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始于足下 (晶报 深港书评·海外: 2011年05月15日 星期天)

人类的历史始于足下

(晶报 深港书评·海外: 2011年05月15日 星期天)

《浪游之歌》 　　雷贝嘉·索尔尼 著 　　刁筱华 译 　　台湾麦田出版公司 　　2010年12月版

●彭砺青(图书馆职员，香港)

“一个身体不再属于整个世界而被束缚在汽车、建筑之内”，这句话道尽了现代人受科技限制的事实。但与其说科技局限了人与土地的接触——脚步的话，不如说这是人选择了步行的结果，在人与自然的斗争中，从人类直立行走开始，已表明人类不再受大地羁绊。

人类的文明，大概可以从人的步行开始追溯起；但过度的文明发展也限制了走路的自由抉择，而那些脱离生产的思想者，则靠走路来促进他们的思路，譬如亚里斯多德、卢梭、梭罗等。

没错，这本书所讨论的“走路”，其实亦相当于这种“漫步沉思者”的哲学步行，这不单是卢梭的专利，也是康德、尼采的习惯。但现代社会以经济价值为一切事物有用与否的基础，它把走路视为无用的事情。“一个身体不再属于整个世界而被束缚在汽车、建筑之内……”书中的这句话道尽了现代人受科技限制的事实。但与其说科技局限了人与土地的接触(即脚步)的话，不如说这是人选择了步行的结果，在人与自然的斗争中，从人类直立行走开始，已表明人类不再受大地羁绊，但当中引发的技术发展也同样使人类远离了原初状态。

今日的人们都接受了“人类”从直立人开始演化的观点，但较少人联想到觅食习惯与性行为的变异对步行的重大影响。书中就引用古生物学家、人类学家等对人猿进化至更高等双足动物的身体变异，强调人的始祖居住在森林与草原间，从森林的攀爬到草原的步行是古人猿进化到人类的跃进，这关系到人从采集果实转变到狩猎的过程。书中认为，步行时身体往往处于平衡和跌倒中间，这正好解释了人类从森林种群演化成双足动物时对身体的控制也并不稳定，这种观点甚有启发性，它诱发我们思考人类在维持本性和进步求变之间的挣扎，正是这种从跌碰到步行的过程影响了人类面对困难时的意识，其意义已超越了作者探讨的“走路”了。

与此同时，索尔尼也梳理卢梭、华兹华斯等思想家和诗人怎样理解离群独处的步行，卢梭的见解标志着某种试图将自然与人的关系置于和谐及自由状态的构想，他一反传统观点，认为独居并非理想的状态，却是人处于自然状态的特质，而独居者所置身的友善森林，也是人面临背叛和失望时获得慰藉和庇护之所。卢梭为大自然中独处的步行加上一套哲学的解释，并以文学呈现，他的想法影响了华兹华斯及后来的浪漫主义者，也催生了作者深受感染的朝圣之旅运动。

卢梭对独处及步行的思考源于西方政治哲学对于“自然状态”的假想，而美国近世的朝圣之旅运动则源于对六十年代的反战运动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两者针对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卢梭的“自然状态”虽源于透过自然法重构人类政治的愿望，但他的“步行”却是离群索居的行动，这与朝圣之旅运动的理念，即脱离主流，并透过“在自然中步行”而建立另一种文化的想法，全然不同。朝圣之旅从一开始便充满了美国政治传统的色彩，作为一种“公民抗命”的形式，它可能体现了美国宪法及梭罗的精神。但在作者眼中，现代的步行也变成一种充满广泛含义的活动，它可以是“垮掉的一代”那种充满禅学体悟的步行，也可以是切·格瓦拉式走入低下阶层的革命步行，与卢梭的步行完全是两回事。

对步行的思考亦涉及对大自然的观感，西方世界的大自然如何从恐怖到友善，如今它因为被科技击倒而变得可怜，也变得神圣。这种神圣化过程全拜浪漫主义流风所赐，然而在卢梭和华兹华斯的时代，自然更像是人们从人类事务(即政治)中逃逸的暂时安顿之所，而不是面临科技威胁下折返的人类本源世界。作者说，在卢梭的年代，铁路和汽车尚未诞生，而今日的朝圣者是自己选择弃车步行，正如凯鲁亚克在《达摩流浪者》里记载，同为诗人的环境学家加里·史耐德，在途中要求凯鲁亚克一同下车步行。作者在某程度表现出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逆向文化运动对东方神秘主义的崇拜，在书中更从日本传统中提出人们对山的敬畏，这与科技垄断恰好成为两种极端，反映出西方自然观的忸怩态度，不是奉若神明就是视为工具，与道家思想的从容世故恰巧成对比。

《浪游之歌：走路的历史》以身体审美的角度出发，探讨历史上各种关于步行的思想及运动，洋洋大观，书中对“独自步行”的心灵状态亦充满溢美之辞。步行，尤其是在大自然中独处的那种步行，的确是对抗科技垄断和逃逸人类政治的良方，但它有利也有弊。索尔尼对步行的赞美令人想起阿伦特在《集权主义的起源》的第十三章所讨论的人类孤独的问题，阿伦特说：现代的集权主义社会，不单摧毁公共生活，让人们孤立，更要使人陷入全然孤独的境地。索尔尼的朝圣之旅并不是一种集体孤独的行为，却有着卢梭逃避政治现实的趋向，正如在索尔尼所枚举的例子中，德国在纳粹统治前夕兴起的“漂鸟”运动，在某程度上也是一种对人类社会现况的逃逸，其运动成员身穿制服、行等级制等规则，也类似于法西斯主义。这种“步行”对于人类社会的响应，的确有“反政治”的味道，在二十世纪后期的美国，“步行”变成文人和知识分子的心灵活动，日益远离低下阶层。

相对于大自然的步行，城市漫游与游行是另一种身体经验，是连结民众与政治的重要途径。在《街道上的市民》一章里，读者可在宗教游行、示威抗议和革命者的活动中，看到步行连结政治行动及分享身体审美经验的意义。虽然城市漫游可以催生出本雅明和波德莱尔对巴黎这座十九世纪城市的全面观察，但作者没有注意到，正如阿伦特所说的，步行也有沦为“孤独”的危险。

不过书中也提及了诗人华兹华斯对贫苦者的同情和路易·阿拉贡书写农民的诗歌，足以证明“步行”也必须借助对贫苦大众的观看作为反馈，冲击思想者的意识，才能产生政治的觉悟，以免沦为内向的审美经验，作者提及到美国自六十年代以来民权份子的种种游行和学生运动，这些例子至少可以避免这种步行者的困境，让“步行”超越一般人的认识而具备了解放的意涵。虽然书中的步行始终处于身体审美经验和政治行动之间的张力中，作者却为这种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