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治经济如何被形塑
(晶报﹕ 07-08-2011)
《官商同谋：香港公义私利的矛盾》 (英)顾汝德 著 马山等 译 香港天窗出版公司 2011年7月版
英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的不安感是一个关键因素，这对于每位在晚清殖民地上营生的中国臣民来说，也许不代表什么，然而正是这小撮英国占领者的群体心态，主导了日后港英政府的施政方针。
记得近日港澳办主任王光亚总结对香港公务员制度的印象时，将其形容为“成也英国，败也英国”，这句话也许非关褒贬，纯为抒发一己之见，但有一点很明显：他把香港早年的管治得失，归结到英国政府的管治技术。从管治技术上来看，这是不争的事实，可这事实却令一般人很容易产生错觉，误以为香港政策背后的政策主体是宗主国，或以为港英官员不谙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公共行政是一门复杂的学问，它涉及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瓜葛和斗争，而英国的殖民地事务更是如此，而香港的事例正好说明殖民地政府不单并非宗主国政策执行者，更是经常与宗主国起冲突的难缠对手。
说到这里，也不能不提林沛理的“香港例外主义之死”论。根据林沛理的说法，香港的繁荣与成功，全赖她的“例外主义”特质。的确，香港有许多全球绝无仅有的特性，例如香港华人社群的国族意识并非一般独立殖民地的主权诉求；又例如在行政和决策上，香港政府比任何亚洲国家更有效率及更有能力；然而香港政府也比许多政府更迟缓地实施任何政策方案；在政治理念上，香港比许多地方更不具备民主实践，而且更像财阀垄断的传统社会，然而她却比许多地方拥有一般国家无法想象的经济及社会自由。
这些“例外主义”特质并非无法解释，然而也并非如同林沛理所说的，是“香港优势”。《官商同谋》(英文书名为Uneasey Partners: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Interest and Private Profit in Hong Kong)，不单为这些特殊性质梳理出源头，更认为这些特质正是“殖民地政府”为香港社会带来许多建制核心的稗政及弊端，而这些问题不管主权属谁也是难以改变的，这是关于香港如何被形塑的“本质性”问题，比任何关于身份认同的问题更根本，也是今日香港社运份子及保育人士所质询的问题根源。作者顾汝德在香港拥有丰富行政经验，他勾勒出香港政府过往一系列政策背后的利益关系，并道出了殖民地管治的意识型态。
英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的不安感是一个关键因素，这对于每位在晚清殖民地上营生的中国臣民来说，也许不代表什么，然而正是这小撮英国占领者的群体心态，主导了日后港英政府的施政方针。一如十九世纪末在中国港口的英商，港英官员极度不信任华人，宁肯透过中介人也不愿直接接触华人，他们觉得华人难以捉摸、狡狯，在政治方面，多位总督及英籍高官不认为适合在华人社群中推行民主。政务官的例子体现出一种矛盾处境：他们有官僚精英的优越感，但其职责是充当殖民地政府和华人社群的桥梁。简单地说，港英官员既被华人社群包围又与他们隔离，他们之间的鸿沟往往由初级官员和传译人员来把守。
这或许解释了港英当局为何不愿像其他殖民地般开拓代议民主及提供社会福利，或者在新加坡例子出现后多年才雷厉风行地打击贪污，都正好源于这种管治思维。早期港英殖民地官员既是欧洲人，他们不愿意直接接触华人，自视英商精英为其合作伙伴，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势力如日中天的在港英商却突然一蹶不振，华商势力取而代之，也形成了今日的地产霸权。作者最让人难忘的断言，无疑是认为今日香港在“经济”及“法治”方面的成就，并不是英国人带来的遗产，而是香港华人默默努力的成果。其实，香港之所以能蜕变成一个廉洁、有效率、法制完善、繁荣稳定，并能保证有限度自由的社会，其关键原因在于香港市民对于过去中国社会动荡的恐惧，乃萌生出对稳定生活的渴望，这种基本的愿望盖过一切对政治自主、代议政制及社会福利的诉求，正如只有当贪污大大影响社会稳定及市民生活时，廉洁的必要性才突显出来。
新中国的成立，也是全书的一项重点，因为这不单导致东亚地区的冷战格局，也改变了香港社会的权力关系和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伦敦英国方面、香港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这也许是全书最精采的环节之一：一方面伦敦方面已默认了归还香港，另一方面却漠视香港的经济价值，英国外交部的态度更令香港试图亲自接触中央政府；中央政府那边厢其实也默认了香港的特殊位置，但港英之间的纠结和瓜葛和冷战格局也限制了香港与中央政府的接触。读者从书中窥探出这样一幅历史图景：香港在伦敦的漠视下，最终却仍能够处理管理及外交问题；有趣的是，港英当局一直无意承担其政治责任，这或多或少是“无心插柳”的结果。
“官商勾结”是本书要探讨的核心问题，第七章尤其是重点之所在，此章名为《官商勾结 利益输送》，但内容所述的其实是官商间“若即若离”的复杂关系，更切合书名“Uneasy Partners”（不易相处的伙伴）的原意。顾汝德强调，港英政府因与华人社会疏离，遂以商界精英为其“中介”，他也认为一般人对港英时代奉行自由放任政策的理解是错误的，其实“自由放任”仅为一联系商界利益，以确保官商权力基础的策略而已，此原则一旦影响大财团的利益，亦可阳奉阴违，而华英商界亦曾经因为自保而谴责“自由放任”。另外，政府与商界之间亦经常处于角力之中，有时候商界反抗政府的专横，有时候政府制裁商界的垄断，这视乎各方利害关系。这一点后来一直承袭下来，而政府越发庇荫房地产垄断商，则令官商的权力游戏渐趋失衡。
全书向读者梳理港英政府的管治思维，因而提供港英管治逻辑的动机提供解释，这比单纯地批判地产霸权，或指斥殖民地管治制度更深入问题核心，虽然这套叙述很明显采取了港英政府的视角，亦以客观剖析为主而较少着手批判，但全书数据详实丰富，记录了上世纪80年代的英商浮沉史和华商争夺英商领地的斗争，指出怡和等英商如何因为抱守19世纪心态而被逐出香港，故事最终以上海商人凭借政治和社会上的灵敏度和长袖善舞的手段而在后殖民香港赢得政府默许的权贵地位为结局。这些故事不单解释了《地产霸权》讲述的房地产垄断现象的历史背景，还反映出后殖民政府已越来越难于驾驭大财团。在这个权力游戏失衡以后，更多明显地“官商勾结”的发展计划出台，以致保育和本土运动也在这时候与之对抗，并非偶然。
(由於題材的緣故，有少數關於中國政府的字眼被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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