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不只是个词语！ (晶报﹕ 深港书评·海外 2011年07月10日 星期天)

贫穷，不只是个词语！

(晶报﹕ 深港书评·海外 2011年07月10日 星期天)

《贫穷与变迁：香港新移民家庭的生活故事》 　　陈国贲　主编 　　香港中华书局 　　2011年5月版

●彭砺青（图书馆职员，香港）

在香港这个保留很多传统价值的社会，“穷汉”意味着丧失你所信仰的传统价值所赋予你的生活能力，对于男性来说，这种伤害是致命的，他们所能想象的，也只有把自己的痛苦转嫁到妇女身上，这造就了很多家庭问题。

社会上有很多为人熟知的现象，认真讨论起来可大有文章，比如，贫穷是什么？这没有统一的答案，贫穷蔓生在周遭环境，它会成为你我必须面对的实质问题，是难以与人分享的生活经验，例如一间木板隔间房、一张挤迫的床等等，但贫穷不仅局限于一人生活经验，它涉及低下阶层家庭成员，他们各自的意识及其缺乏信任和愿景的沟通，更不用说它所引起的家庭悲剧了。

这种惨白的窘境可以作为阅读《贫穷与变迁》的切入点。这本书建基于几位作者访问新移民家庭的纪录，再经由社会学家整理成书，也许作者们并非要重复给予读者固定陈腐的讯息，读者也可视书中故事为一种透过新移民家庭日常生活去重新认识、经验“贫穷”的途径。

学者如许宝强等早已指出，“贫穷”并非一种物质匮乏的状态，它还包括精神环境的乏味。贫穷的生活是怎样的？最好由“家徒四壁”这句话来形容。“贫穷”所带来的精神打击可以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关系、交际能力，甚至做事情的能力。在香港这个保留很多传统价值的社会，“穷汉”意味着丧失你所信仰的传统价值所赋予你的生活能力，对于男性来说，这种伤害是致命的，他们所能想象的，也只有把自己的痛苦转嫁到妇女身上，这造就了很多家庭问题。

更重要的是，正如本书新移民家庭生活让读者看见的，所谓“贫穷”也可以决定对人的价值和身份定义。我们以为所谓丈夫、父亲总是硬汉、经济支柱、家长一类的角色，但在新移民家庭中，情况全然扭转过来。开篇文章《七本难念的经》就审视了七个家庭个案，其中许多为人丈夫、父亲者不是家庭关系的缺席者或逝亡者，就是子女眼中的“失败者”，或虐打妻儿的主角。一方面，他们因为薪酬、学历的缘故在香港找不到配偶而需往内地娶妻；另一方面，他们在剧烈的经济变迁下，不单未能找到新岗位，或至少找到原来种类的职业，甚至因为经济环境和生活上所冲突的打击而灰心丧志，变得庸碌无能，动辄拿家人来发脾气，那些从内地嫁到香港的新移民师奶，反而因为掮负起家庭的重责，而培养出处理家务和工作的能力，在陌生、险恶的环境中力争上游。

作者们告诉我们家务的重要性，虽然这种日常生活的实践看来好像是简单容易的事情，像往洗衣机、吸尘机上面按钮般直截了当，书中却形象地描绘出黄姓一家对家务的想法和打理家务的辛劳，原来贫穷还影响了我们做一件简单事情的能力。对我们来说，家务包含着电器带给我们的方便，一旦生活在贫穷家庭，事事必须动手时，家务便成为折磨人的粗活，而对家务的分工就突显这些家庭的权力关系，书中《分工合作》一文就探讨了这问题。

家务是反映性别不平等的最佳范例书中对于新移民家庭的研究在家务分工上，指出身为丈夫、父亲的男性依然坚持“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观念，不肯去做家务，家务的担子，连同工作的辛劳就落在妇女身上。书中的分析着重于个体的能动性、角色等社会学因素上，探讨社会结构性因素如何使个体在工作和家务等事务上无能为力，这反而触及了问题的核心，不单是专业读者，一般读者也可从文字中反思这种家庭状况是否可以改变。

然而这种与贫穷伴生的家庭状况并非可轻易改变，只要社会结构不变，移民身处贫穷的社会环境的话，长远来说即使穷人本身也会导致精神健康问题，《精神·家·健康》不单从个案讨论新移民家庭成员的精神健康，还指出经济困难和生活压力对家庭成员沟通所造成的恶性循环(vicious cycle)作用，关于贫穷家庭的讨论又回到一个核心问题：贫穷之所以成为“困境”是因为它永久地阻隔了人与人的沟通，不是对工作投注更多心力，就是自缚于自怨自艾或愤世疾俗的茧里。贫穷家庭里的氛围甚至影响下一代：文中引用的调查发现领取失业综援对儿童心理质素有负面影响，令他们自尊感及专注力低下、悲观、容易气馁，也萌生出社交焦虑、神经过敏或神经质等精神健康问题。

当然，书中亦指出社会支持网络对这些家庭的帮助，尤其是新移民妇女团体对新移民妇女的协助，妇女或可从同辈分享中获得力量。相对来说，一直缺席的“父亲/丈夫”的存在就往往是一种障碍，这仿佛是一个长期悬空的权力核心，也是争端的原因，书中更记述离婚对某些家庭来说反而是一种解脱。

然而书中内容倒令读者想到一个作者未曾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勇于解决问题的总是新移民妇女而不是她们的丈夫？是什么原因令这些男性自觉彻底被社会抛弃，又沉缅于自诉的情绪中无法自拔，而新移民妇女却能积极向上，什么传承了“弥足珍贵的移民精神”呢?社会学家齐美尔在《陌生人》中的论述可作参考，他说，“成为一个陌生人是一种积极的关系……”因为“陌生人天生不是‘土地的拥有者’”，所以能“较少偏见地看待各种情况……”。作者对新移民家庭的讨论偏重于父权制的影响，但更关键是，正因为新移民妇女置身“陌生人”的位置，所以更能够坦然适应生活现实。尽管如此，书中对于贫穷对新移民家庭的影响，与及经济变迁对这些家庭的破坏作用，都作出了详实的记录和分析，让我们更具体地了解香港新移民家庭的困局和香港贫穷问题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