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19日 星期日

【深港书评·海外】爱情作为沟通的符码 (2012-02-19)


【深港书评·海外】爱情作为沟通的符码

2012-02-19 11:07 来源:晶报 作者:彭砺青


《爱情作为激情:论亲密性的符码化》(德)尼克拉斯·鲁曼 著 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11年11月版


社会学家不断试图解释一般认为与社会无涉的概 念,早于涂尔干写作《自杀论》,因为这位社会学奠基人一开始,就力图将“自杀”从心理、宗教或经济导因扩充至社会失序的问题。当代社会学家对于“爱情”或 “亲密关系”的处理亦表现出类似的雄心,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有鲍曼的《液态之爱》、吉登斯的《亲密关系的演变》以及鲁曼的《爱情作为激情》和《爱情:一个 练习》。其中写作喜用词典阐释、以晦涩著称的鲁曼,论述较少人问津,然而他却有着德国学者一贯的严谨论证。


不过,以“社会系统”和“沟通”将社会现象解 释得更复杂的鲁曼,却一直吸引了不少对社会学感兴趣的读者。鲁曼早年学习法律,在其著作中亦不乏关于法律的讨论(他的《社会中的法》已译成中文,2009 年由台湾五南出版),但读者更期望阅读他怎样以高度理论化的语言处理爱情这类感性和个人化的问题。作者把“爱情”定义为“激情”,正如现代的爱情观念往往 就与“个人化”相涉,而“个人化”也是以“爱情作为激情”的基础。但世上不可有绝对的自我,所有被称为“个人”的自我都是透过社会化或鲁曼所谓的“沟通” 而成为“个人”的,因此我们也能理解为何作者将爱情视为“象征性一般化沟通媒介”。


与“沟通媒介”一样,鲁曼的“符码化”也是一 个颇堪玩味的词语,这样的理论把“爱情”定义为词意在演化的词语,而作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媒介,它发挥着符码的作用。这里说的符码类似一种关系的“能 指”,而这种“能指”所指涉的对象亦会在历史过程的沟通情境中产生剧烈的变化,所以鲁曼的研究也变成了一种高度理论化的语意历史研究。当然,我们也知道, 这种“符码”层面的爱情,即便会因为历史语意的情境而改变,亦与真实的“爱情”产生歧义,而这种歧义才是本书探讨问题的趣味所在!所以对鲁曼来说,探究问 题亦最终回到个人的“行动”与“观察”之间的不一致;简单地说,即使你对身边的情事耳濡目染,你也未必会仿效身边朋友求爱或拍拖的方式。


本书由两部著作组成,《爱情:一个练习》基本上是《爱情作为激情》的补充,而《爱情作为激情》的第一至第四章属于理论建构部分,随着阅读有关恋爱自由的第五章开始,读者会在接下几章在几种爱情语意形式的展述中,理解作者为何如此掌握“爱情”的概念。


第五章《恋爱的自由》是爱情语意演化研究的开 始,作者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学开始,陈述各种苦甜交杂的爱情,并讨论“爱情”怎样将对象“理想化”。我们可从中看到,文艺复兴时的作品产生了现代人心 中的柏拉图式恋爱之原型,而这种文学所揭橥的爱情观,作者说“象征性一般化沟通媒介”展现出“极高的要求”,这就构成它与行动产生了吊诡的情状。而第六章 《激情:过度的修辞与不稳定性的经验》则从这种“吊诡化”说起,把恋爱中种种百味纷杂的经验铺陈出来,阐释了“行动”对于“吊诡化”的回馈,其中涉及了社 会道德的考虑。到了第七章《从殷勤到友谊》,作者事实上已在讨论爱情符码与社交的关系了。


其后几章都按历史时序展示出符码的变化。在第 九章,它成为爱与理性之间的对立,作者引用的文本是《爱与理性的对话》;第十章则展示爱情如何在十八世纪展现为个体性的问题,这里透过对蒙田、鲁索,以及 约翰逊主义(令人想起帕斯卡)、敬虔派等宗教传统下对诚实和不诚实、自然与文明的一系列内省。第十四章则讨论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影响下的爱情与婚姻,涉及叔 本华等人的爱情观。其实,在作者以语意阐释和文化史齐头并进的脉络下,读者彷佛见证了整个西方社会近代自我意识演化的过程,这种“个体化”的历程涉及了婚 姻、家庭关系,和个人道德的建立,它道出了社会学家喜谈的“现代性”问题的众多面向之一。


在鲁曼的著作中,个体并不是一种独立自足的主 体,而是好像“沟通”的连接端。他在第十六章更指出:爱情其实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渗透系统。然而这种爱情语意演化的研究,其实亦证实了社会学家们最想 解释的事实(即作者在第一章开始时就说明的):社会不是非个人化的,反过来说,个体只有透过沟通才成其为个体,而爱情又是种种沟通媒介中,涉及人际互渗最 亲密、最深入个人的系统,这也许就是作者将爱情视作一个与一种建基于沟通媒介、向语意开放,且可在概念史中追溯流变的行动系统,而非从属于生产关系的人际交往现象。


虽然作者在英译序中批评福柯的研究方法,但作 者的断代研究方向令人想起福柯概念史研究中的“非连续性”,也不禁令人对作者不曾提及的“前爱情”时期亲密关系感到好奇。这种语意演化研究多少有点像福柯 的系谱学研究,然而福柯的系谱学远比鲁曼的研究多姿多彩,更有批判性地直指权力在“知识/认识论”领域的运作及对人的控制,并且福柯的研究往往也涉及更多 非文学性文献考掘,而鲁曼的爱情研究文献则仅限于文学作品,如《少年维特的烦恼》等。作者在英译序中亦说,一个社会学家宁以“社会结构”取代“权力”作为 分析框架。然而,鲁曼说的“爱情”语意演化,不也是一种塑造“人的生命面貌”的“权力”运作吗?作者虽说其演化乃朝向“个体化”的过程,然,“个体化”亦 终究是一种论述机制下的空洞概念而已。


在英译序里,鲁曼也反对哈贝玛斯提出的“主体 间”交往行为,反而以福斯特的“次阶控制论”,将“个体”定义为透过“观察的观察”、“描述的描述”和“计算的计算”把握“爱情”的“自我指涉系统”,这 些抽象化的冗赘语言,却清晰地指出“爱情”不是与生俱来的本质,而是个体在不断观察他者、反观自身的往复过程中慢慢把握的。在社会学家或社会理论家之中, 恐怕没有比鲁曼更远离传统理论,以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理论重新审视“个体”的了,对于习惯了认识论或现象学语言的社会学界来说,鲁曼无疑是一朵奇葩。他 的《爱情作为激情》之所以与别不同,其原因在于它并非要讨论“爱情”的发生问题,而是向我们展现自己怎样把握这个经历数百年词意变化的词语,并将我们寻求 老掉牙智慧的过程,纳入了理论与历史梳理兼备的严谨研究中。


(彭砺青 图书馆职员,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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