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第二次“奇迹之年” (南方都市报: 2012-01-12)

没有第二次“奇迹之年”

南方都市报: 2012-01-12

类别:社会民生 版次:GB14 版名:文化年鉴

2011年刚刚离开了我们，我们都在迎接2012年的来临，可是人们不再像过去般，认为新年就意味着新的开始，我们也不愿相信好些星相学发烧友所声称的，以为世界末日将会来临，却会因为全球债务危机而忧心忡忡，在2011年离去之际，我们仍对日本地震议论纷纷。没错，我们会多读一些关于债务危机和核爆问题的书，少读一些流行小说，或者关心一下人类的命运，从自己身处的社会到世界各国。除了纪念辛亥百年外，我们还希望能避开一切自然与人为的灾难，像那位安然渡过1666年伦敦大火的英国诗人德莱顿，在诗中以“奇迹之年”（Annus Mirabilis）来述说度过凶年的幸运。

但幸运只是灾劫中的异数，因此我们仍需要历史给我们智慧，好让我们解决更多难题。在这几年间，香港社会和出版界回望过去，对昔日香港“忆苦思甜”，似乎是因为社会没比过往更安定繁荣。当然，这种“追忆”也会把“昨日的世界”过分美化，所以天窗出版社在去年7月书展期间出版的《官商同谋》译本，就为读者带来外国学者那份清醒、理性的批判精神。

此书作者顾汝德（Leo F .Goodstadt）是一位资深高官、港英政策顾问及公共行政的学者，他比许多同样探讨香港问题的学者，更深刻地挖掘殖民政府的管理逻辑。当香港人追忆过去的殖民地统治时，作者清醒地告诉香港读者，今日香港政策中有许多不合理甚至不公平的考虑，其原因就在于昔日殖民地政府对华人的猜疑和对欧洲人的保护，书中将刻画出英资商人在香港的兴衰史，也道出港英官员在华人社会中的不安感正是殖民地政策的根源。

各国自由主义者和商家皆称许香港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及法治主义精神，可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些制度背后的殖民主义管理考虑。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对历史背景的认识，我们又怎能解释“地产霸权”《官商同谋》让读者知道，香港有今日的经济成就，并非伦敦或殖民地政府的努力栽培，而只是后者的无心插柳。令人啧啧称奇的公屋制度，其实不过是姗姗来迟的福利政策环节，而港督麦理浩执政时代（上世纪70年代）曾大力推行的福利政策，不过为防止社会动乱的安全阀而已。顾汝德指出，港英政府从未认真考虑过推行真正民主制度，她的政策方针从始至终庇荫支持其统治的政治精英与特权阶级。更有趣的是，作者揭露港英政府在冷战时代具备比我们想象中更多的外交及内政权力，可独立与北京及伦敦周旋，这固然受冷战格局影响，我们可以在港英政府传统的商务外交和财政自主方面找到这种独立性格的根源，港英政府的努力也为回归后管治奠定了基础。

这种自主个性却早于战前时已出现，它根本就是殖民地官员为抗衡伦敦政府政策干预而作出的响应，一般讨论香港政治史的书籍较少着力描写殖民地官员与宗主国的微妙关系和伦敦当局非正式的权力下放，顾汝德对这方面写得比较具体。

从美债到欧债，还有中东的局势变化，都可说明“资本-国族-国家”（capitalist-nation-state）的结构性问题，这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柄谷行人用来解释全球性霸权的独创词汇，也是他在苏联瓦解后苦思“全球化现象”和“全球帝国”后的见解。2007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迈向世界共和国》，当时并未引起太多注意，近两年来，两岸对他的译介才多起来。

如果《迈向世界共和国》是他对全球政治经济的未来蓝图，那么《伦理21》就是他为21世纪写的新伦理学，这本书既触及玄奥的道德形而上学问题，又设法令一般读者能理解。《伦理21》以日本左翼学生袭击案中肇事者家长向公众道歉甚至自杀的事情为引子，让日本读者思考日本社会伦理中责任与自由的问题：由于农村模糊共同体产生的“世间”概念，令日本人混淆了“个体自由”和“集体责任”，故此作者以康德式“最高命令”作为最高自由，以替代曾被军国主义者利用的“集体责任观”。康德式的自由和责任观先“悬搁”社会或自然的因果性因素，而不像斯宾诺莎般认定人的自由受限于自然。

柄谷行人经常把日本文学纳入哲学讨论的范畴，尤其是夏目漱石，在《伦理21》里，读者可以了解一二，作者提及夏目漱石一篇反对死刑的文章，恰好提出崇高的个人道德来挑战低下的社会道德，这与康德的道德命令观多少有点相似，关键在于康德的“自律”———将每个人视作理性个体和组成未来人类共同体的一份子。基于这种哲学观，柄谷行人进而阐述他那消除“资本-国族-国家”的人类共同体，并以晚年马克思的“生产-消费协同组合论”为他的N A M（New Association Movement）理论定位。

在《柄谷行人谈政治》一书中，他批判内格里视以“诸众”作为新时代的革命主体，并嘲笑后者视美国为世界帝国的观点正中这个超级强权的下怀，书里还记录了这位学者的思想历程。

在《圣保罗：普世主义的基础》中巴迪欧，从保罗关于犹太人和希腊人得救的讨论中，看出“产生一种相似性和平等性的”共相，巴迪乌的“普世性”无疑具挑衅性，这种“普世性”指向一种消除身份认同的“真理”，巴迪乌认为保罗只有透过这种“真理”才能成为“主体”，巴迪乌没有把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身上的“普世性”视为“残存者”，因此他的保罗书信将更抽离字义的训诂而更贴近激进左翼的革命教义，一如《新约·歌罗西书》说的：“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精意。”这就是巴迪乌将保罗抽出神学语境而进行的哲学改造。

说到阅读这些书，我并非指一种单纯的意识活动，而是与阅读当下的境况结合起来，这些书并非从字里词间告诉我们意义，而是与我们的行动相契合，它要求人们关心当下的世界。它要求人们扬弃古老秩序的幻梦，并向诗人拉金在《奇迹之年》里讴歌过的“幸福社会”发炮。因为，一种全新的阅读必定让我们看破“奇迹之年”的幸运假象，而且想念诗人叶芝在《没有第二个特洛伊》里歌颂过的斗争者毛德·冈，她把最暴烈的行动“教给那些无知的小人物，让小巷冲上去同大街抗衡”，即使我们不一定都“深远、孤独而又清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