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激進音樂思想家的五堂課 (文匯報: 2011-09-05)

關於激進音樂思想家的五堂課

(文匯報: 2011-09-05)

書名：Five Lessons on Wagner（關於華格納的五堂課）

作者：Alain Badiou （阿蘭．巴丟）

出版：Verso

出版日期：2010年12月

巴丟這本書是對一連串華格納批判者的回應。在音樂史上，華格納的地位頗富爭議，他對德語歌劇的改革，如擴展「音樂劇」概念，運用主導動機（leitmotif）作為貫穿整齣歌劇的主題，豐富音色及和聲等，都改寫了十九世紀音樂的歷史。在文化方面，他用日耳曼神話表達其充滿隱喻的世界觀，當中滲透不少反猶思想，為不少人詬病。但那些批判者同樣深受他的影響，尼采便是一個鮮明例子。尼采早年也是沉迷其中的華格納信徒，後來因為華格納歌劇違反音樂的本質，及其掀起的偶像膜拜式美學，因而寫出《華格納事件》等著作，尼采可算是較為著名的華格納反對者。

然而真正影響巴丟寫這本書的，卻是阿多諾和法國哲學家拉庫埃—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尤其是後者。拉庫埃—拉巴特對華格納歌劇的評價，主要在他的《偽音》（Musica Ficta）裡，其中一項指責為其缺乏「複雜性」（complexity）的問題，大概是因為這些作品的意義被神話學意涵所籠罩。拉庫埃—拉巴特更認為華格納不過將政治美學化，將音樂（歌劇）裡的人物（figures）賦予種族神話色彩。巴丟不禁這樣問道：究竟華格納歌劇是否如他們想像的只有單純的日耳曼神話色彩，還是充滿複雜意義的作品？

阿多諾在《否定的辯證》、《尋找華格納》等著作裡，也批判華格納。他集中討論華格納歌劇在意識形態方面與種族主義的關係，而忽略了華格納音樂中的複雜性。自尼采以來，人們習慣將華格納的人格特質，例如他的反猶太思想，與其音樂的思想及美學意涵混為一談，結果華格納音樂中的思想被當作法西斯主義雛形，人們將他的歌劇美學視作法西斯主義美學的圭臬。然而，正是以華格納為主的後期浪漫主義音樂，向巴丟展示了可比擬哲學思想的非思想性意涵：音樂可以表達出比思想更複雜、卻不屬於思想的意涵。

巴丟認為整個「華格納事件」應該分為「美學/哲學」及「意識形態/政治」兩個層面，華格納的種族神話和反猶思想回歸個人問題和政治意識形態領域，他在歌劇中展示豐富思想則應歸入美學和哲學的範疇。

華格納一手創造了不少獨特個性的原型，例如歌劇《帕西伐爾》（Parsifal），一般人以為它是華格納晚年創作力衰退的作品，可是巴丟認為它即使不是最佳的歌劇，卻仍能領先時代，它充滿許多符號象徵，例如主人翁帕西伐爾就是「純粹愚者」（the pure fool）的能指（signifier）。《諸神的黃昏》裡的齊格弗里德（Siegfried）和阿爾布里希（Alberich）怨恨各自的父親，卻因各自屬於敵對的陣營而互相纏鬥，這也創造出悲劇性鬥爭的一種原型。華格納歌劇還表達出現代人的困境，《崔斯坦與伊索德》是關於國王侄兒愛上國王新婚妻子的故事，劇終時伊索德一直等待著崔斯坦回來卻不知後者已被國王刺死，這比《等待戈多》更接近阿多諾討論這部戲劇時提出的「徒勞等待」（waiting in vain）概念。

巴丟本人是華格納音樂的粉絲，其父親也曾參與華格納音樂節的製作，他與同樣熱愛華格納音樂的好友齊澤克一樣，反對時人（尤其是以色列文化界）對華格納音樂扣上「反猶主義」帽子的污衊。巴丟說：華格納作品裡的意義並不在於他在生時如何看待的作品，而是他的作品能帶給我們甚麼意義，而華格納永遠能帶給我們嶄新的意義。齊澤克在後記開首處，就提出一次華格納音樂研討會中一位台下聽眾的問題：「既然他的音樂與納粹及反猶主義有關，為甚麼我們仍然經常聽他的音樂？」齊澤克接著說：如果華格納是反猶主義者，那麼在他歌劇中的猶太人形象呢？如果真要尋找流浪的猶太人（Wandering Jew）形象，那恰好就是那個受咒詛的「漂泊的荷蘭人」（Flying Dutchman），而在同名歌劇中他卻是位英雄人物。

在音樂史上，華格納是一位劃時代的人物，他像稍後主張「五官通感」的波特萊爾，打破了音樂、文學象徵和戲劇空間諸領域的隔閡，他也令音樂超越了思想，其語言比政客充滿意識形態的語言更豐富。巴丟這五堂課正希望梳理以前對華格納歌劇的討論，並釐清人們對其音樂的誤讀。巴丟和齊澤克也認為許多從北歐及塞爾特神話中取材的華格納歌劇，其實都有豐富的基督教象徵，及華格納的禁慾思想，這與傳統對於華格納個人形象的解讀，又不盡相同，重新引發我們對這位音樂家的複雜個性產生更大興趣。　■文：彭礪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