任”。另外，政府与商界之间亦经常处于角力之中，有时候商界反抗政府的专横，有时候政府制裁商界的垄断，这视乎各方利害关系。这一点后来一直承袭下来，而政府越发庇荫房地产垄断商，则令官商的权力游戏渐趋失衡。

全书向读者梳理港英政府的管治思维，因而提供港英管治逻辑的动机提供解释，这比单纯地批判地产霸权，或指斥殖民地管治制度更深入问题核心，虽然这套叙述很明显采取了港英政府的视角，亦以客观剖析为主而较少着手批判，但全书数据详实丰富，记录了上世纪80年代的英商浮沉史和华商争夺英商领地的斗争，指出怡和等英商如何因为抱守19世纪心态而被逐出香港，故事最终以上海商人凭借政治和社会上的灵敏度和长袖善舞的手段而在后殖民香港赢得政府默许的权贵地位为结局。这些故事不单解释了《地产霸权》讲述的房地产垄断现象的历史背景，还反映出后殖民政府已越来越难于驾驭大财团。在这个权力游戏失衡以后，更多明显地“官商勾结”的发展计划出台，以致保育和本土运动也在这时候与之对抗，并非偶然。

(由於題材的緣故，有少數關於中國政府的字眼被改動。)

“被媒体”的人 (晶报: 31-07-2011)

“被媒体”的人

(晶报: 31-07-2011)

《媒体上身》的英文书名是“Mediated”，这似乎是从现象学视角的描绘，没有别的词语比“被媒体”更能捕捉现代人流露集体情感反应的现象了。

●夏桐（书评人，香港）

自从麦克卢汉开创媒体研究的新路线以来，对于媒体的论述可谓洋洋大观。论者中詹戈帝塔(Thomas de Zengotita) 的学术履历比较有趣，他拥有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又曾接受舞台表演训练，而他目前在道尔顿大学和纽约大学教授“现代化与形式异化”、“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媒体理论史”等课程，看来也是跨学科的背景，对人类社会问题的洞见不拘一格。至今为止，他的著作还只限于这本《媒体上身：媒体如何改变你的世界与生活方式》（下简称《媒体上身》），但书中不难窥见他的论述渗透人类学视野与现代哲学意识，虽然他就如麦克卢汉和尼尔·波兹曼一般就媒体现象对现代性进行反思。

《媒体上身》的英文书名是“Mediated”，这似乎是从现象学视角的描绘，没有别的词语比“被媒体”更能捕捉现代人流露集体情感反应的现象了。本书的“楔子”部分就以作者接受舞台表演训练时的一次经历来说明：那天表演学校的校长突然走到练习场地，告诉他们肯尼迪总统遇刺，及后又走进来证实消息属实，作者概括了人们的反应——愤怒派或哭泣派，有趣的是，人们在公众场合中自然流露出某些其实是精心表演的动作，无论他们是真心还是假装，而作者当时所受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形式主义教育：从心理变化演绎角色，正好有趣地解释了这些“演员”的情感反应。

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人们而言，这些“心理戏”想面对的其实只是媒体而不是真实的人，人们表演情感无非是想受到注视，被万千观众观看。作者引用了一个例子：支持黛安娜王妃的群众在白金汉宫门前扔掉鲜花以表示对英女皇的反感，这类集体行为不单受集体潜意识驱使，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感到自己像身处世界舞台的演员般被观看，会因为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和立场而感到凸显自我。

媒体的出现，无疑在人与世界之间划出了一道巨大的鸿沟，这道鸿沟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表征让你去选择，而真实的世界却是不由你选择的，只有必然性和偶然性，一如大自然、上帝和命运一样，詹戈帝塔的讨论虽然针对媒体本身，却充满哲学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怀。书中各章讨论“媒体化”对人类身份认同的各种影响，例如第二章《儿童狂热》就是关于当现代人对儿童态度改变所导致的问题，而第三章《英雄末路》则是关于“媒体化”对时尚女性的塑造及所造成的男性身份认同危机，第四章《定位政治》则是关于现今“媒体化”趋势下的政治操作与政治理念本身的背离。

这些篇章对于一些看似熟知的问题提出了非同一般的剖析角度，比如尼尔·波兹曼在同名书中大谈那个名为“童年的消逝”的媒体效应，詹戈帝塔反而指出，在维多利亚时代以前人们从未像今日般过度珍视、刻意营构具备“儿童特质”的文化，作者以小熊维尼和彼得·潘为例，这些漫画和童话故事最能说明现代人心灵“儿童化”的趋势，人们以“儿童”作为中心，在年龄上混和了童年和青春期的分野并延迟了成年的来临。我们像彼得·潘般不想长大成人，宁愿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我们轻忽并善于忘却一切承诺。其实源于日本的所谓kidult世代，还有日本漫画对儿童的歌颂及对成年人的贬抑，又何尝不是现代人的病态?现代世界的顽童总有是数不尽的玩意，这正好符合作者认为媒体总是虚拟出无穷选择的看法。

如果童年已经由面对现实的起点变成“被媒体”重新塑造的自我中心世界，那么青春期就是一个人“被媒体”后学习活在“媒体”之中的阶段。我们总记得念小学时身边最爱流言蜚语的女同学，每当某女同学暗恋某男同学时，她们总爱发动舆论攻势，作者据此认为男生就在女生这种舆论压力下成长并慢慢寻找自我的。詹戈帝塔更认为：人生是一出长长的即兴演出，唯有熟谙方法演技的人才能活得好，除了演得逼真外还得很会演。虽然作者谈的是美国校园，但不同文化的读者，只要活在现代社会，对于这一章(甚至书中各章)所讲述的情景肯定很有同感。

所谓“表征”不过是某种形式的表演，这种“被媒体”现象在公共领域尤其显著，西方社会的普罗大众一般对政治不感兴趣，这很可能是因为所有“政治活动”在媒体中多少有意识地变成另类的“表演”和“造势”，这不单远离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原则：为人们寻求共同最高的善，甚至也遗落了洛克、密尔等人的自由主义理念，或者各种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或社会主义理念。而且当今政治人物的言行，莫不是媒体剪辑下的产物，我们要知道的“真相”，全是媒体制作的成果，而不是“真实”。“被媒体”对政治的另一恶果就是以播放时段化限制了政治人物的讨论，十九世纪林肯与道格拉斯关于黑奴问题的漫长讨论，在今天是不可能的了，结果是政治人物对议题的议论和探讨往往不能深入，而媒体受众也无法深入社会问题。“媒体化”也刺激观众们对官能刺激的兴趣和需求，至此，新闻节目的收看率，很大程度上仰赖各种丑闻的报道，所以媒体只好大幅报道争产案或贪污案，于是我们的公共世界就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闲言闲语，而鲜有对社会及政治的思索。

媒体还改变了我们的感知能力，这种认识论方面的冲击倒是较少为媒体理论家所讨论，然而这却是媒体最彻底的影响。我们看待自然、感知世界的方式，在媒体时代以前鲜有如此巨大变迁，其中一项变化在于我们由崇敬自然变成征服自然，然后是驯化自然并把它变成纯粹的符号。作者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当你在国家公园看见真正的“狼”时，你可能会说不像电视里见到的狼，而怀疑那是否“狼”，这说明了自然的东西已经变成了自己的符号。这也说明我们接触自然的途径只能透过媒体中展示的表征，于是我们对那些符号的感知就成为我们对自然的认知。然而，如果我们扩大问题来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不也经历着相似的变化吗?说不定有一天我们大部份对“实物”和“日常事情”的感官经验都来自媒体，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作者以人类学视野，加上哲学意识来讨论关乎媒体的问题，着眼点却是“被媒体”(或“媒体上身”)的人的状态，《媒体上身》富有典型文化人类学的文学书写风格，采用口语化的语言，各章仿佛沿着人的诸成长阶段来讨论问题，凸显出人的状况。虽然本书论理稍弱，偶尔予人零碎、散乱之感，令读者未必容易抓住书中论点，但书中对于美国社会流行文化的生动描述，却值得我们一再反思。对于久久迷失在虚构世界的选择和纷繁表象的我们，返回实体的世界，感受大自然的偶然和必然，认识自身的渺小及局限，似乎又是必要的事情。

關於食物的情感信札 (文匯報﹕ 01-08-2011)

關於食物的情感信札

(文匯報﹕ 01-08-2011)

文：彭礪青

作者﹕葉輝

出版﹕中華書局

出版日期﹕2011年7月初版

定價﹕港幣88元

詩人葉輝近年來寫了不少散文和信札，從《書到用時》、《臥底主義》、《最薄的黑 最厚的白》到前陣子的《昧旦書》，感覺葉輝的筆觸越來越恣肆淋漓，在個人感受、知識和詩歌經驗之間游走自如。《昧旦書》回歸那種糅合個人感受和人生閱歷的純散文寫作，而《食物與愛情的詠嘆調》則回到葉輝最愛討論的話題——飲食，進而從飲食的各種滋味訴說愛情，書名稱為《食物與愛情的詠嘆調》，將食物與愛情二者交匯。

如此充滿味感的文字也應該預設一位讀者，葉輝也繼續寫給他的「收信人」－－O，而作者不論在援引典故、道出個人意見還是慨嘆時局時，不單平白如話，還有一份親切感，彷彿是一種親密的細語。這樣，讀者對書中大量的典故不會感到陌生，而是恍如現場，例如〈張愛玲食譜〉討論《傾城之戀》中的吃喝場景，讀者也應該感受到那份清淡和角色之間的微妙感覺，雖然葉輝用了大段篇幅描述張愛玲小說中冷清簡約的飲食情景，但讀起來不覺累贅。看來一位吸引讀者的散文家，也該讓那些大道理貼近人情世故，或者能夠把一些貼近生活感覺的故事說得栩栩如生，這大概也是葉輝的一點本事了。

此書談及食物與愛情，難免令人聯想也斯的《後殖民食物與愛情》，但相比之下，葉輝信札的情味更濃，反之也斯的小說集更像旁觀者的刻劃。葉輝不單要超越庸俗的「名家食譜」，甚至要把生活和人情融入談食的文章裡。與《吃遍人間煙火》相比，《詠嘆調》不單對烹調的描述更細緻入微，更表現出作者對世道變遷、韶華消逝的感嘆，也許這就是書本名為《詠嘆調》的原因了。此書亦關乎作者與也斯的友情，書中文章正是作者從他與也斯合寫的專欄中輯錄出來的，作者如是說：「沒事，這還不是一生的最後一篇……此刻只是想跟貴體違和的老朋友(按：指也斯)說，來日方長，想說的大概還沒有說夠……」另外，葉輝也說「人生百味，莫不有情」，看來「情」在飲食和味覺中，佔了重要的位置。

從第一篇〈家常菜的詠嘆調〉，作者已將食物與情感糅合起來，此篇體味「潮州菜」之味，追溯潮州菜的起源與韓愈詩文中的潮州食譜，認為潮州菜總不免有些「貶謫的哀怨」。其實，潮州菜沒有甚麼特別的菜式，卻有濃厚的古風和民間風味，葉輝甚至考證陳東師傅的說法和張新民的《潮菜天下》，細說每道菜的滋味，讀者不單會讀到每種配料，也會讀到詩意和情感。若說人生或情感的五味紛雜，何妨一讀〈即興之偶遇九轉肥腸〉，也許讀者未必吃過「九轉肥腸」，葉輝卻將那種美味寫得有層次感。即使是綠豆或陳皮這些平常食物，也能勾起作者對母親做順德家鄉菜「綠豆田雞」和綠豆沙的童年記憶，誰道「飲食」無情？

如果你對飲食有一份感情，有一份執著，你或許亦會追問我們怎樣喪失飲食傳統，淪為快餐店的顧客？已有很多論者指出，我們今日的食物工業生產，導致我們淪落到失去飲食傳統和味覺的境地，而屠宰動物以烹製肉食的工作甚至變得企業化，卻解決不了全球糧食危機，而這也是葉輝在《詠嘆調》〈卷三〉中不忘反覆討論的問題。他引用了保羅．羅伯斯(Paul Roberts)的《食物的終結》、卡蘿琳．斯蒂爾(Caroline Steel)的《飢餓的城市》，葉輝在題記裡說明後者甚至引用了凱西奧朵拉斯(Cassiodorus)的話：「誰控制了食物供應的運輸，誰就控制了城市的生命線，掐住了它的喉嚨。」並告訴O，我們的愛情、情感和生活，都由控制食物的人控制。可見葉輝並沒有沉緬於食物與愛情的風月之談，作為書評人和文化臥底，他在表白情感時仍不忘戴上理智的眼鏡。

這些文章非為論理而作，它們沒有太嚴謹的條理，文章的知性關懷與往事憶述一樣，都是為了豐富對主題的陳述或深化文章的情感寫進去的。在媒體人或文化臥底背後，作者始終不忘自己是詩人，但遨遊於知識的海洋上，有一種讀和寫的樂趣。葉輝還堅信無論是人生還是稿約，應該都有如書中的飲食般隨興自然。與《臥底主義》的政治評論或《書再用時》的本土關懷相比，書中的「飲食」無疑更貼近葉輝的性情，更能體現出作者的率真，也注滿了更多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