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影响世界 (南方都市報)

《无所不在的石油经济:从加油站到油田,沿着输油管看世界》(Oil on the Brain:Adventures from the Pump to the Pipeline),(美)丽莎·玛格内莉(Lisa Margonelli)著, 缪静芬译, 先觉出版社2008年4月版, 港币133.00元。

《石油国家》(Petrostate:Putin,Power,andtheNewRussia),(美)马歇尔·I·戈德曼(MarshallI.Goldman)著, OxfordUniversityPress2008年5月版,27.95美元。


「经济篇」沿着输油管看世界

一直以来，石油都是美国政治的迷思。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美国大力开拓西部的油田，但很快，这些油田也渐渐枯竭，于是美国四处寻找可以供应石油的国家，并控制他们的政府，然而在中东地区产油国家，在七十年代开始发现，他们可以组成产油国组织并提高油价，以增加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自此以后，石油就不单是地缘政治、能源政策和国家安全的问题，也是每个美国人生活中面对的问题。当油价上涨，就有成千上万驾驶汽车的美国人怨声连天。然而即使在油价飙升的日子，许多人仍旧驾着汽车到加油站。为什么？

从本书的中文译名听来，读者或会以为书中会充满能源政策和国际经济分析，其实不然。英文原名“Oil on the Brain”原是一首流行歌曲，作者以此为题目，指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股对石油的狂热。正是因为这种对石油的狂热，令作者进行相关研究，最后写成此书，所以读者大可以纪实文学的角度来阅读。她没有诉诸枯燥乏味的数字分析和经济理论，而是带着读者从加油站开始，沿着输油管一直追溯到枯竭的美国油田，再走出美国，纵观几个向美国输出石油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态。

本书一开始即向读者展示出一个庞大加油站行业的景象。对于中港台读者来说，以美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发达国家来说，汽车市场和燃油需求量之大，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外国人只会在美国公路电影中，看到男主角的座驾在沙漠公路中心因为缺油而停下，而男主角向经过的汽车招手，但对美国人来说，却是异常的真实。由于对燃油需求庞大，所以连汽油垄断企业也无法阻止某些独立商户买下大型企业（如壳牌公司）所放弃的加油站来经营利润可观的生意，甚至有自助式加油站的出现。其实，我们所熟知的便利店，也是加油站的副产品。

在每个加油站背后，也许没几个美国人会想到，这些石油从哪里来。作者向读者展示得州曾经出现过最大的油田，它有一个骇人的名字：黑巨人，但现在油田已经枯竭，黑巨人的出现，见证了洛克菲勒等美国石油家族的兴衰史。而地底下的石油战略储备，则证实美国人对能源是多么渴求和焦虑。当得州石油被开采一空后，在冷战时代开始之际，美国政府乃考虑在此埋下极大量的战略储备，以这些战略储备之多，根本没可能用完，然而美国却仍然每年输入大量石油。

七十年代石油危机后，美国不断发掘新的石油产出国，石油公司试图在当地设厂，除了沙特阿拉伯和传统供油国委内瑞拉外，乍得和尼日利亚等国成为新产油国。作者坐着飞机，走遍这些新旧的石油产出国，还重提美国和伊朗在波斯湾的冲突。与前半部分的加油站、得州油田和石油储备相比，读到这里就好比电影进入高潮。的确，在作者生动的文笔下，读者不会像阅读经济分析般感觉枯燥，而是进入真实的世界里。相对于上部分的虚幻，对于委内瑞拉、乍得等国的描述就显得赤裸的真实，甚至真实得令人感到虚幻。

除了沙特阿拉伯，美国亦有许多所谓“石油国家”的盟友。委内瑞拉是当中最古老的，乍得是比较新的一员。美国千方百计希望维持这些政权内部政治稳定，例如对乍得提供反恐军事训练，作者却提出，石油令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状况更乏善可陈，例如乍得从第十名最贫穷国家跌至第四名。对于委内瑞拉这位传统石油大国，石油国家的楷模，作者作出详细的描述，另外对查韦斯上台后政策的改变亦多有着笔。对于委内瑞拉现况的鞭挞，例如人民盲目相信国家会像母牛一样透过石油供给人民所需，查韦斯和他的支持者相信石油国有化，能够让委内瑞拉脱离美国的掌控更独立自主，都建基于石油乃上天赐给委内瑞拉的经济命脉此一错误信念之上。

本书立意宏大，作者想透过美国人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道出石油价格与国际政治的微妙关系，而跨国石油公司所充当的角色，又往往骚扰这些石油国家产油区的人民生活。像委内瑞拉人那种相信对石油国家的信念，反过来令人民陷于赤贫，难道这不是最反讽的现实吗？最荒谬的是，上至国家，下至人民，全都一窝蜂地投入石油生产及相关行业，却忽视了其它传统产业的作用，像书中一位尼日利亚牧师说：“尼日利亚之所以贫穷，是因为除了石油，它并没有在交换任何东西。”如果作者在她那纪实的记录以外，能够更全面地剖析每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书中情景就更具体、更真实了。

迈向二十一世纪，国际社会越来越强调互相依赖，但互相依赖也令更多国家牵涉入同一问题，石油政治就是一个例子。经济繁荣是一种虚假的愿景，凭借石油生产振兴经济促进国家繁荣也是。作者让读者看到美国的石油政策是其中一项危害产油国家经济的重要因素，而对产油国家的依赖亦反过来麻醉了美国人。无论在哪里，对石油经济的过分依赖，都会令一些阶级受惠，却付出了贫者愈贫的沉重代价。

作者的最后一站是中国。对于我们来说，成为美国在石油需求方面的竞争对手，没有比这更令人忧心的事了。一方面，我国和美国都是泱泱大国，其丰富资源足以实现大规模的工业现代化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我们都被同样的问题捆绑。在十九世纪末，美国透过各种能源和天然资源实现强国经济，今天美国的经济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了，但仍是第一强国，而中国整体国力正在茁长，却必须输入石油以维持经济增长。不过作者仍然不忘指出中国近日研发替代能源汽车的动向，不过替代能源仍处于萌芽阶段，如果中国真的能够发展一种替代能源衍生的经济模式，或许能够改变美国的现况也说不定。

作者最后回到加油站这一常常被忽略却又影响深远的建筑物。很遗憾地，作者和其他专家现在还没有解决方案，加油站以及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输油管，仍然主宰着美国人甚至全人类的经济生活。除非有一种能够被广泛使用的替代能源，否则书中所描述的贫穷国家人民苦况将会持续好一段日子。


　「政治篇」俄罗斯的能源外交

2008年8月，正当北京奥运会开幕之际，在欧亚大陆西端，亦同样发生了一件大事：格鲁吉亚出兵南奥塞梯，引发格俄两国的军事冲突。战事反映了欧美各国与俄罗斯在地缘政治和能源外交方面的瓜葛，西方社会不得不重新审视与俄国的关系。在刀兵血刃的背后，是古老的伤口和新形成的肿瘤，奥塞梯与格鲁吉亚的民族冲突由来已久，而欧美各国除了面对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不满外，亦需考虑俄罗斯向其供应石油与天然气，加上反恐战争的牵制，都左右了欧洲和美国的反应。而从事俄罗斯政策研究的美国学者戈德曼，早已借着这本《石油国家》向国人显示俄罗斯的能源外交及其野心。

俄罗斯是世上第二大产油国，她的主要出口国是欧洲国家而不是美国，不过目前俄罗斯正利用船只将液化天然气源源不绝地运入美国，而且数量不断增加。戈德曼以其丰富的俄国知识，包括俄国十九世纪石油开发史、共产后时期俄罗斯政治、石油天然气企业分拆合并史及关于俄罗斯能源经济的统计数据等，展示了俄国重新崛起的事实。当然，对俄国来说，能源崛起不是新鲜事儿，早在十九世纪，俄国已经利用巴库油田，向欧洲提供石油，以赚得外贸收益并推动工业发展，在十九世纪末，俄国的石油产出量甚至曾经超越美国，苏联时代的俄国亦向西方世界提供石油。然而政治局势往往决定了俄罗斯石油供应量的多寡，戈德曼亦探讨了此一问题。他提及到里根总统时代中情局局长凯西（WilliamCasey）颠覆苏联经济的计划：要求与美国友好的主要产油国沙特阿拉伯在石油供应方面增产，证明油价波幅也能拖垮苏联经济。

我们不能将苏联解体的原因单纯地归咎于油价，入侵阿富汗的庞大开支，对苏联军事体制及经济表现影响深远，而且美国亦有资助多个天主教组织、基金会及东欧政治团体，对苏联和东欧的变天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关键是，作者看到石油是俄罗斯近年来重新崛起的重要因素，于是试图从历史及苏联解体以后十年中找出个中契机。毋庸置疑，作者凭借丰富资料，甚至与前总统普京的几度访谈，以及对俄罗斯十年间发生事件的了解，从石油企业发展角度分析俄国的崛起。苏联解体后，作为独联体主要国家的俄罗斯，承袭前苏联最多天然资源，然而市场改革亦造就了不少富可敌国的财阀，其中野心勃勃的尤科斯（Yukos）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Khodorkovsky）更一直觊觎普京的权力，另外曾任总理的切尔诺梅尔金（Chernomyrdin）和别列佐夫斯基（Berezovsky）都控制着国内重要企业。自普京上台开始，他先后与这些财阀以及受其支持的政党如久加诺夫的俄国共产党等团体角力。

这本书以石油的地缘政治分析今日俄罗斯，虽非全方位，却仍是一种新视角。然而在俄罗斯石油开采业垄断的经济背后，潜藏着军事工业混合型（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经济的因子，前苏联国家不断扩充军备及军费开支，八十年代时候的人均收入，比起欧共体最贫穷的葡萄牙还要低，然而从苏联解体直到今日，俄罗斯依然是一级大国，关键是她的军事实力。俄罗斯拥有强大军事实力，军方对政府的影响自然不可小觑，即使叶利钦总统晚年时，规定国防部长必须由文人出任，但军方依然发挥影响力，近日南奥塞梯的冲突就是一个好例子。基于篇幅所限，本书无法深入探讨俄国军方与石油开采企业的关系，而且这也是国家高度机密，一般外国学者亦难以获得，如果作者深入讨论石油天然气收入与军费开支和军事现代化的关系，相信能够得出更全面的分析。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石油公司四分五裂，分拆成西伯利亚石油（Sibneft）、俄罗斯天然气（Gazprom）、俄罗斯石油（Rosneft）等名称的企业，尤科斯不过是子公司中的子公司，却在解体后十年间迅速崛起，而且挑战普京在议会中的控制力，这当然导致普京在2003至2004年间向尤科斯高层开刀，并借着其得意门生“俄罗斯天然气”夺回对石油企业的控制权，以象征国家重新控制石油企业。经过这一关，俄罗斯政府可以直接运用从石油企业得来的收益，购置研发崭新武器以图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俄罗斯天然气总裁梅德韦杰夫出任俄国总统一事，更反映出这些能源企业与俄罗斯政府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这些经由普京一手扶植的能源企业，现在既与政府连成一体，今后俄罗斯政府的运作就必定更受制于这些商业集团，更罔顾民营及民用企业的商业利益，也加深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

普京运用的另一项武器就是西方的石油公司，他不断开拓新的远东俄罗斯（FarEastRussia）油田作为诱饵，吸引像英国石油公司（BP）和壳牌石油（Shell）这些庞大国际企业在俄罗斯投资，让其注资在库页岛石油开发这些项目上，由于俄罗斯缺乏在极度严寒地区开采石油的技术，所以需要与外资企业合作共同开发这些地区，但合作主导权及生产信息实际上操纵在俄罗斯手中，加上俄罗斯能源公司亦大幅购入上述石油公司股份，所以反过来影响这些跨国能源巨无霸，令它们不得不支持俄罗斯在石油贸易上的立场。俄罗斯能源政治对西方社会的潜在威胁，即在于此。

这当然不是普京一人的成果，而是俄罗斯一直以来的经济形态使然。在上世纪令俄罗斯经济从谷底复苏的人不是普京，而是叶利钦时代接手基里延科（Kirienko）烂摊子的普里马科夫（Primakov），作者也说，普京的理念不是他的原创，而是抄袭自别人的学术研究。至于普京时代的新俄国，那不过是旧俄与苏联时代的延续。作者的结论，是提醒美国人要警惕俄罗斯以经济控制国际社会的野心，但事实上俄罗斯并非新兴的威胁。普京的那句话“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却恰好表明了俄罗斯已经预备好重新参与这个古老的地区大竞赛，并且有能力打出能源牌和反恐牌，反制疲弱的北约和分身乏术的美国，我们应该思考冷战时代的对峙格局是否已经结束。

内地师奶去香江 (南方都市報)

《是她也是你和我:准来港女性访谈录》,曹疏影、邓小桦编,廖伟棠摄影,香港妇女基督徒协会2008年7月版,港币50元。

　　当我看见《是她也是你和我》这个名字，便觉得编者在呼吁读者同情内地来港女性，而副标题的“准来港”三个字，也揭示了这些女子的渴望、其边缘身份和困境。《是她也是你和我》是10个女性作家和文字工作者深入访谈准来港女性的真实故事。据笔者所知，在这些作者中，有的在内地成长或者写作（如邓小桦、曹疏影），有的念爱国中学成长（如梁璇筠），有的是报社记者（如黄静等），这些背景与内容未必有直接关系，但以其女性敏感的笔触，对内地妇女的情感，来诉说这些妇女的故事，相信比硬性的新闻文章更加真实而动人。

　　从社会角度看，书中显示的家庭悲剧当然令人惋惜，但其实也可以避免。读者一旦细读这些故事，便发现她们的丈夫多是教育程度低、或处于草根阶层的中年男性，他们在传统家庭长大，人到中年却仍是单身，而父母也向他们施压。他们之所以选择了内地女性，也许因为在香港找不到配偶，而在内地城市，他们可以比较容易找到对象。然而仅仅两个人的意愿不足以组织一个家庭。家庭的建立需要长久的默契、两人的经济能力，还有共同生活、以至互相了解的机会，当然还要视乎社会能否接纳这对夫妇。

　　就这些条件来看，这些丈夫并没有考虑到两个异地人结合以后的后果，他们给这些女性，也给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到香港医院生孩子就是其中一个例子。结果，香港的医务人员和市民，对她们投以歧视的目光，认为她们抢光了香港的医疗资源，这种狭隘心态是必须谴责的。对于人地生疏的准来港女性，香港人应该有一点人道关怀，但这不代表我们应该鼓励香港男士不顾后果地寻求这种两地姻亲关系，即使这种婚姻是在自由恋爱的幌子下进行的。

　　没有人会喜欢“准来港女性”这个名称，名称本无侮辱之意，但作为术语，则带有社会标签化的含义。在受访的10名妇女中，有些出身农村家庭，也有些出身小康之家，她们被当作一个受害者群体，究其原因，是她们一个“嫁鸡随鸡”的决定，以香港作为长久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作为一个社会团体，香港妇女基督徒协会本着关爱之心，帮助这些失意女性，本无可厚非。但在问题背后，却是香港异于内地其它城市的事实，港人自视与国内同胞不同，在法制乃至经济方面亦异于内地城市；而七八十年代的经济起飞，又拉开了港人和内地人的无形距离。问题的关键，也许是港人对身份认同的敏感，香港人对于看来文化水平较低或来自贫困地区的族群，一向缺乏主动接纳心态，当涉及经济利益问题时，便会排挤这些外来移民。其实世界各地都有这种现象，在香港，新来港女性就被认为是因为爱香港丈夫的钱而嫁给他们。

　　可是，她们一旦决定“落地生根”，政府便有责任解决他们的问题；香港人既然认为这些妇女与自己一样是中国同胞，彼此间就有一份同胞情谊。与《天水围12师奶》一样，《是她也是你和我》并没有关于政策的讨论，却用了女性的软性笔触，淡淡描绘出她们的生存处境。正如书名所示的，香港人和她们的处境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被孤立”或者“彷徨无助”的时刻，或者曾经历过经济的拮据，只要他决定离开自己出生的地方，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工作、生活，他就是一个“无根的人”。八十年代移民北美的港人就抱怨自己成了二等公民，也是一样的处境。

　　一道深圳河，仿佛两种生活之间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从内地来的妇女可以抱怨香港人的无情，香港市民可以指摘她们贪图富贵，互相指摘双方没完没了，问题是政府建制像一道坚固的堤坝，不会因为这群受害者而改变，政府部门有其官僚作风，乃基于行政效率而设立，其压制对象亦不限于刚刚来港习惯新生活的女性。事实上，正是香港政府的官僚理性，而不是一般市民的歧视心态，决定了限制来港女性分娩等一系列歧视政策。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下，这些女性似乎只能寄望膝下的孩子，他日能够长大成材，可惜现在母子相隔两地，而香港政府亦铁定不放松政策限制，她们能做的就是运用生活智慧维持这段婚姻背后的生活。

問道於民

書名﹕問道於民

作者﹕鄧小樺

出版﹕藍天圖書

出版日期﹕2008年7月1日

認識鄧小樺，是從詩歌朗誦會開始的。當時只知道她「寫詩」，想不到她在出版第一本個人詩集之後，參加了社會運動，而隨著雜文集《斑駁日常》而來的，正是這本涉及社會文化的訪談錄。話雖如此，書中有相當訪談都涉及文學藝術，被訪者包括作家、導演、文化評論員、建築雜誌主編、社會運動者等，還有一個作者虛擬出來的人物「飯氣公主」。

朗天在前言中說，訪問和被訪問是權力遊戲，這使我想起常常迫問被訪者的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當然，鄧小樺沒有法拉奇的尖銳，但鄧小樺所提問的問題，往往能夠切中要害，有點令人想起這位曾經訪問鄧小平和霍梅尼的「政治」女記者。

但鄧小樺不是職業記者，她的根在香港文學，對一些文學前輩的生平作品亦瞭如指掌，加上星期日明報提供的自由平台，讓她可以擬定自己感興趣的題目，在訪問作家前輩如崑南、關夢南、梁秉鈞及董啟章的時候，鄧小樺可以根據自己的章法，決定哪些是重點問題，並借機闡述自己的觀點，感覺就像庖丁解牛，完全沒有職業記者訪問時的生硬、抽離，因為鄧小樺也是文壇一份子，她瞭解訪問對象的心境，自己也有類似的經歷。

不單是一份子，而且也是圈內熟悉的年輕詩人，所以在與關夢南和梁秉鈞的訪談中，作者的文字也洋溢出一種溫暖和洽的感覺，有前輩晚輩聚首一堂，追撫昔今的味道。訪問文字漫畫家智海的時候，讀者又看到兩個同輩朋友閑話家常。這種氛圍又是否職業新聞記者能夠營造出來﹖

「不要簡單化」、「注重細節」，也許還有情感的投入，都是鄧小樺對自己的要求。在訪問三位社運女性 時，鄧小樺明顯投入了情感，尤其是對年青社運份子麥家蕾的訪問更令人想起她。如果説這種角度就是主觀，那麼也許機械式的新聞報道才是客觀，難道訪問者不能 將自己熟悉的事物或感情當作訪問對象嗎﹖況且讀者也可以明顯看出，作者本著一份熱誠去作訪問。這些訪問，或為了給詩人作家塑像，或為了向讀者呈現社會運動家和文化界人物的真正面貌，都或多或少沾上作者的個人色彩。

鄧小樺雖不是政治記者，卻也不是純粹的作家，她曾參與保衛碼頭等社會運動，亦受過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理論訓練，左翼理論家及文化研究學者齊澤克就是她的偶像。閱讀作者近期的訪問，你會發現鄧小樺探討問題時的理論層次更深刻，這與學院式的理論訓練是分不開的，也呈現作者從學院走出參與社會運動並思考社會問題的心路歷程，不單理論思考更嚴密，自己也更成熟了。和葉蔭聰的對談就是絕佳例子，作者追索受訪者的學術之路，其探討問題不單有港人身份認同等論題，也涉及香港社會運動的前景。

雖然有人說，訪問者其實是自己塑造被訪者的形象，但被訪者的回答往往反過來主導了訪問的方向。作者訪問詩人梁秉鈞、作家崑南或者梁文道的時候，雙方侃侃而談，與葉蔭聰對談的時候，作者就被葉蔭聰豐富的學術背景吸引住了。

可是文學與社會運動之間有甚麼關係呢﹖縱看本書，文學有文學的領域，社會參與又有社會參與的領域，各自聯繫較少，鄧小樺怎樣處兩者的關係呢﹖應該怎樣平衡詩歌創作和社會參與兩者，如何使二者雙得益彰﹖作者似乎無暇處理此問題。

可不要忘記《問道於民》只是鄧小樺訪談生涯的起始點，當然，只有情感和理論都不足夠，豐富的社會實踐經驗才是關鍵。但個人覺得，在《問道於民》這個平台上起飛，已經算是很紮實了。而且在缺乏深度討論的社會中，我們期待更具體、更觸及事物的討論，而不是充斥誤解、偏見和譁眾取寵式報道的媒體評論。文人和知識份子之間的訪談、對談，正因為有力度、深度和知識根柢，還有發人深省的談吐，所以比平白刻板的報章評論更引人入勝，加上熱心投入社會事務，更能展開立體視角。鄧小樺自言書名意味著「向民間問道」，豐富的訪談內容證明她實現了此一意願。

死前活一次 (Noch mal leben vor dem Tod)

書名﹕死前活一次 (Noch mal leben vor dem Tod)

作者﹕貝雅特‧拉蔻塔 (Beate Lakotta)

攝影﹕華特‧謝爾斯 (Walter Schels)

譯者﹕王威

出版﹕大塊文化

出版日期﹕2008年6月

定價﹕台幣380圓/港幣127圓

看見封面的黑白照片，你會否感受到死亡的壓力﹖

德國人真是思考死亡的民族，從詩歌、繪畫藝術到哲學和社會學，都可以發現死亡的印記。對於死亡的思考引發人的時間觀念和對存在的認識，當年凝聚 在哲人海德格心中的就是這些問題。讀這本書的時候，一直在想，是甚麼誘發拉蔻塔這位明鏡(Spiegel)周報科學編輯與資深攝影師謝爾斯探訪德國臨終關 懷醫院(Hospiz)的病人，並一路陪伴他們直到臨終一刻，甚至拍下他生前和死後的照片作讓我們對比他們的生與死﹖難道是因為德國人這種對死亡的懸念﹖

對於拉蔻塔來說，也許那是從探望患上癌症的父親所得到的經驗，引發她的死亡之思﹔對謝爾斯來說，則是目睹因戰爭而死在路邊的同胞。當然，每個人 總有面對死亡的經歷，問題是﹕這種經歷要不就是旁觀者的視角，要不就是不可言說、肉身和靈魂轉歸虛無的沉默。人們在描述、定義死亡的時候，最後仍然束手無 策，因為死亡是不可知的，就像余德慧在介紹中說的，意識只是在黑暗森林中開闢出來的小塊耕地而已。

隨著西方文明經歷現代的洗禮，歐洲走向福利社會制度，人們開始關注臨終者的感受，希望他們在往生路上不致感到被遺棄在醫院，被迫獨自承受無盡的 孤獨和痛苦。於是有了臨終關懷和疼痛控制(pallium)，其目的而如同書名所指的﹕讓臨終者在死前「再」活一次。這種理念立意良好，但每個人都必須獨 自面向死亡，面對死亡所帶來的巨大幻滅感，這不是藥物和關懷可以消弰的。

從另一角度看，臨終者負荷的其實不是死亡，而是生之重負、生之掙扎，因為生命意識的執著，生命意識目睹死亡將消除自身而感到的痛苦。生命本身已 是充滿痛苦，直面死亡的生命尤甚，而感到死亡臨在的生命則完全被這種意識所扭曲。另一方面，從書中對臨終者的描述看來，臨終者負荷不單有生命的脆弱性，也 有過往許多愉快的記憶，起碼活在自己身處的環境，就是令人捨不得丟棄的記憶，而這些快樂的記憶，也是一種重負。

作者在自序中說的﹕臨終關懷醫院是「保護最熱切希望的安全之所」，包括希望多活些時候，希望生活的品質更好，希望死亡來得乾脆而溫柔一些，或者 希望死亡不是一切的結束……這是每個人都畢生爭取的願望，我們沒有理由不對努力爭取美好臨終一刻的人表示一絲敬意。不過，當我們的物質生活豐裕的時候，也 許我們忘記了，所有這些訴求不過我們刻意遮掩死亡面貌而作的裝飾，世上還有許多無法冀望美好死亡的人，活在隨時喪失生命的恐懼中，甚至不懂得惶恐，人類對 於臨終時刻的期盼，並不是天賦的權利。

作者和攝影師遭遇過不同背景的臨終病人。面對死亡的時候，他們懷著不同的願望，如沃兒朵‧貝寧(Weltraud Bening)就希望死前到非洲旅行﹔也有人堅持自己的政治信念，如麥可‧弗格(Michael Foge)就是一個堅定的社民黨人。有人像吉妲‧斯特萊(Gerda Strech)一樣質問上帝，又有人艾莉‧根特(Elly Genthe)般眷戀過往的世界而不想死。即使對蒼白的現實提出不同的訴求，而醫院也盡量滿足他們，他們要的不過是一種臨時的裝飾而已。

海德格說人的存在是「向死之生」，沒有甚麼情景比臨終一刻更能反映此一本質。書中年紀最老邁的臨終病人艾莉‧根特，走過了八十多個年頭，仍然聽 著貝多芬的《月光》和李斯特的《愛之夢》。在臨終一刻，她緊握著攝影師的手，似乎希望在死神還未拖走她的時候將時間延長。她對謝爾斯說﹕「握住我的手，我 不想死！」一聲充滿情感的呼喊，道出人類最直接的生存體驗。生者知道，一旦跨過去那即將來臨的世界，一切將歸於空無。

這樣說，臨終也最能反映出人的生存狀態，而死亡則是全然陌生的，相比起細膩的文字，我覺得謝爾斯的照片更有一種無法言喻的魅力。據說在人死後， 毛髮會長出來，除此以外，死者臉上會展現出安詳、自足的神情，只有閉闔的眼瞼才顯示生命的消逝。相比起生前臉上流露的人性，或睿智、狐疑、惶惑、盼望，死 後的一張臉則是全然空白，那意味著死後的世界沒有政治、道德和宗教，沒有平等或不平等，沒有善惡或美醜。從安詳的神情看來，我們不禁懷疑﹕難道死後的世界 真的比我們生存的世界更詳和﹖

死亡也有它的好處，人總有一天會死，而面對死亡的日子，你會從瑣碎的事情中抽身而出，注意重要的事情。對許多人來說，既然死亡總會來臨，死亡不 一定可怕，你可以把它當作回歸大自然，沒有意識，沒有快樂和痛苦，就像人呱呱墮地以前的意識黑暗﹔它是空白，卻也是這個紛擾世界的歸宿。

後記﹕在網上看見有人連結謝爾斯為這個主題而舉辦的攝影展網頁，語言為英語，網址如下﹕

http://www.noch-mal-leben.de/indexenglisch.html

反目：百年著名文學論戰，從馬克吐溫到沃爾夫

書名﹕《反目：百年著名文學論戰，從馬克吐溫到沃爾夫》
(Literary Feuds: A Century of Celebrated Quarrels—From Mark Twain to Tom Wolfe)
作者﹕安東尼‧ 阿瑟 (Anthony Arthur)
譯者﹕陳重仁、陳佳琳
出版﹕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08年5月29日
定價﹕台幣280圓、港幣93圓

常 言道﹕「文人相輕。」似乎作家之間少不了磨擦，放眼西洋文學史，這現象亦似乎很普遍，尤其是在個人主義的美國，作家的爭端大多出於維持個人聲名或對上一輩 的反叛。本書作者就羅列出了二十世紀八次主要的美國作家論戰，涉及作家幾乎不是記者就是評論家，有些爭論還算得上言之有物，有些就純粹屬於意氣之爭，例如 卷首馬克吐溫和哈特的拆夥就只能算是兩個撰寫劇本的拍檔分道揚鑣。

作者在2006年曾寫過美國小說家厄普頓‧辛克萊的文學評傳，這本遠在2002年就出版的《反目》，似乎也反映出作者對於美國二十世紀文學巨匠的一點興趣。作者在自序中明言自己並非要像娛樂記者般爆料，但閱讀那些純描述性的文字時，又不禁以為安東尼‧亞瑟在講故事。單就這些故事，你很難找出作者有甚麼看法，所以在閱讀這部以評傳成份居多的著作前，最好先讀一讀作家的自序，瞭解作者的意思，然後將序言和本書內容互相對照，驗證一下這些論戰在多大程度上切合作者的觀點。

乍讀下去，你會以為作者是長年累月躲在文學資料館找作家生平資料的學者，雖然書中大部份作者我們都認識，而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海明威、辛克萊‧路易斯(Sinclair Lewis)、楚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德萊塞(Theodore Dreiser)，更是當代美國著名小說家，可是你只會去讀他們的小說，而很少去理會他們在甚麼場合說過甚麼話。關於這點，作者也坦言，新批評的傳統只重視作品，鮮少注重作家生平，而作家生平往往影響作品。不過，即使你認真去讀作家評傳，你也很少要留意這些雞毛蒜皮的爭拗，偏偏安東尼‧阿瑟就把這些瑣事看作瞭解作家和作品的其中一種途徑，而且還要作深入研究。

但這些故事確實能反映出作家論爭時的社會背景，讀者亦可從筆戰的內容中追溯出這些大作家的社會背景和所屬年代，基本上讀者可以在戈爾‧維達與楚門‧卡波特之間，或者納博科夫與愛德蒙‧威爾森之間的爭拗中看得出來。但令筆者印象深刻的，卻是海明威和格楚‧史坦 (Gertrude Stein)之間的結怨，他們的結怨並非只是自吹自擂的大男人與女性主義文學評論家之間的磨擦，因為海明威正代表一戰中成長的迷失一代，而老一輩的史坦又屬於寓居巴黎的知識份子圈子。

作 者引用佛洛伊德在《藝術與精神官能症》中的話，認為或許這些執拗的爭端才是作家力量的來源。但精神分析的另一種解釋似乎更適合﹕作家在有意無意中以前輩為 假想敵，在這種「伊底帕斯情意結」的驅使下弒父，以奪得文學的寶座。書中最典型的人物當屬海明威，他本身就是一個莎劇人物，自負又膽怯，將文學高度與人性 缺憾的落差表露無遺。而史坦恰好也被描述成一個養尊處優、引掖後進的老祖母，她身上流露著老一輩人的附庸風雅，也許正是標榜男子氣概的海明威所要打倒的。

書中介紹 提到，安東尼‧亞瑟畢生在閱讀及教授這些作家的作品，而在書中，他描寫這些作家的性格衝突。這是一種傳統的文學批評方法，它能否讓我們更瞭解文學作品嗎﹖ 也許有很多同行未必會同意。但我們不妨把這些論戰當成另一個文本，看看美國作家自身關心的問題，也許可以思索文學和人生的關係。

作 家被吹捧、被崇拜，但他們也是普通人，也有七情六慾，文學作品對人性的深刻描寫和鞭撻，或許能夠為他帶來成就和龐大的讀者群。那麼，評論家總是帶著道德眼 鏡去抨擊作家的原因，也許亦因為評論家也是人，要藉狠狠一擊來建立自己的地位，他們靠名作家的作品和言行來混飯吃。以美國這樣一個地方，大批作家靠寫專題 報道、專欄文章、文學及時事評論，也有許多評論家靠寫評論維生，這些論戰的性質反而令我們更瞭解美國文壇是怎樣運作的。

日本文化另一面

文：彭礪青
書名﹕情熱四國
作者﹕湯禎兆
出版﹕知出版
出版日期﹕2008年5月

　這不知是湯禎兆剖析日本流行文化的第幾本書了。繼《感官世界》、《亂步東洋》、《日劇最前線》之後，湯禎兆出了《AV現場》，訪問AV女優、男優、製片經理，並參觀整個製作過程；然後是《整形日本》，就日本種種社會現象，如M型社會、高齡社會，對照香港社會文化現象，指出日本社會文化在香港無法生根，而台灣則照單全收﹔《命名日本》解釋當代日本流行文化名詞。最近作者卻作出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寫出一本文化遊記，而且遠離日本現代文化核心的東京大阪，走入古色古香的島嶼四國，穿梭於日本文學、麵包超人漫畫、阿波舞祭之間，展示出日本文化的另一面。

　從封面上戴三角草帽的阿波舞祭少女就可以知道，這次湯禎兆真的從日本感官電影、AV電影、M型社會等日本主流社會文化，轉向探討日本地方傳統特色。作者為何對四國產生興趣呢﹖他自言這是閱讀大江健三郎的《萬延元年的足球場》的結果，大江健三郎描繪的森林和貍貓，將作者深深吸引。作者友人的妻子是四國人，她告訴作者幼年時見過四國森林的貍貓四處走動，這種情景更令人動心。還有那裡的溫泉、畫館、設計師安藤忠雄的博物館、導演伊丹十三的紀念館，這一切，都令四國煥發出獨特的風味。

　作者自言想寫一部與Lonely Planet殊異的旅遊書。持平而論，Lonely Planet刻板的內容作為參考指南也不是常常管用，但在緊急關頭時，仍然有一定的作用，而香港一般旅遊書，更是等而下之，只會介紹最潮、但也最昂貴的食買玩住去處，對於文化精髓，卻略過不提。

　《情熱四國》並不是這樣，它表面打造成旅遊書的形式，實際上是一部文化遊記，但對於食買玩住，則較少著筆。作者選擇這個地方，除了因為大江健三郎筆下的大自然風光，或者這裡是漫畫鄉的原因外，更因為四國是日本宗教氣氛最濃烈的地方，這個位處西南一隅的島嶼，亦與日本最古老的歷史有密切的關係。

　靜謐閑適的市鎮、空寂無人的海邊、險峻的山川，都是四國與本州各地不同之處。經過日本現代文化的洗禮，作者似乎想回歸古樸淳厚的日本。四國香川縣裡有日本神道教主壇的金刀比羅宮，從金毗羅信仰中想像源遠流長的日本農民及漁民生活，《AV現場》、《整形日本》和《命名日本》的讀者會發覺，作者帶著他們穿越一道時空隧道。然而在這裡，傳統習俗也和城市人的生活合流，從德島市街頭的阿波舞中，讀者又發現這些宗教傳統其實仍然鮮活地保留在日本人的生活中。這樣說，究竟《情熱四國》是一部文化遊記書，還是一種穿梭文學、宗教、藝術和社會文化的新嘗試呢？

　一般香港遊客並不知道四國有日本近代築成的鐵道，不知道四國有歷史最悠久的神道教信仰，不知道四國有日本最強悍、最購物狂、離婚率最高的女性，但四國德島的女性也是日本最漂亮的一群。他們不知道維新志士阪本龍馬其實是四國高知縣的傳奇人物，不知道當年割據四國的戰國梟雄長宗我部元親曾奮力抵抗德川家康。如果我們知道四國的天然環境、宗教傳統、歷史和風俗習慣造就了四國人剛烈的性格，也許我們也更明白日本人的精神文化。湯禎兆從四國這片狹小但有豐富人文氣息的島嶼開始，也可算是「知日」的第一站。如果你對這個日本南部島嶼有一份「情」，你不會錯過這本書。

在文學語言中呼吸/艾可在「誤讀」﹕說《艾可談文學》

書名：艾可談文學 (Sulla Letteratura)

作者：安伯托．艾可 (Umberto Eco)

譯者：翁德明

出版社：皇冠

出版日期：2008年1月24日

一直以來，我們對文學產生的力量視而不見，或者低估了文學作品對現代文明的作用。我們將語言區分為文學語言和日常用語，以為文學是較為死板的。事實上，我們一直在文學作品建構的世界裡呼吸，我們的愛情觀、價值觀，無一不源自文學作品的意念。

　　如果我們像艾可一樣，將文字視作符號，那麼， 文學作品作為文本就是一個龐大的符號系統，其無窮的意義，在閱讀中不斷被重新建構出來。同時，文學也建構我們的社會。艾可指出，中產社會說的意大利語，其 實來自一些作家「樸實而且完全可被大家接受的散文」。我們閱讀但丁神曲的《天堂篇》，或閱讀《共產黨宣言》，再以當時的普遍語境去了解，馬上就能體會這兩 個文本的語言對當時語言所造成的革新作用，並不亞於其政治主張的革命性。

　 在《艾可談文學》裡，艾可認為文學作品（或 「文字」）的價值甚至無法用理論去解釋。他說，文本理論針對的是已出現的文體現象，但文體本身往往經常革新，從但丁到喬伊斯和博爾赫斯，西方文學本身就是 一部文學革命的歷史。而根據艾可的話，文體風格又往往是一種最不可被解構的符號體系。如果我們將文學作品視作一個龐大的符號體系，當中的詞藻亦不可等同於 隱喻，因為它們往往沒有喻體，或無從尋覓。

　一個文學作品既被視為一個符號系統，那樣，它 的種種細節必有所指。艾可以他喜歡研究的中世紀符號系統及巴洛克誇飾風格為例，指出文學作品也充斥了這些奧秘的符號，它們生機蓬勃，無法套以教條式的文學 理論。如博爾赫斯的小說就是一個巨大的理念迷宮，表面上情節荒誕的虛構故事因為複雜的符號系統而引人入勝，他的《皮爾賀．梅納爾》引發傅柯的思維，最終寫 出那本名為《詞與物》的哲學鉅著。同樣，我們亦無法把符號視作單純的隱喻，硬要找出其所指的意義，艾可說，「象徵超越了隱喻的意義」。以艾略特的詩句「一 抔塵土向你展示恐懼」為例，文學批評家無從從中追溯出宇宙誕生，或存在主義的意義。

　 筆者以為，這些符號系統有些並非刻意營構，相 反，它們必須符合文學作品所描述的情景。法國浪漫主義作家聶爾瓦的《希薇》，在艾可的符號分析下，從描述主人翁步入劇院的第一句開始，聶爾瓦已經在場景和 人物特徵和情態方面營構一種氤氳的氣氛，然而整個體系因為切合情景而顯得自然上乘。筆者相信，在艾可的分析中，經典文學作品的肉體就是作品的符號系統，而 文體風格則是作品的精神。「文體風格」可以說是很抽象的東西，結構分析無法抽出普魯斯特或福樓拜小說的「風格」，然而我們知道「風格」決定了文學作品的價 值，而且上述兩人亦重視風格的作用。布封說﹕「風格就是一個人的個性。」古代羅馬修辭學家隆吉努斯寫出《論崇高》（或譯「論雄偉」），而「崇高」所指的便 是一種恢宏的風格，追溯風格是很有意思的。

　 繼《詮釋與過度詮釋》、《開放的作品》等「著 作」以後，艾可繼續審視這些文學作品的價值及對自己創作的影響。他一方面是國際知名的符號語言學家，另一方面也創作了幾部極具文學價值、但同時亦暢銷全世 界的奇幻小說，從《玫瑰的名字》、《傅柯擺》、《昨日之島》到《波多里諾》，艾可在讀者面前既博學強記，又富有想像力。與他一同陶醉於其重構出來的神秘主 義符號系統，背後有中世紀新柏圖主義思想及阿里士多德體系作基礎，還有疑幻疑真的虛構歷史事件。回顧意大利文壇上，似乎只有卡爾維諾才有這等魅力，而根據 艾可的夫子自道，只有對文學經典的「閱讀」或「誤讀」，才能引發出這股摧枯拉朽的力量。

　事實上，閱讀一個深具文學價值的文本，往往為 一般讀者帶來極大的愉悅，在羅蘭．巴特的理論中，文本的閱讀本身也是一項文本再產生的過程，其鮮活而暢快的體驗，亦無法刻意套用文學理論來解釋。艾可也認 識到這種魔力，並名之為「虛假的力量」，它每天都在「顛覆」社群奉若圭臬的價值觀。在我們的歷史角落，也暗藏著許多具備「顛覆力量」的文本，例如神秘宗教 團體「玫瑰十字會」的一份宣言，就影響了笛卡兒活躍其中的十七世紀歐陸知識界，並引發了數學思想的躍進。

来源：香港文匯報

文學這個詞，英語是litera-ture，法語也是literature，德語是Literatur，都來自義大利語的letteratura， 以一種“解構”的角度去解釋，當中的letter-已經明顯表現文學和文字（letters）的密切關係，而在艾可擅長的符號語言學看來，文字是符號，文 學作品作爲一個文本，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符號系統，當中蘊含無窮的意義，亦允許讀者不斷創造新意義。艾可開卷已經道出文學對語言的啓動及建構作用，文學讓 語言保持鮮活狀態。作者以法西斯党的語言與但丁作比較，指出法西斯黨試圖努力令義大利語言保持純正，還不如但丁在義大利文學史上的地位，而中流社會說的意 大利語，其實來自一些作家“樸實而且完全可以被大家接受的散文”。

　　艾可的研究從但丁神曲的《天堂篇》出發。《天堂篇》看 來枯燥乏味，如果讀者用心研究當時語言，便不會知道但丁寫作“天堂”時，面對的是當時重視色彩、氣味的中世紀審美語言。人們受柏拉圖主義影響，對於光明有 一種特殊的向往。中世紀也是一個缺乏知性詩歌的漫長歲月，如此再回頭看但丁神曲《天堂篇》的時候，就能體會到但丁的革命性。這位義大利文學之父畢生追求通 俗明晰的義大利語，而當時的義大利語玄奧、典雅，很少表現出政治現實，完全與《神曲》的語言格格不入。

　　在但丁之後被艾可 審視的文本是《共產黨宣言》，有趣的是，這個政治宣言竟被這位元嗜好文學的符號語言學家看上了，而且它的文體風格具備以甜言蜜語和寬慰人心的修辭來教育無産 階級起來革命的力量；馬克思宏大而艱澀的理論，變成了鼓動人心的壯語，而這種鼓動人心的修辭技巧，事實上亦是政治觀呈現具體面貌的載體。

　 　另一個例子是王爾德戲劇和小說裏透過人物說出的警語箴言。莎士比亞、王爾德和蕭伯納戲劇的警句往往被放進勵志語錄書裏，對於一心一意追求文體美的大師來 說，最大的反諷莫過於此。事實上，對於唯美時尚的王爾德來說，出自某些角色的警世之語只爲了體現王爾德“嘲諷”的文風，而且這些警句有其悖逆邏輯的獨特方 式，正好反映言說者的個性。

　　在二十世紀，有兩位小說家對文學影響深遠，他們是喬伊斯和博爾赫斯。前者的小說語言是迄今爲 止最爲複雜的，後者的複雜紛繁則表現在小說背後的概念上。喬伊斯針對沒落的愛爾蘭，聲言要創造新的完美語言，《芬尼根守靈夜》就是這種語言的終極迷宮。而 博爾赫斯所創造的迷宮，則仿佛是爲了重構某種宇宙的秩序。怪不得福柯被博爾赫斯的《皮耶賀·梅納爾》深深吸引，還以此作爲事物秩序考據（《詞與物》）的起 點。而對本書作者而言，博爾赫斯也有超凡意義，他的《虛構集》引發艾可創作《玫瑰的名字》和《傅柯擺》，艾可坦言無法擺脫這種“影響的焦慮”。

　 　艾可接著談論最關鍵的問題：文本結構與文體風格之爭。在俄國形式主義者、布拉格語言學派、比利時修辭學家、法國結構主義者和德國風格批評家登場後，文學 批評似乎有淪爲文本分析之虞，我們忘記了風格才是文學最不可分解的精華，對於風格，古代羅馬修辭學家西塞羅和昆體良有其深刻的研究和精彩的運用，仿佛知道 怎樣運用描寫手法、用詞遣句才能産生澎湃的效果。作爲羅馬修辭學的自然繼承人，這位義大利學者追溯到古羅馬修辭學家隆吉努斯的“崇高”（Sublime， 或稱雄偉）概念，以抗衡今日如同數理、化學的文本理論。

　　艾可說，文本理論針對一種已出現的文體現象，問題是文體本身往往 經常革新，從但丁到喬伊斯和博爾赫斯，西方文學本身就是一部文學革命的歷史，而根據艾可的話，文體風格往往是一種最不可被解構的符號體系。如果我們將文學 作品視作一個龐大的符號體系，當中的詞藻亦不可等同於隱喻，因爲它們往往沒有喻體，或無從尋覓。艾可引用義大利詩人萊奧帕爾迪的詩《致無限》，指出詩中 ermo一詞無法視作政治隱喻，而艾略特在詩中說“一抔塵土向你展示恐懼”，這象徵超越了隱喻的意義，令人聯想到“失敗”，不過人們不會聯想到海德格爾的 《存在與時間》。簡單地說，詞藻和風格已經逸出了隱喻等文本分析的基本因素，任何結構分析都不免失敗。另外，文體風格亦體現於音樂性，讀者也許對《芬尼根 守靈夜》感到一頭霧水，但讀起來琅琅上口，這時候，讀者早已把理論抛諸腦後，陶醉在小說的世界裏了。

　　事實上，閱讀一個深 具文學價值的文本，往往爲一般讀者帶來極大的愉悅，在羅蘭·巴特的理論中，文本的閱讀本身也是一項文本再産生的過程，其鮮活而暢快的體驗，亦無法刻意套用 文學理論來解釋。艾可也認識到這種魔力，並稱之爲“虛假的力量”，以對立于阿奎那的“真理的力量”。它亦可引發出作者的“誤讀”，正如《皮耶賀·梅納爾》刺激了《玫瑰的名字》和《傅柯擺》的創作，在《誤讀》中，艾可也運用戲謔的方式，重構了納博科夫的“Lolita”故事，由文本再生産變成了生産另一個文 本。當作者重讀文學經典、並審視自己創作的時候，作者也在重新閱讀自己的“閱讀—創作”過程，艾可追憶中世紀及巴洛克的符號系統，由司湯達到普魯斯特的文 體風格，還有喬伊斯和博爾赫斯的小說迷宮，從閱讀、再閱讀、産生靈感、發揮想象、建構小說的符號系統，到小說成爲暢銷書，都是一整個令人難忘的經歷。

(南方都市報2008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