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情”的政治 (晶报﹕ 2011年09月18日)

“乡土情”的政治

(晶报﹕ 2011年09月18日)

"风俗是一个社会固有的规范和价值，但人们未必察觉到，风俗的殇逝也许更反映出政府或统治阶层与社会的冲突。香港是个自由的城市，实则地产霸权早已假借经济逻辑而扼杀了许多充满风土特色的民营生意。一旦民俗产业丧失了经营者或无法营生，就像一门手艺失去了继承人一样，会渐渐枯死，而人的生活一旦丧失了本土风俗，便像无根水草四处飘零。"

●彭砺青（图书馆职员，香港）

自《旧时风光》开始，陈云开始以古雅文辞书写充满怀旧风味的文章，在语言上刻意与五四白话文字保持距离，读者固然得以窥见其文字根柢，亦可从中看出作者对近代西风东渐之不满，一如他在“语文保育”系列中力图匡正香港语言，以对抗香港政府的官腔话语，这种纠正语言之举即以政治抗争为目的。另外，以纯正的中文抒忆本土风物，更反映出今日堆砌而成的城市景观，还有歌颂地产霸权的广告修辞，是怎样的违反自然。

如果要保护人的自然本性，或许该从风俗着手，陈云在本书文章《风俗传承 新春大吉》中，说明“风俗”与道德价值、家庭伦理，甚至文化传统有关，他把今日香港人的生活方式称作“俗例”(practice)，并认为后者等而下之。这篇文章说明保育风俗与追求政治伦理，保留政治意识有密切的关系。不过，在时间的洪流中，旧有风俗早已消亡殆尽，间或闪现出短暂的光芒，却如同作者在旺角街头发现高粱般，只是一种偶然。

社会学家认为，风俗是一个社会固有的规范和价值，但人们未必察觉到，风俗的殇逝也许更反映出政府或统治阶层与社会的冲突。香港是个自由的城市，实则地产霸权早已假借经济逻辑而扼杀了许多充满风土特色的民营生意。一旦民俗产业丧失了经营者或无法营生，就像一门手艺失去了继承人一样，会渐渐枯死，而人的生活一旦丧失了本土风俗，便像无根水草四处飘零。虽然在街头遇见高粱的确有点突兀，但陈云也提醒读者：旺角街头原址本来就种“高粱”。我们或许应该读出个中讯息：不管复古是怎样“老套”，也要以记述保留原来风物面貌。

为保留成长所耳闻目睹的风物，陈云将成长时游走于元朗上学、在上水工作及买东西，或在大埔教书时的街头记忆，写成老照片般的情景。由于陈云自幼成长于新界乡村，这些墟里店铺每多售卖传统风俗食品，即使是旧式面包铺的烤面包也比今日连锁经营店卖的面包西饼的味道更简单纯朴。陈云经常在这些文章里指出旧式经营者的心思较为单纯，也能恪守生产商品的道德，不会为赚尽“利润”而迎合大众猎奇心理推出古怪口味。今日香港已成为马国明所说的“全面都市化的社会”，与乡土有关的事物就更珍稀、宝贵，此所以陈云以自己在新界乡村成长的岁月为傲，并以此对比如今越来越没有乡土、只有房地产的香港。

在《旺角街头种高粱》第三章《购物》里，陈云赞扬了一些旧时日用品，如《胶箱》里的梓木笼和黄竹萝，《纸皮旧事》则枚举瓦通纸的广泛用途，《鸡皮纸》写鸡皮纸的用处。作者枚举的物事未必为香港独有，亦非珍稀之物，但在中国二十世纪的乱局中，却能在香港的“宁静”环境中发扬光大。“咸鱼蒸饭”就是一个例子，作者说在上世纪60年代，很多从内地偷渡来港的乡里，莫不对香港的自由和咸鱼啧啧称奇。陈云也在书中赞扬港式饮食传统，例如大牌摊的“火气”（即谓“镬气”)，那不单令人食指大动，亦在往昔岁月中孕育了街坊邻里的人情，作者认为，正是这份人情维系着社会的治安。

仔细梳理陈云的思想，我们不能忽略陈云在新界乡村成长的背景，这解释了为何作者从《旧时风光》开始，就一直将“旧日乡土”视为香港自古典中国传承过来的优良传统。在陈云眼中，“乡土”才是香港的传统特质，这些“乡土传统”过去得到了保存，但自八、九十年代开始，香港政府及垄断商业力量却正慢慢扼杀这些“乡土传统”。

然而这却不等于主张“复古”或“民粹”，而是藉“旧日乡土”的美好景象，挑战今日香港的政商形态，亦希望建构出一个理想城市的柏拉图式蓝图。更值得思考的是，无论陈云谈“旧时风物”抑或谈“语文保育”，读者都无法绕过背后的政治观，陈云欲表达的讯息其实一点也不“隐晦”，而且也很“激进”。陈云对地产霸权、资本主义经济及极权主义社会提出了强烈的批判，此外还针对政府的管治技术。第四章《家园》中的《游乐》一文，藉讨论游乐场的目的，指出这是自罗马帝国以来政府统治手段之一，这种统治术反而将香港人变成被驯养的“动物”，只懂娱乐、观赏，失去了政治诉求的能力。这种观点令人想到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对于“人”的政治定义，他对“政治行动”的肯定亦迹近后者。

这种“乡土之思”反映在菜园村事件上，成为恢复“家园”的政治诉求，在《家园》第一篇《梦回菜园村》里，作者在开首便点出了“家园”所蕴含的“家”(人的居所)和“园”(归老、观赏之处)的意义；他认为即使“没有田园的人”，也会种植盆栽聊解渴望家园之心。文中可充分感受到作者对菜园村自给自足的耕作充满赞叹，奉劝政府不要破坏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尊重和谐”的心境，也会阻碍物欲所唤发的“发展逻辑”，却以复返自然为目的，这是因为香港正处于发展的危局。

陈云或许激进，却并非危险的煽动者，他所痛陈的现象其实都是香港发展的困境，他的“激进”立场其实在于维护“传统香港”的急迫之情。在《都爹利街两神树》这篇文章里，他借石墙上生长的树木比喻香港，告诉读者，香港曾生长于中英的政治夹缝中，与石墙互为依靠，在艰难的环境中寻找水分，但只要石墙略为宽松便可扎根生长。这是一个很贴切的比喻，香港的“自然”特质，恰好像石墙树一样，香港应该像石墙树般持守中庸之道，亦应像后者般觉察到自己的契机，其实也是危境。陈云以其道教立场，以“自然”和“扎根”切入香港的政治情境，以“风俗之变”思考“管治问题”，可谓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