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艾可談文學 (Sulla Letteratura)
作者：安伯托．艾可 (Umberto Eco)
譯者：翁德明
出版社：皇冠
出版日期：2008年1月24日
一直以來，我們對文學產生的力量視而不見，或者低估了文學作品對現代文明的作用。我們將語言區分為文學語言和日常用語，以為文學是較為死板的。事實上，我們一直在文學作品建構的世界裡呼吸，我們的愛情觀、價值觀，無一不源自文學作品的意念。
如果我們像艾可一樣，將文字視作符號，那麼， 文學作品作為文本就是一個龐大的符號系統，其無窮的意義，在閱讀中不斷被重新建構出來。同時，文學也建構我們的社會。艾可指出，中產社會說的意大利語，其 實來自一些作家「樸實而且完全可被大家接受的散文」。我們閱讀但丁神曲的《天堂篇》，或閱讀《共產黨宣言》，再以當時的普遍語境去了解，馬上就能體會這兩 個文本的語言對當時語言所造成的革新作用，並不亞於其政治主張的革命性。
在《艾可談文學》裡，艾可認為文學作品（或 「文字」）的價值甚至無法用理論去解釋。他說，文本理論針對的是已出現的文體現象，但文體本身往往經常革新，從但丁到喬伊斯和博爾赫斯，西方文學本身就是 一部文學革命的歷史。而根據艾可的話，文體風格又往往是一種最不可被解構的符號體系。如果我們將文學作品視作一個龐大的符號體系，當中的詞藻亦不可等同於 隱喻，因為它們往往沒有喻體，或無從尋覓。
一個文學作品既被視為一個符號系統，那樣，它 的種種細節必有所指。艾可以他喜歡研究的中世紀符號系統及巴洛克誇飾風格為例，指出文學作品也充斥了這些奧秘的符號，它們生機蓬勃，無法套以教條式的文學 理論。如博爾赫斯的小說就是一個巨大的理念迷宮，表面上情節荒誕的虛構故事因為複雜的符號系統而引人入勝，他的《皮爾賀．梅納爾》引發傅柯的思維，最終寫 出那本名為《詞與物》的哲學鉅著。同樣，我們亦無法把符號視作單純的隱喻，硬要找出其所指的意義，艾可說，「象徵超越了隱喻的意義」。以艾略特的詩句「一 抔塵土向你展示恐懼」為例，文學批評家無從從中追溯出宇宙誕生，或存在主義的意義。
筆者以為，這些符號系統有些並非刻意營構，相 反，它們必須符合文學作品所描述的情景。法國浪漫主義作家聶爾瓦的《希薇》，在艾可的符號分析下，從描述主人翁步入劇院的第一句開始，聶爾瓦已經在場景和 人物特徵和情態方面營構一種氤氳的氣氛，然而整個體系因為切合情景而顯得自然上乘。筆者相信，在艾可的分析中，經典文學作品的肉體就是作品的符號系統，而 文體風格則是作品的精神。「文體風格」可以說是很抽象的東西，結構分析無法抽出普魯斯特或福樓拜小說的「風格」，然而我們知道「風格」決定了文學作品的價 值，而且上述兩人亦重視風格的作用。布封說﹕「風格就是一個人的個性。」古代羅馬修辭學家隆吉努斯寫出《論崇高》（或譯「論雄偉」），而「崇高」所指的便 是一種恢宏的風格，追溯風格是很有意思的。
繼《詮釋與過度詮釋》、《開放的作品》等「著 作」以後，艾可繼續審視這些文學作品的價值及對自己創作的影響。他一方面是國際知名的符號語言學家，另一方面也創作了幾部極具文學價值、但同時亦暢銷全世 界的奇幻小說，從《玫瑰的名字》、《傅柯擺》、《昨日之島》到《波多里諾》，艾可在讀者面前既博學強記，又富有想像力。與他一同陶醉於其重構出來的神秘主 義符號系統，背後有中世紀新柏圖主義思想及阿里士多德體系作基礎，還有疑幻疑真的虛構歷史事件。回顧意大利文壇上，似乎只有卡爾維諾才有這等魅力，而根據 艾可的夫子自道，只有對文學經典的「閱讀」或「誤讀」，才能引發出這股摧枯拉朽的力量。
事實上，閱讀一個深具文學價值的文本，往往為 一般讀者帶來極大的愉悅，在羅蘭．巴特的理論中，文本的閱讀本身也是一項文本再產生的過程，其鮮活而暢快的體驗，亦無法刻意套用文學理論來解釋。艾可也認 識到這種魔力，並名之為「虛假的力量」，它每天都在「顛覆」社群奉若圭臬的價值觀。在我們的歷史角落，也暗藏著許多具備「顛覆力量」的文本，例如神秘宗教 團體「玫瑰十字會」的一份宣言，就影響了笛卡兒活躍其中的十七世紀歐陸知識界，並引發了數學思想的躍進。
来源：香港文匯報文學這個詞，英語是litera-ture，法語也是literature，德語是Literatur，都來自義大利語的letteratura， 以一種“解構”的角度去解釋，當中的letter-已經明顯表現文學和文字（letters）的密切關係，而在艾可擅長的符號語言學看來，文字是符號，文 學作品作爲一個文本，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符號系統，當中蘊含無窮的意義，亦允許讀者不斷創造新意義。艾可開卷已經道出文學對語言的啓動及建構作用，文學讓 語言保持鮮活狀態。作者以法西斯党的語言與但丁作比較，指出法西斯黨試圖努力令義大利語言保持純正，還不如但丁在義大利文學史上的地位，而中流社會說的意 大利語，其實來自一些作家“樸實而且完全可以被大家接受的散文”。
艾可的研究從但丁神曲的《天堂篇》出發。《天堂篇》看 來枯燥乏味，如果讀者用心研究當時語言，便不會知道但丁寫作“天堂”時，面對的是當時重視色彩、氣味的中世紀審美語言。人們受柏拉圖主義影響，對於光明有 一種特殊的向往。中世紀也是一個缺乏知性詩歌的漫長歲月，如此再回頭看但丁神曲《天堂篇》的時候，就能體會到但丁的革命性。這位義大利文學之父畢生追求通 俗明晰的義大利語，而當時的義大利語玄奧、典雅，很少表現出政治現實，完全與《神曲》的語言格格不入。
在但丁之後被艾可 審視的文本是《共產黨宣言》，有趣的是，這個政治宣言竟被這位元嗜好文學的符號語言學家看上了，而且它的文體風格具備以甜言蜜語和寬慰人心的修辭來教育無産 階級起來革命的力量；馬克思宏大而艱澀的理論，變成了鼓動人心的壯語，而這種鼓動人心的修辭技巧，事實上亦是政治觀呈現具體面貌的載體。
另一個例子是王爾德戲劇和小說裏透過人物說出的警語箴言。莎士比亞、王爾德和蕭伯納戲劇的警句往往被放進勵志語錄書裏，對於一心一意追求文體美的大師來 說，最大的反諷莫過於此。事實上，對於唯美時尚的王爾德來說，出自某些角色的警世之語只爲了體現王爾德“嘲諷”的文風，而且這些警句有其悖逆邏輯的獨特方 式，正好反映言說者的個性。
在二十世紀，有兩位小說家對文學影響深遠，他們是喬伊斯和博爾赫斯。前者的小說語言是迄今爲 止最爲複雜的，後者的複雜紛繁則表現在小說背後的概念上。喬伊斯針對沒落的愛爾蘭，聲言要創造新的完美語言，《芬尼根守靈夜》就是這種語言的終極迷宮。而 博爾赫斯所創造的迷宮，則仿佛是爲了重構某種宇宙的秩序。怪不得福柯被博爾赫斯的《皮耶賀·梅納爾》深深吸引，還以此作爲事物秩序考據（《詞與物》）的起 點。而對本書作者而言，博爾赫斯也有超凡意義，他的《虛構集》引發艾可創作《玫瑰的名字》和《傅柯擺》，艾可坦言無法擺脫這種“影響的焦慮”。
艾可接著談論最關鍵的問題：文本結構與文體風格之爭。在俄國形式主義者、布拉格語言學派、比利時修辭學家、法國結構主義者和德國風格批評家登場後，文學 批評似乎有淪爲文本分析之虞，我們忘記了風格才是文學最不可分解的精華，對於風格，古代羅馬修辭學家西塞羅和昆體良有其深刻的研究和精彩的運用，仿佛知道 怎樣運用描寫手法、用詞遣句才能産生澎湃的效果。作爲羅馬修辭學的自然繼承人，這位義大利學者追溯到古羅馬修辭學家隆吉努斯的“崇高”（Sublime， 或稱雄偉）概念，以抗衡今日如同數理、化學的文本理論。
艾可說，文本理論針對一種已出現的文體現象，問題是文體本身往往 經常革新，從但丁到喬伊斯和博爾赫斯，西方文學本身就是一部文學革命的歷史，而根據艾可的話，文體風格往往是一種最不可被解構的符號體系。如果我們將文學 作品視作一個龐大的符號體系，當中的詞藻亦不可等同於隱喻，因爲它們往往沒有喻體，或無從尋覓。艾可引用義大利詩人萊奧帕爾迪的詩《致無限》，指出詩中 ermo一詞無法視作政治隱喻，而艾略特在詩中說“一抔塵土向你展示恐懼”，這象徵超越了隱喻的意義，令人聯想到“失敗”，不過人們不會聯想到海德格爾的 《存在與時間》。簡單地說，詞藻和風格已經逸出了隱喻等文本分析的基本因素，任何結構分析都不免失敗。另外，文體風格亦體現於音樂性，讀者也許對《芬尼根 守靈夜》感到一頭霧水，但讀起來琅琅上口，這時候，讀者早已把理論抛諸腦後，陶醉在小說的世界裏了。
事實上，閱讀一個深 具文學價值的文本，往往爲一般讀者帶來極大的愉悅，在羅蘭·巴特的理論中，文本的閱讀本身也是一項文本再産生的過程，其鮮活而暢快的體驗，亦無法刻意套用 文學理論來解釋。艾可也認識到這種魔力，並稱之爲“虛假的力量”，以對立于阿奎那的“真理的力量”。它亦可引發出作者的“誤讀”，正如《皮耶賀·梅納爾》刺激了《玫瑰的名字》和《傅柯擺》的創作，在《誤讀》中，艾可也運用戲謔的方式，重構了納博科夫的“Lolita”故事，由文本再生産變成了生産另一個文 本。當作者重讀文學經典、並審視自己創作的時候，作者也在重新閱讀自己的“閱讀—創作”過程，艾可追憶中世紀及巴洛克的符號系統，由司湯達到普魯斯特的文 體風格，還有喬伊斯和博爾赫斯的小說迷宮，從閱讀、再閱讀、産生靈感、發揮想象、建構小說的符號系統，到小說成爲暢銷書，都是一整個令人難忘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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