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非洲难民营 【深港书评·海外】(2011-10-09)

穿越非洲难民营

【深港书评·海外】(2011-10-09)

《失去非洲的犀牛》　张桂越 著　台湾商周出版公司　2011年7月版

这本书并非要记述作者对国际政治的看法，难民营里的生命才是她最关心的问题。透过张桂越的笔触，我们超越了自身的小世界，观看世上受苦的人们，或者那些活在全然匮乏中的生命，那是真实的个体，并非关于国际正义的抽象理念。

这是台湾传奇记者张桂越记录非洲采访经历的新作，她的传奇特质不单反映在她的作品里，更透过她的行动表现出来。她不安于媒体的建制，虽曾供职于华视、台视，也曾为中天电视台开设伦敦分社，后来却因为不满各大媒体重视广告收入甚于新闻价值而离职，创立一人通讯社“台通社”，只身走到巴尔干半岛的马其顿。

张桂越作为独立记者在海外采访时没有任何团队支持，除了媒体报道遭遇所引起的群众网络外，基本上靠自己的勇气和策略应付难题。同为台湾独立记者，张翠容的采访文学更反映出一位不满建制的媒体人为实现新闻理想而作出的个人努力，不管她如何体现出“报道的选择自由”，抑或呈现出国际视野或多元视角，张翠容却不用面对国族身份所带来的尴尬处境。或许，香港人的“身份”就是“没有身份”，这省却了不少麻烦，不用考虑一些无法回避的政治问题。

而《失去非洲的犀牛》也牵涉到台北与非洲邦国交往的历史。当然，这种交往大多建基于一次性的金钱关系上，所以台湾记者在这些国家大多受到冷待，如此处境迫使他们去思考身份问题。对于身处非洲的张桂越来说，尤其如此，只因这片充满屠杀和政变的黑暗大陆，小说家康拉德在《黑暗之心》中把非洲心脏描写成原始的魔幻大陆，波兰记者暨作家卡普钦斯基在《太阳的阴影下》也运用文学笔触写出非洲环境，看来非洲是地球最后一块仍未被“祛魅”的土地。

张桂越的笔触倒是实在得多，她所关心的是达富尔难民营中流离失所的人、乍得的黑人，面对国际政治的考虑，作者的笔触倒落在受访朋友的生活琐事中。从另一方面细想，康拉德和卡普钦斯基这两位波兰裔作家之所以魔幻化非洲，也是因为欧洲人眼中的非洲也是一块疫疠流行的死亡之地。张桂越本着一人的勇气走访死亡的大陆，仿佛在刀锋上游走却无比轻逸。在黑色大陆的行旅中，虽然处于国际瓜葛的阴影下，作者却能藉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与之抗衡，读者或许可以将作者这种精神称为“人道主义”或者“民本关怀”，更重要的是书中人物往往是亲切的普通平民，例如乍得女孩替作者扎头发等，非洲人不再具备康拉德或者卡普钦斯基书中的“陌生者”形象。

这种亲切形象究竟意味着作者从他们的窘境中生出同病相怜之情，抑或是这些非洲人民本身的乐天性格使然，实在不易回答，或许是两者兼而有之。作者来自发达地区，而乍得人民则属于全世界最贫穷的47个国家之一，而达富尔难民则长年忍受坚戒卫(Janjaweed)部队奸淫掳掠，大家的背景有天壤之别，作者绝对有理由将本书写成控诉书。然而作者没有这样做，而是展现非洲人的美丽一面，他们的国家虽是最暴虐的政权，他们却是世上最单纯的人，面对暴力不懂得控诉，却珍惜每一段快乐的时光。

例如乍得这个最贫困的国家，打从法国殖民政府的资源掠夺和劳役中独立以来，就一直内战不辍。然而不管这个国家有多绝望，她仍将自然保育做得有声有色，竟拥有全非洲最大的国家动物公园。当地大使给她的忠告是“别往北边跑！”她后来偏偏就走到了达富尔难民聚集的乍得东北地区，作者还在旅程中途得知台北政府和乍得断交的消息。

无论写到哪里，作者都会记下对非洲各地台湾外交官的印象，还有从台湾来到非洲从事农业援助的朋友，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同胞。在沓杂的身影中，作者想起国共两党在非洲的外交争逐战，她如数家珍地诉说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往事，如奠定与非洲交往政策的杨西昆，或在万隆会议上殚精竭虑的周恩来。

然而本书并非要记述作者对国际政治的看法，难民营里的生命才是她最关心的问题。在这些来自达富尔的难民当中，有的亲人加入了游击队，也有被游击队抓作娃娃兵的儿童，而获得苏丹政府资助的坚戒卫部队也会与乍得叛军合作攻击乍得政府军。虽然童兵和内战并非达富尔地区或乍得所独有的问题，但在非洲这里，问题好像特别严重，曾有不少作家思考非洲的暴力问题，他们认为在这片寸草不生的蛮荒世界中，人们生活在精神物质俱匮乏的环境，武力掠夺成为生存之道，任何发展只属徒然的梦境。

作者从自己的信仰出发，却发出了”I really don’t know”的叹喟，认为或许只有神迹才能拯救这些受苦者。但难民的希望在哪里？上帝何时会显现？作者以妹妹在比利时念神学时教授的问题作为思考的切入点：“如果有一天上帝来了，你发现衪是一张椅子，你该怎么办？”对张桂越来说，在乍得这里没有上帝，一切都是“黑漆乌嘛”的，一片黑暗，肉眼很难看得见衪，但她在难民营的牧师身上发现了希望。这非关政治愿景，而是神学的问题，因为信仰就是在全然空乏、绝望的环境中，不为任何原因而相信衪。

透过张桂越的笔触，我们超越了自身的小世界，观看世上受苦的人们，或者那些活在全然匮乏中的生命，那是真实的个体，并非关于国际正义的抽象意念。张桂越说得没错，台湾社会很容易沉缅于小我的自足世界，漠视世界的苦难，这也是一切富裕社会的视野局限或者现代人的迷失。书中末段作者以台北木栅动物园看到的犀牛，作为书名《失去非洲的犀牛》的灵感来源。犀牛脾气暴躁，总是避开人类，用屎尿来划定自己的疆界，攻击任何陌生的气味，不单跑得快，连错失攻击对象时转身也快，这些特性还可以包括犀牛的盲目短视，都可借来讽刺人类社会，而“失去非洲的犀牛”正好寓意着台湾人对身份的思考和短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