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你伤心的人类学不值得做 (版名:南方阅读 视野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3-20)

不让你伤心的人类学不值得做

(版名:南方阅读 视野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3-20)

《伤心人类学：易受伤的观察者》，(美)露思·贝哈著，黄珮玲、黄恩霖译，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10月版，107港元。

彭砺青

□书店职员，香港

人类学作为一门涉及社会及人文的学科，一直处于惹人争议的位置，一方面人类学家希冀贴近作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及社群，体会他们的生活甚至情感，另一方面作为一门学科又必须力求客观理性。早在一世纪前，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已看出这一问题，之后有论者提出“反身人类学”(reflexive anthropology)一词，冀望人类学家能在研究中审视自身或书写自身之介入。然而这有可能堕入自传式记录的危机，文化人类学家纪尔兹就曾经提出这种忧虑，然而新一代人类学家贝哈以这本夹杂研究与自身纪录的著作，显示回归自身的可能性。

罗萨尔多是其中一位提倡“易受伤”(vul-nerable)写作的人类学家，他在对伊朗革(Ilongot)猎头族进行研究时，同行妻子米雪儿惨遭意外而死，于是这部著作就充满了易感的情绪。从一方面看，移情的介入很容易令人类学论述陷于主观情绪表达；但从另一方面看，人类学研究的殖民主义特质曾为人所诟病，这种冠以“易受伤”的情绪介入可以说是跳出西方实证科学框架、寻求全新研究方法的尝试。其实这有迹可寻，《忧郁的热带》不也是一种忧郁的自述吗？贝哈更直截了当地断言：“不让你伤心的人类学就不值得从事。”如果人类学读者能接受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日记和列维-施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为什么不能接受贝哈所尝试的人类学实验书写？

作者在一篇学术报告(本书第六章“让你伤心的人类学”)中提到，文化人类学及女性主义书写在经历弗洛伊德主义、结构与后结构主义过后，有需要定义介乎于热情与理智、分析与主观、民族志与自传、艺术与生命之间的中介地带，这种诉诸内心的做法也带精神分析(弗洛伊德)的影响。

西方学术传统一直强调研究者从情感中抽出，这是一种抽离式观察者的角度，而当代学术潮流恰好强调身体的介入，所以也从自身病痛经历中发掘参照，如第四章“裹着石膏的女孩”实际上写了不少作者交通意外引致脚部伤残的惨痛回忆，这简直就是一篇自述。但对贝哈来说，童年的她作为“裹着石膏的女孩”，仍一直潜伏在成年的她体内，一如家国及乡土的记忆无法与身在美国受教育的贝哈抽离，这正好解释了这位人类学家坚持情感介入的原因。贝哈甚至直认不讳：“有时，人类学家离家太近了。”

贝哈也受到女性主义的“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影响，以自身成长环境作为研究起始点，回归本土揭示了“本土人类学”的可能，它一方面反抗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型态，从自身成长背景着手研究，也可避免一般人类学家所面对的疏离感，同时更能把握你的研究对象：你的亲族同胞甚至你自己。正如作者说的：这是一种从“差异”(difference)到“认同”(identification)的转变，而“认同”正好是后殖民理论学者提出的学术诉求，在后现代社会中，不少学者重新反思西方学术传统所提倡的客观与抽离态度。

就贝哈的成长背景来看，她的确有资格做反思西方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她成长于古巴移民家庭，具犹太、白人及有色人种血统，当她着手人类学研究时，因为选择了做一个易受伤的观察者，而回到古巴及墨西哥社群。本书第五章“前进古巴：离散、回归与绝望的民族志书写”，描述出古巴流亡诗人学者的内心世界和政治处境，更重要的是，作者与他们亦是同路人，对流亡美国的生活和对古巴的乡愁一样感同身受，书写对象的忧郁和政治顾虑就是作者自己的忧郁和政治顾虑，而使文章超越了冷冰冰的学术论文，而紧扣着作者的人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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