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最不能碰触的真相》（美）珍妮弗·弗雷帕梅拉·毕瑞尔著郭恬君杨琇玲译台湾商周出版公司2013年4月版
人和人的关系靠互相信任来建立、维系，但“背叛”可以让关系粉碎，造成伤害。关于“背叛”的讨论，源自一种上世纪九十年代来兴起的心理学理论，简单来说它就是违背人际关系的基本规则，或违背了社会契约中人与人的信任关系。背叛可以涉及家庭、教会或各场域中的性侵和暴虐，也可以涉及配偶的不忠行为。这些问题构成大部分社会问题，是纠纷的根源。
然而这本书之所以讨论“背叛”，还因为一种更普遍的现象，那就是盲视。盲视并非单纯的看不见，正如本书作者所说的，还可引申出“视而不见”的意义。作者在第五章借用动物在遇见掠食者时的三种反应，来解释什么是盲视。其实人类在遇到威胁时也和它们一样，要不作战、要不逃跑、要不因“惊吓瘫痪”（tonic immobility）而僵住不动。
作战是我们有能力克服背叛我们的人或环境时所作的反应，而逃跑则是我们没法作战时作出的抉择。当我们因某些原因而不能逃跑（如必须倚赖背叛者才能生存）时，我们就会选择好比僵住不动的视而不见，即作者说的盲视。
根据如此模拟，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恐怕就是“盲视”的最佳例子了，然而孩子在父母虐待之下成长的报道，也时有所闻。此外，书中也枚举不少丈夫出轨，但妻子一直视而不见的案例。与暴力和性侵的例子相比，丈夫出轨也许没有实时造成身体损伤，但它带来长期的心理阴霾，也破坏了一段信任的关系。而信任的关系一旦遭到破坏，破坏这段关系的一方也同样会怀疑对方做出和自己一样的事情，自我的背叛一旦投射到对方身上，就会设法禁止对方离家甚至误以为对方不忠而虐打她。第六、七章所记载的小姗（莎曼姗·史宾塞），她的丈夫马克就经常去酒吧找别的女人，也禁止太太外出，一次嗑药过后甚至以为妻子有外遇而毒打她。然而，即使有这么严重的虐待纪录，也影响不了小姗对丈夫的信任，直至她到酒吧遇到他与别的女人一起时，方才与丈夫吵了一顿，但她也没有因此而立即分手。这也许是“盲视”的最佳例子，它是受害者一种源于自我保护而最终隐忍不发并且继续受害的心理机制，心灵的盲视对情感背叛和肉体受虐的痛苦视而不见，但忽视两者的程度有所不同。正如作者们在第七章中说的，在情感不忠和肢体暴力这两种背叛中，前者应比后者更难被察觉。
小姗恰好是双重背叛的最佳例子，她一方面被丈夫虐打，另一方面必须忍受丈夫长期有外遇，然而她的意识选择将肢体暴力的记忆抹掉，正如她把每次发现丈夫有外遇的记忆抹掉。另外，作者也发现她自童年开始已视女性为一较弱的性别，而这些正视问题、重拾记忆的过程往往很漫长，亦视乎当事人对施虐者的依赖程度，但小姗的例子亦显示出，背叛是可以在家族遗传的，马克从父母的事例中遗传了背叛行为，小姗的女儿也可能从父母的关系中遗传了背叛行为。作者们指出，背叛可以透过世代间的传递，以暴力循环的形式延续下去，比如早年曾受家暴的父亲，有13%可能会虐待儿童，而被虐儿童的母亲中，有24%在幼年曾遭乱伦侵犯。
人对过去的记忆建构他今日的自信心和对未来的期许，然而如果因为“盲视”过去而将记忆扭曲，那么那个人只能永远活在那次背叛性创伤之下，不单影响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连个人独立都将难以做到。读者不难发现，书中所讨论的背叛关系，都能构成一种人际的权力关系。关于“背叛创伤”的讨论，也许令人想起精神分析中的压抑，但“背叛”更着重于人际关系中的背信，而且对社会关系比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更显著。关于背叛的讨论假定，所有遭受背叛的受害者“本应”得到一种能够建立互信的关系，然而必须继续与背叛者相处迫使他/她选择解离（dissociation），这是一种将碎裂的自我重组的过程。
所谓“解离”，其实与遗忘相关。原来人的认知系统可以对某些引起创伤的讯息进行隔绝，作者从研究结果中发现，“高解离”患者会更容易遗忘某些特定事件、地标或讯息，这类患者与多重人格疾患有关，也可能有较为频密的创伤经验。在要求参与者认出多少个字母的史楚普测验（Stroop task）中，高解离患者辨认字母多少的能力也更差劲。这实验更明显不过地展示出背叛创伤如何严重地影响到日常认知行为中的注意力，令遭受背叛创伤的人更难面对生活的挑战。作者写作本书的目的，是呼吁受害者说出真相，可是这并不容易。背叛现象其实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然而每个社会总充斥着对告白者的集体恐惧，这种集体恐惧也可能是对于自身背叛创伤的集体盲视。作者在书中也枚举了诉说者面对的各种风险，如社会对说出真相者的攻击、对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角色倒错、强奸者对强暴行为的扭曲解释和对受害者的污名化、承受失婚、失业及家人嫌弃等。另外，由于这些创伤形成于幼年时，所以很难觉察、很难验证，加上会伤害彼此关系，所以大部份受害者都不愿提及。在书中，作者为受害者提供了一些方法。话虽如此，只有社会风气改变，这些被背叛者才能得到应得的治疗，因为只有社会的接纳和肯定，才能改变他们的精神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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