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強加的「現代性」 (左岸文化網﹕ 2011年6月12日，原載相同日期﹕ 南方阅读 视野)

被強加的「現代性」

(左岸文化網﹕ 2011年6月12日，原載相同日期﹕ 南方阅读 视野)

书名﹕帝国边缘——台湾现代性的考察

作者﹕ 蔡明璋/ 王振寰/ 蔡瑞明/ 林端/ 林津如/ 李丁赞/ 李玉瑛/ 廖咸浩/ 吕建德/ 林崇熙

编者﹕黄金麟/ 汪宏伦/ 黄崇宪

出版社﹕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年12月

定价﹕港币183圆

虽然有论者认为我们身处后现代世界，讨论「现代性」(modernity)仍似乎是社会学人的急务，远至社会学大师齐美尔，近如鲍曼(Zygmunt Bauman)等人都在讨论现代性问题。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现代性」涉及对官僚体制、市民社会、家庭关系、经济模式、法律框架、教育制度甚至媒体操作等方面的讨论。本书就是台湾社会学人对这问题的本土探源，他们尝试在理论方面填补过去的空白。

然而就亚洲社会来说，「现代性」不是自发接受，而是西方殖民世界强行植入的，故此，台湾并没有经历泰勒(Charles Taylor)所说的「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y)过程而产生官僚体制、市民社会等「现代性」的「财产」，而是被日本殖民政府强加于身上，在这时候，大量属于西方的「现代性」制度，包括现代法律等，都被「横向移植」并强行实施在中国传统社会及社会团体之上，「现代性」戴着官方的外来者面具，进入了台湾。

然而这种外来的现代性与前现代的本土特性并非永远对立。以法律为例，由原住民及汉人移民法律习俗组成的民间法，与外来统治者的官方法律一直处于微妙的关系，在前现代的明清两代，官法民法一直保持和谐关系。但有趣的是，尽管经历了日治与国民党高压统治时期，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处于既合作又各行其是的关系。

由于殖民化与现代化几乎同时发生，没可能不用后殖民世界的地缘政治视角来探讨台湾的「现代性」问题，虽然殖民制度的作用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性媒介，但在台湾历史上，是殖民统治让「现代性」在台湾生根。当然，这样也会令人对「现代性」产生负面印象，以为「现代性」都是社会不公义或社会冲突的罪魁祸首，其实在更多的时候，由于「现代性」对于普世人权的承诺，反而更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本书作者并没有忽略这一点，书中对于各方面的讨论尝试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梳理出台湾社会发展脉络，叙述与评论互相配合，亦充份条陈现代制度实施(如教育及法律制度)的利弊。

当然，种种措施背后的目的都只是为了「皇民化」台湾，但日本政府既视台湾为日本的殖民地省份，亦希望透过这些政策实施一种「现代化」的启蒙教育。例如在日治时期，殖民政府废除一切妻妾制度并禁止缠足习俗，而日治时期的现代化趋势亦萌生了自由恋爱观，挑战了传统的父系家庭权威。在教育方面，书中论者认为，教育政策越具压迫性，日本殖民地当局越以西方「理性」教育消除中国传统的因素，并设置越多的障碍防止本土精英与日本人平起平坐，并像英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知识阶层争取更多政治权利，反而激发更多渴望接受思想启蒙的本土知识分子，国民党政府迁台初期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教育下茁长的台湾地方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官方意识型态的冲突，这种以压迫而非解放为要旨的现代化教育对台湾人产生了吊诡的效果。

一如晩清其它边陲地区，台湾是一个种族成份复杂的省份，原住民可按汉化程度分为生番和熟番等名称，而垦荒的汉人也可按移居年份划分。对于这种社会构成状态，传统说法是「一盘散沙」，但一盘散沙往往不是散沙，而是过度复杂分化但仍具模糊意识的共同体，而殖民者植入的现代性要素把这些各具特色的群体统一成为殖民政府想要的现代国民。二战日本战败后，日治殖民政府所遗留的基础行政权力及户籍与地籍制度，又恰好被财经官僚体系完善的国民党政府完整地继承下来，加上美国的经援，遂使台湾社会得以继续现代化进程，从现代化脉络来说，国民党统治并没有蕲断殖民统治带来的现代化进程。

本书作者多循传统社会学路向讨论台湾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虽名为「帝国边缘」，但内容并未如标题般充满「后殖民」意涵。事实上书中较少展现台湾在不同时期与周边地区的(包括经贸及政治上的)互动，惟一例外的是第三章〈台湾与世界﹕「接」与「结」的历史〉，作者以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台湾地区在明郑地区政权、满清世界帝国、日本殖民及国民党行政体制下，被统治当局以不同手段将其与世界体系接轨，明清时期以松散的剩余征收维持低度开发，而日本与国民党统治则是在资本累积下进行高度发展，以这段台湾以不同经济生产及行政管理模式进入世界体系的历史，探讨今日台湾在全球化扮演的角色。

「现代性」的延展带来了「后现代」的问题，后者本来指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于文学、艺术及建筑的新风格，后来渐渐扩展到一切范畴的讨论，作为被动角色的台湾，亦一如许多西方国家，立即对这个词语作庸俗空泛的引用。事实上，「后现代」是一个难以捉摸的问题，不过它万变不离其宗，仍属于「现代性」中具备批判性的部份。李奥塔将后现代定义为对现代的宏大叙事及后设叙事的质疑，汪宏伦的文章〈台湾的「后现代状况」〉就试图讨论「台湾是否已进入后现代状况﹖」这一问题，而他的其中一个结论，就是台湾的「后现代」是历史的，但这一结论却恰好将台湾的后现代问题与其它历史讨论并列，既未突显出后现代的划时代文化意义。其实，在亚洲许多经历殖民时期的国家或地区，「现代性」仍处于一种争取主导权的状态，而不像西方国家般已经完全过渡了工业化及现代化阶段，「后现代」作为问题仍必须跟随「现代性」来讨论，这或许也是书中其它作者仍然重视「现代性」问题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