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政治意识与方言书写 (南方阅读 视野: 2011-11-27)

近代政治意识与方言书写

(南方阅读 视野: 2011-11-27)

《清末民初的粤语书写》，李婉薇著，香港三联书店2011年3月版，港币128.00元。

彭砺青

□图书馆职员，香港

在中国诸种方言之中，粤语也可算是独特的例子，语言学家说它是古代汉语与岭南地区的百越方言混合而成的，不单在音节上，在用语方面亦保留不少秦汉至隋唐时代汉语的特色。广东人以粤语通俗词语的古雅和简洁，自视为中原文化正宗，广东话语音的鲠直，听上去更像一种议论、说理的语言，这种语言特征也不是全然自然生成的，而是透过文人的推广。李婉薇在《清末民初的粤语书写》导言中已经交代出广东说唱活动在明清之际的发展，梳理出日后书写粤语的根源。当时“白话化”的戏曲刚开始在广东发展，戏曲作家大量谱写通俗作品，也发动出版业蓬勃发展，这些条件都有利于书写粤语的发展。

在书中第一章《曲线启蒙，纳怨为俳》，作者就引用郑贯公、黄世仲等人的粤语文体写作。这一章开头记述了一场二十世纪初在广州海幢寺举行的演说，这篇演说呼吁国人为抗议美国苛待华工而罢买美货，书中记述当时的政治演说以粤语举行，甚至报章刊登的演说内容亦以广东民间说唱体式。作者不单枚举了很多晚清粤语写作群体的例子，还指出刊载这些演说、说唱、讴谣的报章，都是由提倡粤语写作以救国的文人创办，如倡议粤语写作的代表人物郑贯公办的《广东日报》、《世界公益报》、孙中山在香港拟办的革命喉舌报《中国日报》等。其中郑贯公与黄世仲都是晚清粤语书写运动的主将，作者指出他们的办报思想，除了希望透过通俗文艺来“传播革命思想”及“开启民智”，还因为报纸比军火还要厉害，“是继承《诗经》、《春秋》等‘无形暗杀主义妙品’”。可见这种以粤语书写的办报意念不单切合了当时的革命思想，甚至提倡者认为这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路线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这种古老方言能否成为一种高层次的文学语言？作者就在第二章《游走于雅俗之间》里展释了粤语书写的雅俗问题。何淡如是第一位运用粤语写诗的晚清文人，书中引用了他的《赋得椎秦博浪沙》和《垓下吊古》，并提及梁羽生对此二诗的高度赞扬。尔后的廖恩焘《嬉笑集》，亦仿效这种借古讽今的粤语格律诗形式，也有少数旧题新作，以搞笑的粤语腔调重写一些引用历史典故的古诗。但一般来说，粤语格律诗的风格局限于幽默诙谐、嬉笑怒骂的层面，较难抒写微妙情感或作庄重的表达，这也是因为粤语本身的特质，限制了文学书写的境界。

甚至粤语书写教育也面临问题，第五章记述陈子褒的粤语教育理念，这位晚清教育家主张把方言写入教科书中，可是这种理念实践起来却困难重重，即使陈子褒的女儿也承认，某些粤语词语在书写方面不及文言文的词语那么普及，例如许多白话词语仅限于广州属县一隅的方言，要以方言解释更简单的书面用字，如以“企”字解“立”字，似乎违背了推广教育这一原则。然而直至晚清为止，中国不曾有过统一的语文教育政策，当时各省面对列强恣肆、朝廷困厄的危局，而官方亦难以顾及语文教育方针，反而让民间办学者可以自由探索一种全新的语文教育。

小说与方言书写的关系非常密切，梁启超曾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提出了脍炙人口的观点，然而粤语小说的写作实践又是怎样开始的？作者就在第四章讨论《俗话倾谈》和《天路历程》这两部“被遗忘的小说”。有趣的是，作者将这种方言小说写作的根源，追溯至康熙年间颁布的“圣谕十六条”及雍正年间的扩充版本《圣谕广训》，这些训谕确立了地方定期宣讲的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宣读训谕不单须考虑以方言宣读以普及圣谕内容，亦因为内容枯燥而须加上演说历史故事的内容，久而久之就派生出宣讲故事的内容，而完全口语化的短篇故事集《俗话倾谈》就是其中一部著名宣讲文学。这种由宣讲圣谕转化的俗话故事体裁亦为外国传教士用来翻译约翰·班扬的基督教文学《天路历程》。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记述的粤语书写文体，大多是作为传达政治意念或道德教诲的媒介，例如晚清戏曲具有“启蒙”、“鼓吹革命”的目的，而宣讲文学则宣扬因果报应、劝人行善。作者亦质疑像《俗话倾谈》和《天路历程》这类方言小说能否企及《海上花列传》的文学水平。

当然，这种现象也会令读者质问“到底是粤语书写的发展条件影响了粤语的特质，还是粤语的特质决定了粤语书写的发展”。每种语言都有其特色，它的特色往往也限制了它的书写发展，粤语文学的滑稽和讥讽，就不是外省人所能领略，而作为粤语的继承者，香港文学也曾使许多外省读者感到陌生。然而本书却展示出粤语书写曾经作为一种“广义的教育”存在，它宣扬民族主义革命，并以“开启民智”为己任，这番以方言书写革新一国之民并推动革命的努力，也展示出广东人的活力，不应被研究近代史的学者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