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真实”的分家 (晶报 [深港書評]: 2011年12月18日)

“历史”与“真实”的分家

(晶报 [深港書評]: 2011年12月18日)
《历史的再思考》 　　凯斯·詹金斯 著 　　台湾麦田出版公司 　　2011年10月版
●彭砺青（图书馆职员，香港）

或许我们可将詹金斯的研究视为史学的认识论批判，它不单挑战史家书写在真实性方面的权威位置，更从史学角度质疑过去本身有没有真实这回事。一般历史读者把历史等同于过去，而这种过去就是真实的过去，传统史学家也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要“恢复”对于“过去”的记忆，后现代史学家就提出过去不过是被史学家“书写”以“再现”的过去，因此对他们来说没所谓“真实”与否。

这其实不是什么新论述，而是出版、再版，又被再三出版的后现代史学经典，作者凯斯·詹金斯是后现代史学的健将，但他的著述主要以重新定义“史学”的理论建构为要务，本书也不例外。在由台湾史学家写的几篇导读中，《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作者卢建荣一再指出詹金斯“光说不练”，没把自己的后现代史学理论用作重现“历史”，其实詹金斯在书中也明白地说，他早年开始教授历史课程是为了教导中学历史教师思考这门学科为何。有时候，改变一门学科的思维方式，可比扩展该门学科的研究内容来得重要。

此语何解？不得不提史学理论的发展情况，在当代学术界，不管在哲学、文学、科学或艺术等领域上，后现代理论似乎已处于执牛耳地位，唯属史学仍受传统影响甚深，史学家执着于事实，却不顾面对他们在认识史实方面的限制，詹金斯正要像前辈海登·怀特般开拓后现代对于史学的批判性讨论，怀特的《元史学》(Metahistory)是一部展述史家如何“书写”的历史著作，不过詹金斯并没有像怀特般打算写一部历史编纂学的历史，而是不断解释后现代史学论述的立场，他的《后现代历史学：从卡耳和艾尔顿到罗逖与怀特》就站在卡耳的角度，梳理“卡耳—艾尔顿辩论”中讨论的核心问题：“何谓历史?”。

或许我们可将这种研究视为史学的认识论批判，它不单挑战史家书写在真实性方面的权威位置，更从史学角度质疑过去本身有没有真实这回事。一般历史读者把历史等同于过去，而这种过去就是真实的过去，传统史学家也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要“恢复”对于“过去”的记忆，后现代史学家就提出过去不过是被史学家“书写”以“再现”的过去，因此对他们来说没所谓“真实”与否，作者在第一章就说“过去已经发生。它已逝去，只能”由历史藉着充满差异的媒体来唤回，而不是真实的事件。历史就是由史学书写出来的，存在于文字和语言间的建构。

这听上去好像没什么稀奇，但怀特和詹金斯的用意是想将史学还原为某种关乎“知识”的哲学问题，这涉及“过去是可被认识的对象吗？”等诸种疑问，詹金斯说，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往往就是接触涉及“过去”的“媒介”而不是“过去”本身，不过这种媒介又是史家自己和注释者的论述。这等于说历史就是一群不同时空的史家集体论述的“内容”而不是史实，问题是为何我们都接纳这些论述而不把它们当作虚构情节，以史学家的语言来说，这关乎史家的技艺(crafts)，但后现代史学家也发现，即使史家的认识界域也在不断移动(shifting)。这种洞察的结果，使后现代史学得出史学本身无法确定自身发展方向，益发仰赖傅柯、德里达等人的理论，及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去解构史学传统及其论述方式。

那么，“史学”在这位后现代史学家眼中，又是什么呢？据詹金斯在第二章所讲，史学全然是依照各流派的（如马克思主义的、年鉴学派的）教导去玩一门专业的游戏。不过，虽然这些玩家各有一门套路，但总仍有一些共通点使其可与之互相沟通，例如柯林武德讨论历史的问题时指出“人是语言的动物”，事物透过语言被赋予意义。另外，史家总不能脱离语言这种沟通的中介，他们也脱离不了从人性去判断历史，人性会导引史家去对历史产生“共感”(empathy，中译为“神入”)；又或者，史家通常都在左翼和右翼见解，甚至在各种偏见之间找出平衡点；当然，这种“寻求平衡”的过程本身，又是另一种“被重现”的历史现象。

后现代史学的反思很大程度上是对十九世纪历史科学论的回应，尤其是孔德的实证科学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大大改变了史学的面貌。后现代史学回溯从希罗多德到维柯等人的历史书写，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史学的文学特性，这种转向究竟是否认同传统所认为的，历史经常处于“科学—艺术”辩论的核心？作者则认为不管哪一套科学的理论，都脱不了主观的概念和立场，既然离不开个人的前设，那么这些科学方法论又能否帮助我们理解“过去”，这倒是成疑问的。詹金斯的结论就是：历史什么也不是，既非科学亦非艺术，只不过是一场追求真实的文字语言游戏罢了。老实说，这种论调带有强烈怀疑论色彩，也是一种史学的犬儒主义态度，我们不单要问：“在历史与真实分家以后，历史将以什么形态存在？”此外，还要问一个更严肃的问题：届时史学之存在目的又是什么，除非那是一种执着于诠释“真实”却又永远无法成功的欲望。

不过作者立即声称，这种相对主义态度其实是基于社会宽容，作者随即以康斯塔布和塞尚的风景画作为例子。这大概给读者一个重要讯息，虽然史家对于真实、真理的追寻注定不可能成功，他们的努力却展现出各种不同风格的风景画。的确，对于历史读者来说，美丽的不是历史执意要追寻的“过去”，而是史家笔下的画面，然而作者也提醒我们，这不是史家凭空想象的产物，而是掌握了当下的数据进行文字的再现，就像风景画家坐在山崖上，用手上的颜料临摹眼中的村舍、山丘、河流和树林。

《历史的再思考》并未以独创的理论叩问史学的可能性，对詹金斯，或许这并无必要，它是一本深入浅出的史学入门书，仿佛为中学历史教师讨论教学方法而写的。它也让读者思考“史学在后现代世界是否可能”的问题。这在史学界仿佛一场迟来的革命，也是对傅柯等人的“后现代史观”作出姗姗来迟的回应，却在呼吁着正统史学思考史学的语言和书写怎样建构或制作史学的“真实”。另一方面，既然“历史”与“真实”分了家，而“过去”和“真实”是永远无法完全重现的话，那么史家何不选择更有切身关系的题材做历史呢？这也许像后现代人类学强调以自己的故事作为题材一样，会有沦为生活故事的危险，却也是在残破、碎裂的后现代世界中，还能对史家本人产生一点意义的学术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