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港书评·海外】2012年，乱局还是契机？ (2012-02-05)

【深港书评·海外】2012年，乱局还是契机？ (2012-02-05)

《混沌点：2012》　鄂文·拉胥罗 著　庄胜雄、张淑彩 译　台湾商周出版公司　2011年11月版

踏入2012年，我们都因为马雅预言而萌生了末日情意结，这固然是西方媒体甚至电影渲染的结果，亦源于我们对经济乱象和国际秩序问题产生的彷徨感。但事实上，马雅预言说的并不是末日，而是一种循环时间观，是一段时代的终结和另一段时代的开始。虽然标榜科学的人会质疑其真确性，但古代马雅人自有其历法的运算，但也因为这套预言听上去很玄奥，因此能被迅速炒作并引起广泛讨论。

其实即使没有关于2012年的预言，人类文明也会走到十字路口的关键点。不论你是否是科学家、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你都会熟悉这些人类文明的痼疾，比如赤贫、战乱、人口膨胀、气候变迁、资源匮乏、社会结构矛盾等。直至今日为止，已有不少科学家以混沌理论、系统论等科学研究来解释人类文明所面对的挑战，例如此书的作者鄂文·拉胥罗。他的研究方向受到罗马俱乐部的《成长的极限》影响，而他本人亦发起了布达佩斯俱乐部；另外，他还总结不少科学家在心灵医学、心理学和物理学等方面朝向科学整体论方面的趋势，而对书中所讨论的问题作出解答。本书早于几十年前出版，多年以后，面对金融危机的风风雨雨，作者于去年增加部份有关马雅预言等新内容再版，从它所吸引的讨论程度，人们可思考未来学在今日到底仍有多少意义。

将人类文明视为兴衰的循环周期并不是新鲜事，历史学家汤恩比、社会学家索罗金等人早已提出这种观点，而作为科学哲学家和系统理论家的拉胥罗，除接受了这种循环周期论述外，更将人类社会发展视作与自然世界共通的系统。他之所以讨论马雅预言，是因为马雅人基于天文历法所作的历史预言有一定的循环周期性质，正好类似于科学家尤其是天文学家对于周期的研究，后者对于循环周期的讨论，认为星体运动等物理因素与文明社会变动等社会问题，皆从属于同一且互相影响的整体系统。

根据拉胥罗的理论，一切系统终会因为混沌因子的累积而走向不稳定期，关键点就在踏入“决定窗口”之后将面临一个混沌点。这一建基于“混沌理论”的观点指出，整体系统面对混沌点时的回馈决定了系统走向突破演化还是走向崩溃。拉胥罗认为，如果该系统的关键人物改变意志，将社会导向适应新环境挑战的模式，那么一个变革的新世界就会出现；相反，如果他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伦理观抗拒改变，而一般机构又因为僵化而拒绝转型的话，社会秩序会变得越来越崩坏，也就是走上衰落之途。

作者以新石器时代到工业革命时代为人类历史周期，这个周期的起讫时间类似于马雅历法“长算”中的“猎豹纪”，除上述的混沌因子外（指影响经济、社会、生态无法永续维持的问题），人类文明周期还有其积极转型参数，比如将新石器推向文明起源的“神话”，将古代文明推向神权社会的“神性”和将西方从中世纪导向启蒙甚至现代世界的“理性”。作者又将现代发展分为“广泛成长”和“密集成长”，前者包括一切领土征服和获取，其目标为征服、殖民及消费；后者则为个人、社群和生态的建构，其目标则为链接、沟通和意识。对于从个人出发以及于社群的愿景，作者在第五章《新文明形象》对于2030年世界图景的构想有更深入的阐释，作者说那种生活方式有反工业化、反豪华消费的特点。拉胥罗更以个人道德行为作为出发点，推广至满足基本需要及履行追求富足与幸福的责任，这令人想起康德的“人类共同体”。

但拉胥罗的哲学观又殊异于笛卡儿以至康德的唯心哲学传统，他的“科学整体论”基本上反对笛卡儿传统下的“心物二元论”，而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为一个整体。关于“科学整体论”的讨论是全书最值得讨论的篇章，作者在《后记》指出：旧世界的传统物理学以机械论、唯物论及破碎的世界观为主导，而传统生物学则以活力论和目的论为主，但在二十世纪开始有人提出类似“科学整体论”的科学主张，例如生命科学提倡的“相干性”、现代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及测不准定理。这些科学趋势正挑战传统的科学观，作者认为这些科学变革的关键在于“意识改变状态”，而“意识改变状态”亦可对人类社会产生变革并且导向新世界的诞生。关于与“科学整体论”相涉的科学发展，作者在《后记》中引用1970年物理学家塔格与普索夫研究思想和影像之转移的实验及“遥视”实验，还有“心灵转传作用”的理论，甚至精神分析学家荣格与物理学家包立对于“原型”的“无法再现性”之合作研究，都试图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结合，甚至证实了我们身处的世界，乃荣格所认为的“一元宇宙”，一个既“精神”又“物质”的世界。

这些研究所引发的科学讨论有目共睹，然而在社会甚至政治领域中能否发挥作用？我们不能太快下定论。拉胥罗以“意识改变状态”作为个人道德行为的改变契机，从而扩展至在社群、国家甚至地域上发挥积极作用。但个人美德之总和是否等于公共美德？相信社会科学会想出与科学家截然不同的答案，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就有类似的“利益极大化”假设。但对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之手”及经济学家的“自私”假设，作者也有所回应，他指出这种基于“汰弱留强”竞争的市场假设逻辑，与把“物竞天择论”变成“社会达尔文主义”犯下一样的错误，都是把自然科学混和社会科学。根据作者的意思，这些错误都源于将科学的旧观念（如机械论、目的论等）引入人文及社会科学的理论领域。

作者认为这些旧观念的寿命比其有效期要长，换言之，它们终会像马雅庙宇或古埃及金字塔中的观念般变得无人问津。另一方面，作者亦认为现今社会的文化创意者终会把新观念和新的道德推及全世界，作者说的文化创意者似乎就是开拓新思想的科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及其他专家学者。不过，他们不是执政者、军事领袖或行政官员，他们只能以智库形式对后者施加影响。当然，新观念只能在长时间以一种被稀释的形式发挥缓慢的“药效”，就像涓涓滴流一般，对于政治、经济及社会问题，我们似乎也倾向于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话：“长期来说，我们都不免一死。”所以作者的方案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尚属未知之数。

然而作者也为国际社会带来对国家的新观念。很多年前，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瓦尔德海姆曾就“南北对话”询问作者的意见，作者就反对以“南—北”之间的已发展国家和未发展国家框架来进行对话，要求先让那些落后国家发展起来。系统理论认为系统之间可透过相互沟通链接成超系统，而系统变成当中的次系统则透过“交叉催化循环”产生或变革、或干扰着系统的运作。对拉胥罗来说，欧盟的区域整合就是这种系统模式，而在本书初次出现的时候，人们还刚刚从国家政治转为接受地域政治经济整合。

如果仅就心灵科学或现代心理学关于“意识改变状态”的论点而推断改变世界秩序，那么人类社会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本书对传统科学作出的挑战，又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科学整体论的成就，就能引发我们对现代科学的反思。

（彭砺青 图书馆职员，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