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贫民窟的偏见 (南方都市报: 2011-08-21)

打破贫民窟的偏见

南方都市报 2011-08-21

《落脚城市：最终的人口大迁徙与世界的未来(Arrival C ity- TheFinal M igrationandO urNext W orld)》，(美)道格·桑德斯(D ougSaunders)著，陈信宏译，麦田出版社2011年3月版，港币150.00元。

彭砺青

□图书馆职员，香港

在相当程度上，上古的世界历史就是一部人口迁徙的历史，城市的创立，甚至每一个人类文明的形成，也是人口迁徙的结果。而人口迁徙总会结束于在某个地方“落脚”(arrival)，我们所说的“生根”也离不开“迁徙”与“落脚”的阶段。不谈这些，我们就无法了解《落脚城市》作者道格·桑德斯想在书中讨论的问题。这本书以“落脚城市”取代“贫民窟”所指的市区边缘聚落，重新赋予正面的意义，不集中于社会统计或量化经济的数据分析，而是以个人故事，扣连起无数“落脚城市”居民的盼望。

不单如此，书中更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其实作者并非城市研究学者、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却以记者般的观察力和锐利的分析目光，加上多年纵横于第三世界各大城市的经验，以生活在“落脚城市”的许多个人故事，将城市发展的其中一个重大趋势作详尽剖析。书中没有学者和政府当局所重视的统计数据和发展理论模式，有的是文学味浓的景观描述和引人入胜的叙事，以“落脚城市”的居民为认识主体讨论他们为其目的而迁居的“落脚城市”，亦能解释那些帮助落脚者生活其中的人际网络，这往往是冷冰冰的城市规划者和决策者所无法理解的。

这些故事说明了为何作者把这些“贫民窟”重新定义为“落脚城市”。首先，前者是明显带贬义的词语，也给人一种决策者居高临下的感觉，让决策者更振振有词、视里面的居民为寄生虫；“落脚城市”却道出了生活其中者的视角和迁徙目的，而且反映出这种迁徙现象的短暂性和多变性，但这些沿于外围城区的迅速变易，却是造就一切城市发展及繁荣的必要条件。“落脚城市”永远像河流而不是铁板一块，赚了足够金钱的居民搬走了，成为中产阶级并忘记了这段往事；从乡下寻找小康梦想的人们前来延续前人遗落在这里的梦想。治安力量很少能控制这片三不管地带，因为建制逻辑无法理解这里，这里也有自己的秩序。以香港为例子，拆迁前的九龙城寨，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作者对这些移民的作用持正面看法，虽然作者并非对移民小区的暴力和贫穷惨况视若无睹，但他认为如果因为“落脚城市”的腐败、贫穷、落后而重建甚至消灭它们，则无异于将浴盆里的水连同婴孩一同倒掉。书中提到，深圳官员埋怨外地民工在工厂外沿住宿的外围小区，可是当这些小区被拆毁后，深圳的经济发展反而停滞起来。作者从马尼拉政府消灭贫民窟政策及其后果中也发现相似问题，问题关键是政府赶走了提供经济活力的乡村移民。故此，作者认为这些城市的政府当局，应该重视这些小区的居民生计，并积极介入小区的基建和居民福利。

这些基建和福利包括照明、渠沟、食水供应以至与落脚城市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设施，并且加强落脚城市小区的治安警力，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须向落脚城市居民提供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帮助他们取得城市公民权并且能通过努力上升成为中产阶级。可是书中亦枚举了大量处理失当或政策失败的例子，可见“落脚城市”既非能轻易处理，亦非短期内可解决的问题。作者引用地理学者尼曼对孟加拉国的社会流动研究，指出晋升中产阶级的人口数目总比涌入城市的穷人数目要少，而买得起高尚住宅的人大多数仍是中产子女，而非由落脚居民朝向中产阶级晋升的夹心阶层。其实作者笔下这种“不上不下”的现象，也正是世界大部分城市的问题：想置业者总是无法置业，而有能力置业者通常都有一定程度的家荫。

放眼全世界，“落脚城市”不单是亚非拉城市，也是欧美城市要面对的重大问题。书中各章展现出不同城市皆面对各自背景的落脚城市问题，如法国巴黎必须处理来自塞内加尔、马里等法语非洲国家的乡间移民，而德国柏林的克劳兹堡(K reuzberg)则住满了大量土耳其移民。在某些地方，落脚城市的土地侵占问题还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例如在伊朗的德黑兰贫民区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贝塔瑞(Petare)，这涉及土地分配问题。事实上，政府面临两难的处境，就是如何免费供应土地给这些地方的新移民，又不影响原有的城市人口。在某些城市外沿地区，还有移民偷偷搭建房屋，例如在伊斯坦堡郊区的“盖奇康度”(gecekondu)，它甚至引发了1980年的土耳其军事政变。

作者还从欧洲现代城市发展史的角度，展现“落脚城市”推波助澜的作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巴黎市区街道，既挤迫而且卫生条件恶劣，这种现象不单在巴黎常见，也是欧洲各大城市司空见惯的现象。疫症夺走了多人的性命，惟独在十八世纪末以后，欧亚人口开始增加，作者将这归因于通讯和交通发达。这种趋势当然也让更多劳动力投入工业革命，但从城市土地占有的角度来看，却造成了社会动荡所引发的变迁，这也标志着革命和社会变革等“毁减性创造”。故此，作者相信落脚城市在将来所发挥的不稳定影响，必定与“攻陷巴士底监狱”一样充满了正面的历史意义。

思考书中内容及陈述论点，不一定能想出为社会带来稳定和谐的方案，然而从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到刻画移民生涯与期盼方面，本书作者往往让读者置身其中并有深刻体会。况且，历史变迁往往带有不稳定的因素，但历史进程却是无法逆阻的，就像落脚城市对城市发展甚至社会变迁所发挥的作用。作者桑德斯不单肯定“落脚城市”的意义以避免“贫民窟”的负面形象，甚至将它提升到影响历史发展的层面，而丰富的例子和故事，更令本书内容大大吸引那些对城市发展深感兴趣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