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為人，我很抱歉。」這句飽含諷刺的厭世格言，出自日本頹廢文學大師太宰治之口，實在最恰當地反映出這位作家的陰柔和辛辣。太宰治在生活細節裡的棄世態度，充分表現在其代表作《人間失格》之中，但讀者同時也可以感受到太宰治如何厭倦世間的虛偽。文學，大抵就是追求人類語言中指稱的「真實」，當作家的筆尖戮破了現實世界的「泡沫」時，我們在作品中看見的「幻滅」便是「真實」。然而，這種真實或許沒有理由，就像太宰治在作品中呈現的感受，也同樣沒法以道德檢驗。這種作品，不管是小說還是散文，所呈現的就只有作者最尖刻的人生感受和世界觀。 ■文：彭礪青 圖：資料圖片
比如前一陣子出版的散文合集譯本《離人》，讀上去感覺和半自傳式小說《人間失格》差不多，有些作者以強烈個性化的語調而受讀者歡迎，太宰治明顯就屬於這一類，他不會告訴你處世之道，或針砭社會，也不會追隨任何唯美主義信條，他就是他，他身上的頹廢也彷彿與生俱來。但如果要從他的作品裡找出與社會有關的事物，也許那就是活在這社會裡的苦悶，他對各種人生道德的厭倦，這些來自任何想當領袖人物的教訓和原則，其中，也曲折地反映出當時軍國體制下的日本社會心態。
頹廢不頹廢
「我生在鄉下所謂的有錢人家……從小衣食無缺，因此養成不懂人情世故異常羞怯的性子。」太宰治如是自述。我們看看他的出生，也許能連繫到他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他出生於津輕郡一地主家庭裡，這是一位於本州北端、面朝北海道的市鎮，而身為么子的他又沉緬於酒、女人和脆弱的自我世界裡。儘管曾多次試過與愛伴自殺，最後與山崎富榮投河自殺，在世時曾與口安吾等組織頹廢文人團體，我們卻從未在他的文字中找到為「頹廢而頹廢」的印象，只有這個不滿於世道、滿懷反抗精神的太宰治，他對高唱理想道德的文學尤其深痛惡絕，故書中名篇〈如是我聞〉就對深受基督教影響的白樺派代表人物志賀直哉多有挖苦謾罵之辭。
這篇文章可稱之為文學檄文，也有太宰治自辯之辭，然而太宰治與志賀直哉也同樣深受基督教影響，在文章裡多番引用福音書等聖經段落，然而太宰治不是志賀般的理想主義者，他對後者及其同儕那種高唱理想的文學信條，在藝術鑑賞方面的貧乏能力，甚至指導後輩的那份自信，統統嗤之以鼻。而與之相反的，則是自己直面世道的心境，正是這種深諳現實本質的苦惱，使太宰治與其他耽於「唯美主義」的頹廢作家區別過來。在這本文集所收錄的散文裡，太宰治講述自己在戰時社會的聽聞和個人經歷，例如他在二戰空襲中喪失了東京的住宅，低聲下氣地投奔留在津輕的哥哥；或者從朋友口中聽聞某位徵召入伍的軍人躲回家裡，最後被警察發現的故事。這些「故事」一點也不頹廢，它們只是如實反映一個人在世界的命運中如何委屈地活，然而像太宰治這種脆弱的心靈，甚至不曾打算起來反抗，而是盼望世上不再有強者，正如他在〈如是我聞〉中說的：「真正的正義，是沒有老大，沒有手下，自己也很軟弱，被哪兒收容的模樣才能得到認可。」這雖然是他對文壇大老心態的批判，也可反映出他對社會的願景。
文學的沉思
關於文學創作應該怎樣，它應該成為教育社會、展現善惡題材的載體，還是應該成為直面自我的一面鏡子？人們一直討論這些老掉牙的問題，然而對於太宰治來說，只有在作品中直現自我及其世界，其他的都是多餘。在〈誠實筆記〉裡，太宰治告訴讀者，他對於寫小說的意圖、願望、苦心，都不欲多談，更遑論藝術的意義和利益。這些散文也嘗試告訴讀者，太宰治這個人也和大家（或者普通日本人）一樣，沒有自信，羞於談自己的想法，對於創作理念沒有興趣，只任憑自己的感受寫作，但對書寫這種活動有展示自我的最高要求。太宰治所奉行的文學原則，其實有點令人想起桑塔格在《反對闡釋》裡闡述的觀點，加上太宰治那時代所接受的柏格森式直觀哲學，令這種筆法顯得合情合理，使評論這些作品的意圖顯得有點「無謂」。
基於這種文學觀和人生觀，世間必然充滿市儈氣，因而令人討厭，但太宰治堅持應該享受文學的脫俗世界，則這種文學的堅持並非一種艱苦的堅持，而是一種享樂，也許我們可藉此將太宰治定義為一位高傲的文學享樂主義者，是紀德的同路人。在〈諸君的位置〉中，作者以席勒的敘事詩告誡諸君，享受成為詩人的特權，即「堂堂正正，颯爽地活」，拋棄世俗的無聊位置，在天上另覓與白雲為友的位置。
從世間的角度看，這種文學人格又似乎在抗衡世間的集權社會：太宰治這些私小說、散文隨筆、雜文等，俱寫作於鬱悶的昭和戰時歲月，他的敘事散文就和小說一樣，擅以簡潔文筆描寫微妙的內心情感變化。釋卷沉思，又發現這其實就是一般日本人的內心情結，他們安於世間的一切約束，心裡感到鬱卒又不想反抗。但太宰治是誠實的，他沒有隱瞞自己的看法，他以文字留下一位作家最寶貴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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