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的误读 (时代周报--时代阅读: 2011-09-22 03:36:39)

对马克思的误读

(时代周报--时代阅读: 2011-09-22 03:36:39)

'马克思对历史、经济、社会等方面有深厚的认识。诚然，他的理论体系并非完美无瑕，但却尽量清楚表明立场，避免陷入相对主义论述，又力求完整地讨论人类生产历史发展规律，这是韦伯无法做到的。马克思更进一步要求哲学要改变世界，因此哲学家巴利巴尔就称他为“以概念反概念”的反哲学家。'

彭砺青

一直以来，人们对马克思的著作充满误读，说是误读，倒不如说共产主义革命及苏维埃政权的诞生令他们误读了马克思，例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随着布尔什维克革命而广为人知的政党策略，反倒成为马克思理论的核心内容，连带革命暴力亦被理解为一种合乎历史发展的必然，因而被那些珍视个体的自由主义者谴责。马克思理论中另一项为人诟病的问题是经济决定论，虽然他颠倒了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观点，却因为过于强调经济因素决定了人的意识，而令人忽略马克思对于个体意志受限于外在因素的洞察。其实，教条式的唯物主义并非马克思的原意。

马克思主义自称“科学”的立场也成为争论的重点，这意味着马克思声称自身对历史发展的预测正确无疑，所谓“正确”(right)就是不会出现偏差。就这种坚持自身“正确”的态度来说，在后现代社会已变得不合时宜，因为后现代社会并不斟酌“正确”与否，以德里达为例，他只想透过展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立场”，呈现出马克思的幽灵，而伊格尔顿的这本新书的理路却与《马克思的幽灵》完全相反，身为文学评论家的伊格尔顿，仿佛要在文本中找出一个纯净无误的马克思，尽管这个“正确”在后现代语境显得多么的“不合时宜”。我们也会质疑追求某一种思想“正确”的目的，是否意味着决定应该优先考虑某一因素，或搁置其他同等重要的问题，甚至为了证实那被视为关键的因素“正确无误”，就可以牺牲整个社会的自由和福祉。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从一开始已表现出论争的风格，伊格尔顿并非研究概念问题的哲学家，而是以文学及文化研究为志业的教授，他运用对马克思理论的娴熟理解来响应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挑战问题，以显现马克思曾被“误读”的原意。本书英文版前言即表明写作灵感源自以下想法﹕有没有可能所有反马克思主义论调都是错误的﹖这并不代表作者认为马克思理论完全正确无误，但透过“归谬法”至少可以证实马克思主义并非站不住脚，并少在后共产世界中并非一败涂地。伊格尔顿将这场论争划定在马克思文本的理论层次上作讨论，以此对照后现代世界及今日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痼疾，避免耗费精力回答自由主义者对于集权主义社会的有力抨击。

这是一本“执意”为马克思“申辩”的著作，尽管在理论探索方面比不上阿尔都塞等哲学家，伊格尔顿却很忠实地诠释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正意义。在内容上，本书各章没有特定的标题，仅列出章目，每一章针对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基于伊格尔顿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背景，这种写作方式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天主教“教义问答”或神学家向异教徒的“辩解”，没错，这就是伊格尔顿为正统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辩解。

“解惑”工作从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过时”、“灾难”及“宿命论”的想法开始，这些想法涉及对后工业社会的认识、历史终结论、反集权主义立场及反决定论等。持“过时”看法的人固然无视全球化下第三世界人民受剥削的事实，而持“灾难论”的人则无视资本主义发展对19世纪人类灾难和今日全球暖化的影响。自由主义对马克思的最大指控莫过于“宿命论”，包括伯林及波普均从不同的角度批判马克思的“宿命论”，伊格尔顿对于“宿命论”指摘的响应是简单地梳理马克思的历史观：譬如对于恐惧“阶级斗争”的读者，伊格尔顿就响应说“阶级”并非马克思的发明，且并非针对政治事件，而是指埋藏在历史进程中的潜流；他也指出马克思并非单纯地谴责阶级不平等，他看出物质与精神的复杂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积极作用。其实，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立意成为解释一切历史事件的科学，反过来说，“辩证法”正要显示出事物的复杂关系。

马克思的思想虽被自由主义者称为“经济决定论”，却比任何自由主义者或市场济的捍卫者更能看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模式，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将经济视作最为关键的支配因素，马克思也洞悉到“金钱”在其中的作用：它的价值比不上许多对象，却能借金钱买到其中大部分东西。对于马克思论敌的指摘，恰好有个生动的譬喻，那就是马克思的理论恰好是这些论敌的镜像，人们咸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冷酷”、“刻板”，因为马克思如镜子般反映资本主义世界的冷酷和刻板。至于极端自由主义者对于个人的假设，即孤立的个人，也同样不符合社会现实，而马克思理解“人的社会性”时总是受到导师阿里士多德的影响，重视人类追寻幸福、自我实践和快乐的天性。

“宿命论”的指控不能成立的话，讥讽“乌托邦”特质的看法也毫无根据，伊格尔顿提出马克思并不像期货市场般预测未来，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将会如何也说得含糊不清，但这却也是“科学”解释“事实”时的局限性，因为科学仅能借“实证方法”从“经验”中勾勒出事情发展的趋势，然而预测未来总是人性中潜藏的欲望。伊格尔顿反而看出马克思有一种辩证的革命时间观。革命者寄托预言式的未来是不切实际的，他们只能着眼于当下，但当下的现实往往是残酷而不可动摇的，现实也不会迁就乌托邦蓝图而进步，所以才要透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马克思无法准确说清楚何时是革命的时机，但反过来说，任何时刻都可以进行革命，伊格尔顿看出唯物辩证法看似矛盾，实则看透历史发展的微妙和玄奥，正如作者引用阿多诺的话：马克思是乌托邦的敌人，但他最终的目的恰恰是乌托邦的实现。

全书不单讨论马克思眼中的历史及他对“精神—物质”关系的解释，也厘清人们对“生产关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误读，即使对马克思就“生产”而下的定义，我们也充满误解，其实马克思构想的“生产”也包括许多自我实现的活动，如吹笛、跳舞、关于柏拉图的争辩等，反而是古典经济学家将生产活动限定在经济范畴内。至于令人闻之色变的“无产阶级专政”，那其实是19世纪社会主义者布朗基(Auguste Blanqui)的产物，马克思反而认为历史上的阶级社会往往是由一个阶级代表另一个阶级利益作统治，比如说18世纪法国贵族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伊格尔顿也在第九章讨论马克思对权力的看法，马克思视“国家”为非中立的仲裁者，它偏袒某一阶级利益，他却不像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般要废止权力，因为他看到权力在历史中(而不是在某一事件)发挥的作用。

马克思对历史、经济、社会等方面有深厚的认识。诚然，他的理论体系并非完美无瑕，但却尽量清楚表明立场，避免陷入相对主义论述，又力求完整地讨论人类生产历史发展规律，这是韦伯无法做到的。马克思更进一步要求哲学要改变世界，因此哲学家巴利巴尔就称他为“以概念反概念”的反哲学家。时至今日，马克思受争议的一个原因，恰好是因为他没有刻意清除一切因素中的矛盾，这些矛盾往往在宏大历史进程中得以统一。虽然人们认为被称为“马克思实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往往以失败告终，这却说明实现社会主义是何等艰巨，而理论和实践的误差又是何等容易。

解答这些问题需要艰深的理论陈述，而伊格尔顿却能向一般读者侃侃而谈，并且枚举了许多生动例子，这些例子既有历史背景又有时代意义，并增加了文本的趣味，更重要的是，此书并非“马克思入门”一类书籍，作者明显经过长年累月的思考，对于反马克思问题的解答既显得随意又小心用词，他的每条反马克思问题显然经过仔细思考归纳出来的。书中惟一的缺撼可能是这种文体与写作风格的后遗症，即过于斩钉截铁的推论，然而就伊格尔顿这样坚定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种写作方式才符合他的左翼个性，也符合这本书的论争(polemical)特质，在这个充满“民族—国家”暴力与全球金融危机的时代，我们需要这种讨论。

http://news.time-weekly.com/story/2011-09-22/1191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