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独裁政权的崩解 (时代周刊﹕ 17-11-2011)

一个独裁政权的崩解

(时代周刊﹕ 17-11-2011)

书名﹕《皇帝﹕一个独裁政权的倾覆》

“Cesarz (The Emperor: Downfall of an Autocrat)”

作者﹕雷沙德‧卡普钦斯基 (Ryszard Kapuściński)

出版﹕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年5月

定价﹕22.00元

一九五零年，东欧各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那时候本书作者卡普钦斯基未届弱冠之年，他在华沙大学念历史系。一次，老师向他和同学们介绍希罗多德的《历史》，对于经历了二战硝烟的卡普钦斯基来说，这部经典所带来的冲击却延续一生。但在多年以后，当读者念到暮年的作者从回忆录《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中提起这段往事时，才开始构想作者怎样阅读希罗多德，还有他年少时想到捷克斯洛伐克却被派往第三世界的往事，如何塑造这位集记者与作家于一身的波兰知识分子。

如果没有读过《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几乎看不出卡普钦斯基与这位古典作家有甚么联系，但如果刻意拿两人的生平和写作来比较，又隐约觉察出两者的相似性﹕两人都来自东西方之间的弱小国家，其主权都受两大东方霸权(波斯、苏联)支配。希罗多德以其细腻笔触描绘出波斯君主制度的面貌，卡普钦斯基也以《帝国》一书写出了苏联的高压政治现实﹔尽管深受希腊文化影响，希罗多德仍对非希腊世界充满兴趣，一如来自欧洲的卡普钦斯基毕生专注于描绘和书写非欧洲世界的政治。

卡普钦斯基在冷战时代记述这些专制政权的崩溃，令人想起希罗多德时代希腊与波斯的对抗。另一方面，非洲尽管经历了「去殖民运动」，但也出现不少专制统治、战争、内战和屠杀，其元首类似古希腊的僭主。在非洲列国中，埃塞俄比亚是现存最古老的帝国，它曾被回教邻邦蹂躝，在近代又被意大利入侵，长期处于封闭、分裂的局面，既造就了国内阿姆哈拉人(Amhara)的猜疑性格，也导致靠兵变夺国的海尔‧塞拉西实施恐怖统治。

在《皇帝》一书，卡普钦斯基以埃塞俄比亚末代皇帝海尔‧塞拉西晚年统治为背景，其中作者花了大量篇幅访问为皇帝工作的人，但其文学笔触却令人猜度当中有多少是作者创作。皇帝向来在国际社会广受尊崇，在他死后，崇拜者视他为弥赛亚般的圣人，然而卡普钦斯基在《皇帝》一书中却着力刻划出皇帝的腐败、猜疑和慵懒，作者故意保留那些侍从为皇帝申辩的语气，在书中多处赞颂皇帝并批判起义者，但读者不难嗅出里面的讥讽和微辞，还有对贵族腐化生活和宫廷勾心斗角的刻划，令人联想到东罗马史学家普罗柯比(Procopius)的《秘史》，但卡普钦斯基的志愿并非为撰写稗史轶事，他有自己的政治视角。

任何专制政权都必需向臣民展示合法性源头，否则便笈笈可危。海尔‧塞拉西统治的合法性不单源自所罗门王后裔及东正教信仰下的国家神话，也源自他的社会改革者和二战时反法西斯战士的形象。可是仅有合法性源头是不够的，他也需要一群忠心、可信并且能干的行政官僚。然而纵观全书，海尔‧塞拉西恰好缺乏这些人才，书中绘影绘声地展示宫中达官贵人面对皇帝时如何阿谀谄媚，俯首帖耳，除此以外一窍不通。

作者在《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中引用希罗多德讲述米利都僭主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us)教导科林斯僭主佩里安得(Periander)如何统治的故事，前者在自己的禾田中剪除较长的穗子，示意必须杀死一切崭露头角的公民。海尔‧塞拉西亦一样，他猜疑一切有才能和抱负的大臣，不能容忍一切改革或政绩的想法，在这种制度下，真正能够被视为「忠臣」而又能平步青云的人，就是那些唯唯诺诺、庸碌无能、精于揣摩上意而又深藏不露的拍马屁者。他宠信贪污特别严重的官员，如未被贬谪时的瓦尔德‧吉尤尔吉斯(Wald Giyorgis)。他无情地清洗战时的民族英雄，亦大力打击那些留洋回国的改革派官员，曾有一位名为杰尔麦玛(Germame)的地方官员，因为在省份实施土地及教育改革，招致地方守旧派在皇帝面前打小报告而被贬谪。

皇帝曾经是改革派的领袖，在位晚年却对改革抱持矛盾态度，一方面摆出继续改革的姿态，但又不愿触及贵族甚至自身利益，这固然和他登位前与守旧派的冲突有关，但也可以说是专制权力的堕落。政治斗争的经验使他深谙帝王之术，使他在新贵的明争暗斗中保持超然崇高地位。他依靠权术来统治国家，各级官员只能依靠皇上模棱两可的言辞揣度他的意旨，而皇帝本人亦依赖庞大的特务集团来统治文武百官，书中的马康南(Endelkachew Makonnen)便是其中一位特务头子，而他从不贪污是因为过于专注情报工作而无暇受贿，故此获得猜疑廉洁官员的皇帝信任。他聚敛财富，拥有多间公司、庞大车队和私人土地，却自视为改革者、虔诚信徒和精神领袖。

也许读者会问﹕古往今来，有哪位专制君主不是这样﹖这根本就是中国末代帝王的翻版，可是当时埃塞俄比亚并非封闭的古代帝国，海尔‧塞拉西的社会改革废除了奉行千年的奴隶制，实行军队现代化，将埃塞俄比亚带入现代世界。然而埃塞俄比亚没有公民社会，皇帝也没有建立现代化的公务员制度。埃塞俄比亚就像其他非洲国家一样，在殖民和去殖民的过程中经历了现代化冲击，而这个古老帝国比其他国家更暮气沉沉。《皇帝》与作者记述伊朗末王巴列维后期统治的著作很相似，两位「万王之王」都身处存在危急关头，最终没有选择改革而是选择了专制，结果被政变推翻，作者似乎在寻找古老帝制无法响应现代国际局势和国内动荡的原因。

《皇帝》一书分为三部份，第一部份名叫〈君主〉，开始时作者交代写作缘起﹕他在埃塞俄比亚政变后怎样重遇一位旧相识的新闻部官员，并希望后者协助他安排采访曾为皇帝工作的人，这些人的证言从皇帝的私人生活开始，例如皇帝怎样按时间表进行各种公务(如九至十点钟是「分配工作钟头」)，以及皇宫内的派系斗争等。

第二部份名为〈走吧！走吧！〉，主要描述1960年一场由皇室禁卫军官门格斯图‧纽威(Mengistu Neway)和杰尔麦玛等人发动的流产政变，参与政变者在皇帝出访巴西之际，胁迫皇太子沃森(Asfaw Wossen)登基，并强行推动社会改革。这次政变虽被镇压，却暴露了这个政权无法进行改革的弱点，它只有靠不断镇压社会骚动来维持自身存在。

第三部份名为〈崩溃瓦解〉，里面讨论七十年代初国内饥荒和政治运动，以及由一群下级军官密谋策动的政变，这次政变借助甚嚣尘上的学生游行和罢工运动而展开，由于其匿名性质而成功推翻帝制。作者引用了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的话，反映出封建贵族在革命前夕怎样错判形势和庸碌无能，埃塞俄比亚贵族也一样，他们分为三派﹕温和派冀望和政变军官谈判，反对改革者主张皇帝厉惩不贷，飘浮派主张听任事情发展，结果一个接一个地被投入监狱，只剩下皇帝一人。这种慢慢剪除羽翼的做法十分成功，并在贵族里造成极大的恐惧，这些平日专注于奉承和斗争的贵族一旦面对如此逆境便一筹莫展。

皇帝本人也一样，他一直以为自己可以稳定局势，在政变最后阶段他也以为可以劝说政变的军官，还奢望把美金收藏在圣经里。海尔‧塞拉西可以说是被专制统治的权力和制度害死的，从二战英雄到独裁帝王，皇帝无法走向人民。在他统治的后期，人民行乞捱饿，可是皇帝照样生活奢华。这位独夫并不耳聪目明，他的统治与孤独为伍，最终亦孤独死去，身边的贵族不过依靠老树来生存的叶子，最终只剩下他这棵老树。

卡普钦斯基的作品揉合了文学书写、历史视野、新闻触觉和政治思考，要仔细分类实在不容易，正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以今日角度来看亦同样夹杂了人类学、政治学和神话学的向度，而《皇帝》也超越了一般新闻的「真实」，而达在真实和讽寓之间取得平衡。这则真实寓言传达了《理想国》中讨论过的问题﹕僭主制是最差的政体，因为统治者以恐惧统治臣民，让恐惧既弥漫在宫内及民间，也让恐惧主宰了统治者的心思，因为这种恐惧，君主不单把生命耗费于铺张和自我宣传，还令他实施自我毁灭的措施，这也是任何专制政体本身埋下的自我毁灭种籽。

“被媒体”的存在状态 (南方阅读 视野: 2011-11-20)

“被媒体”的存在状态

(南方阅读 视野: 2011-11-20)

《媒体上身：媒体如何改变你的世界与生活方式》，(美)詹戈帝塔著，席玉苹译，猫头鹰出版社2011年7月版，117.00港元。

彭砺青

□图书馆职员，香港

媒 体理论成为20世纪一种批判性的文化理论，它的论述有着浓厚的人文主义传统，理论始创人麦克卢汉就是一位英语文学教授，虽然他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并 说“媒介即信息”，但他始终以自古至今的语文系统作为媒体论述的要点，更不要说尼尔·波兹曼对数字化甚至一切现代科技所持的坚拒态度了。这本《媒体上身》 的作者詹戈帝塔(Thomas de Zengotita)也一样，而他的关注点既非媒介变迁，亦非说话及书写技术的消逝，而是人类存在状态的突变。书名 《媒体上身》(M ediated)其实应该译为“被媒体”，这样更能精确道出我们被“媒体化”或被媒体决定的存在状态。

书 名显示出作者对海德格尔哲学的关怀，他有人类学博士学位，却开设了“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媒体理论史”等课程，可见詹戈帝塔的旨趣不囿于人类学、哲 学及媒体理论本身，而《媒体上身》对媒体的论述亦同样充满哲学思考及人类学视角，熟读麦克卢汉与波兹曼的读者尤其会发现此书的焦点在于人的存在而非媒体。 然而詹戈帝塔的人类学背景，令这本书处处闪现绘影绘声的文笔，并摒弃了学院式的理性语言。整本书的语调很口语化，像跟作者的美国读者对话而非学院式的报告 或独白语言，书中很多例子能切合美国社会关注的现今话题。

本 书以作者一段经历为楔子。那是肯尼迪总统遇刺那天，作者与其他舞台演员一起在演艺学校里排练。当副校长向他们宣布了总统遇刺的消息，演员们的反应不是握拳 愤怒就是哭泣。作者想从这一例子，将他的体悟告诉我们：原来人们在公共场合中的行为和反应，都仿佛是排练出来的结果，这有点接近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 我表演》中提出的思考。然而这种表演的对象是谁？詹戈帝塔指出，对象是在现今社会无远弗届的“媒体”，这个“媒体”不仅是我们的受众，它简直就是现代人的 “世界”，网络时代的微博和小区网络，更突显出现代人不过是通过连接一个硕大无朋的媒体来与对方沟通的“终端”。

“被 媒体”应该是崇尚技术的现代社会通病，它不单影响了我们的沟通、文化及娱乐活动，甚至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形式，改变了我们自身的存在，改造我们的形态和自我 定义，詹戈帝塔明显借鉴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及《技术问题》等著作对人类存在的定义和对现代性的反思，也深受维特根斯坦的世界观影响。作者指出，当我 们迷失在一片漆黑的森林里，我们便会感受到何谓“必然”和“偶然”，也能感受到最实在的世界。媒体世界是虚幻的，却为你提供数不尽的选择，让你以为自己的 是最自由的，却忘记了自然的“必然”和“偶然”。在此，媒体的意义已扩张为一切将人与实物隔开的工具或中介物，而非单纯的“沟通中介”。

“被 媒体”对儿童的影响，可以从各种各类的儿童读物到电视播放的儿童节目中得窥一二。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指摘现代媒体令童真消逝，将儿童带入成人世界， 詹戈帝塔却指出儿童本是未成熟的阶段，但各种儿童读物和儿童节目却将儿童变成被媒体注视的对象，将儿童变成一个独立的身份。由此可见波兹曼的出发点仍以人 文传统为主，他将儿童看成应受保护的未成年人，詹戈帝塔却把媒体中揭橥的儿童意识视作现代性的洪水猛兽，或引致表演欲高涨和自我中心的“媒体上身”状态的 肇始。

这种观点或许更能解释为何越来越多年轻人甚至儿童喜欢社交网络和微博，因为只有在那个虚拟世界才能被注 视，生活才能更波澜起 伏，虽然作者没有明显针对网络世界，却道出了网络世界的问题症结之一，并指向了诸如“你是谁？”的人类本体论问题。后面的几章，包括第三章《英雄末路》、 第四章《定位政治》和第五章《忙、忙、忙》，分别探讨校园青春期的性别身份焦虑、政治人物在媒体中的公开表演，还有现代人在工作和家庭的繁忙生活中如何关 注身边的人和事这些篇章关注现代人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处境。

第六章《大自然的命运》讨论现代人透过媒体以猎奇者角度接触虚拟大自然的方式，对比身处大自然里孤立无援的人类处境。这一章所针对的，不单是现代人观看大自然的方式，还包括现代人在旅程中探视世界时的位置。

虽 然作者涉及了本体论或宇宙论问题，但《媒体上身》并不是一本哲学著作，作者的非理论语言令读者不易抓住书中的要点。詹戈帝塔到底以一种人类学的视角来观察 及讨论问题，或许更多时候还以漫游式思路阐述自己的想法。尽管难以在学科上归类，《媒体上身》却仍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见解。其中最关键的问题，也许是 “中介”对于人类经验的扭转作用，“中介”作为技术的核心，像一层保护膜般将人类感官经验与真实世界分隔开来，虽然我们对虚假的经验习以为常，但真实的世 界总会入侵我们的世界，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重大问题。

两岸三地的网络化社运 (文匯﹕ 2011-11-14)

两岸三地的网络化社运

(文匯﹕ 2011-11-14)

书名：《草根起义──从虚拟到真实》

主编：叶荫聪

出版：上书局

出版日期：2011年7月

定价：港币79元

一百多年前，社会学家齐美尔将康德的话改成这样的问题：「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指出人们的意识不知不觉地塑造了社会。然而时至今日，当我们问「社会运动是如何可能的？」的时候，我们也会对这个词汇感到困惑，我们没有察觉到「社会」原来是由我们的意识影响的，也不晓得「社会运动」其实并不陌生，它就是我们各自意识汇流成共同的自发性行动。在网络化的今天，社会运动背后的个人意识很可能在网络讯息中表现出来，它很可能是对某些政策及新闻事件的不满，而这种不满很快会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变成街头的直接行动。

今日，网络媒体渐渐影响两岸三地的社会运动。这些地区发展出各自的网络文化和社区，这亦关涉到各地政体、网络政策、社会文化及关注事件，这些因素塑造了「社运」的不同面貌，《草根起义》正探讨内地、港台澳门甚至马来西亚的社会运动与媒体的关系。其中网络媒体为何能脱颖而出，正好体现出各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而网络社群正好突破了重重阻碍。然而，网络引发的社会运动也有其缺憾，这些被网络引发的「社运」往往突如其来，有燎原之势，也比过去的社会运动更分散、更难以组织，也更具自发性。

社会运动通常针对某些议题而出现，它往往会演变成抗议统治权威的抗争，甚至发挥挑战及推翻专制政权的积极作用。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看出其中的政治意涵，对于今日受全球化影响的社运，蒂利认为科技发展可以扩大社会运动参与的地理范围，降低参与者的沟通成本，这种趋势亦使社运变得越来越难以定义及难于捉摸，尤其在那些专制社会，统治阶级更难预测民意。

然而新时代的社运总是要挑战既有秩序，尤其是不满于主流媒体依从当权者的立场，网络就为他们提供了现成的场所。在香港，网络让这些不满主流声音的独立媒体和民间记者团体展示被故意忽略的真相，社交网络亦在「八十后运动」中发挥更积极作用。内地的网络社群则更切实地发挥「媒体」的「监察」作用，高度个人化的论坛和微博对孤立的社会欺压事件发出更燎原性的集体回应，每位有手机的老百姓都可以成为社会问题的揭发者。澳门的独立媒体在网络上以讽刺、搞笑的方式揭示被禁止报道的真相，但澳门网络抗议的形式却是自发而分散的，由具改革意识的市民而非高度组织化的另类团体组成。

《草根起义》以不同作者的文章，讨论内地、港澳台马等地区的网络社运，编者叶荫聪没比较各地社运的差异，读者却可从中看出各地的文化、社会自由度、政府干预方式和媒体自我监管程度怎样影响网络讨论并生成社会运动。在香港，我们可以看到更完整的社会运动议题，还有更具规模的另类媒体，而且延续着九十年代民主运动及关于身份认同的政治抗争传统。而在内地，网络引发的社会运动往往更像植根于众多匿名者的集体行动，他们更难于在网络上具体地讨论一些社会议题，导致这些社会运动更草根、更不专业、更脆弱、更短暂及依赖网络。

在更自由的社会，网络社运受关注程度可能更低。在政治保守的全球华人社会中，台湾可算是最自由、最开放的地区，而且有着多元化议题的社运传统，但网络社运却局限于以大学生为主的参与，并与充满血汗的街头抗争抽离。台湾主流媒体与政党已倾向集团式操作，而议会外的政治参与都被这种集团操作窒息了。台湾网络也缺乏非政治讨论，相关讨论都偏向民粹化，难以深化问题视角。这种特质恰好表现出台湾民间社会与西方社会的重大差异，台湾没有组织化的民间行动团体，也缺乏内地的网络大规模动员的驱动力，今日台湾社会似乎习惯于主流媒体操作及蓝绿集团的选举游戏，忘记了威权时代的社会抗争。

编者叶荫聪在序言〈改造社会常态的力量〉里作出的分析很值得读者深思，他将从西欧到共产世界中发生的社会运动看作「对安稳秩序的挑战」，它引发更多对日常生活「常态」的反思和翻转，亦牵引出更多「广泛、政治性质各异、未可知的群众能量及主体」。对于「现存秩序」的依赖和妥协恰好是华人甚至东亚社会的习惯模式，网络恰好向个体提供以匿名身份发表意见的平台，安全地挑战人们习以为常的制度和生活。但当这种不满唤发起社会运动时，这些个体即以「群众」隐藏了个人的身份，虽然编者视「社会运动」为超越议会民主形式的民主斗争，社会学家蒂利却反对将「社运」等同「民主化」，《草根起义》就让读者思考华人世界的「社运」与「民主」有多大关系，为两岸三地的社运寻找定义。　■文：彭砺青

咖啡之涩，世界之苦 (晶报﹕ 2011-11-13)

咖啡之涩，世界之苦

(晶报﹕ 2011-11-13)

"当我们拿起一杯拿铁或卡布其诺，我们对于不同咖啡的来源地，还有艰辛的劳动过程，会知道多少？本书作者迪恩·赛康是倡议“咖啡公平贸易”的人权律师并开设了一所良心企业，他不仅仅着眼于价格，还走进村落，为种植咖啡的村民添置咖啡制造机器并改善水系统。这本书就讲述了作者个中的经历。"

●彭砺青（图书馆职员，香港）

在我们日常饮食中，咖啡可谓一种不可思议的饮品，它的来源地是埃塞俄比亚，由也门商人带到波斯和土耳其，再透过土耳其人带到维也纳和欧洲各国，有人把它的种子带到好些赤道国家里种植。它曾被宗教团体视为引人堕落的饮品，如今它又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手。当我们拿起一杯拿铁或卡布其诺，辨别各种咖啡的口感和味道时，我们对于不同咖啡的来源地，还有艰辛的劳动过程，会知道多少？

经常有论者批判全球化带来贫富悬殊的状况，要看全球化的真正影响，也许我们应该探讨一些有利可图的原材料生产路线。继钻石、石油等能源及贵重物质，咖啡亦是被称作“黑色黄金”的原材料，然而从出产到加工及外销的贸易路线来看，出产地农民受剥削的情况也特别严重。这些农民所受到的剥削，并非来自个别商贩或集团的牟利行为，而是来自整个价格机制及生产过程的运作 ﹕ 作为期货的咖啡，往往受大幅波动的价格影响，而农民一旦种植了咖啡豆，便受到这种贸易的劳役，以致没有可能兼顾原来的农业耕作。这是全球化最致命的影响，你只能听任价格决定你的生活模式及水平。

正因如此，本书作者迪恩·赛康成为倡议“咖啡公平贸易”的人权律师并开设了一所良心企业，他希望以国际标准公平价格，让全世界的咖啡农能够从中获得平等对待。他也了解到，不能单着眼于价格的游戏，只有改善咖啡农的生产器材，才能让贸易变得更公平，因此他也走到这些村落，为村民添置咖啡制造机器并改善水系统。《来自咖啡产地的急件》就是作者对于个中经历的自述。

然而这并非容易的任务，单就价格而言，世界各地的咖啡价格会因地理、经济等因素而有所不同，而且某种“划一价格”对于每个地区的咖啡农来说是否“公平”，大家似乎都有不同的回答。许多跨国集团如星巴克等，都声称自己以公平价格与咖啡农作交易，然而哪种价格才是公平的，这似乎是跨国集团的秘密。跨国贸易之所以是剥削性的，在于价格的秘密永远掌握于这些为数不多的跨国集团脑中。在国际层面来看，这些村民势孤力弱，他们面对的是有制度和法律保护自身的国家主权和跨国集团，而后两者似乎视咖啡贸易为两者之间的角力，在这场角力之中，咖啡农只是棋子而已。

或许对我们来说，咖啡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通不过的饮料，然而对于埃塞俄比亚奥罗莫地区的咖啡农来说，咖啡就等于一件圣物，制作咖啡是一种仪式。书中也说，埃塞俄比亚人与也门人各自声称咖啡就是自己发现的，令读者明白到这种商品已经成为民族神话的一部份。这更明显不过的告诉我们，咖啡贸易的生产者把咖啡奉为维持生计的宝物，而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却不过视为普通的饮料，这听起来已经很不公平。

自从全球化和国际体系出现，贸易已不限于交易和生产，更涉及主权、农民生存、生态及地缘政治问题。有时候，农民生活的地理环境和作业模式，也转过来影响了咖啡生产，例如：即使把咖啡豆泡在水里比干晒更有效率，但在埃塞俄比亚的干旱省份，人们仍不得不运用干晒法。另一个问题是国际组织与原住民团体的理念冲突，咖啡农建立的农业合作社，被国际经济组织指责为贪污腐败，但国际经济组织所主张由个体农民与咖啡商进行贸易，个体在跨国集团面前将更孤立无依。本书作者在肯尼亚就曾与一位代表国际货币基金前来的朋友争论，对方批评农业合作社的贪污垄断。这也是实话，在肯尼亚一章的末段，作者也指出：有些农村合作社索性脱离了肯尼亚耕作者合作社联盟，直接与国际市场上的买家联络。

如果说肯尼亚的例子，显示出农民对任何官方机构的不信任，以及官方合作社的腐败的话，那么尼加拉瓜和印尼苏门答腊的例子，更涉及了政府与原住民及当地族群的冲突。尼加拉瓜山区就像其他中美洲国家原住民聚居地一样，遭受右翼政府军队的有计划屠杀，而苏门答腊阿齐省山区则陷于分离主义组织与政府的内战之中。这些例子显示出“咖啡公平贸易”所涉及的问题不单涉及咖啡价格、农民日常收入与生产成本等经济因素，更关乎原住民问题及族际冲突等政治因素。另一个咖啡出产国秘鲁的情况也和尼加拉瓜差不多：“光明之路”游击队经常在秘鲁山区袭击政府巡逻队，双方屠杀山区村民，除此以外还有剧烈的洪水和地震，以及各种各样的天然灾害。

要不是作者的经历，读者亦未必会想到，每杯咖啡背后都有各种各样的辛酸和苦难。究竟每一滴咖啡背后需要多少血汗来换取？这难以回答。但如果咖啡农真如作者所说，必须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那为什么他们得不到应有的报酬？作者在前言中提及自己为咖啡机构举办协助咖啡商的活动，如为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妇女设立微额贷款银行，为苏门答腊构想水利计划等；但他也怀疑，如果咖啡商以实质价格购买咖啡豆子，那么咖啡农就不用仰赖咖啡公司的“善行”。

例如星巴克就运用广告技巧美化一杯咖啡，向顾客说：当你喝一杯星巴克咖啡时，你不单在买一杯咖啡，也在买“环境保育”、“公平贸易”、“改善危地马拉小区”等慈善工作。思想家齐泽克引用王尔德《社会主义下的人类灵魂》里的卷首语，对这种意识型态大加抨击，“同情痛苦比同情思想容易多了”。我们一边设法消弭资本主义的遗害，另一边却继续消费世界的苦难。当我们能够体会书中所述的生活困境，也许我们会和作者一样，明白当今国际组织所标榜的“公平贸易”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也不会轻松地喝下一杯咖啡，而会追问这杯咖啡的来历。

“癫青”或不被看见的一群 (南都﹕ 2011-11-13)

“癫青”或不被看见的一群

(南都﹕ 2011-11-13)

《你睇我唔到》，陈强著，香港日阅堂2011年7月版，港币68元。

彭砺青(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自由撰稿人，香港

“你睇我唔到”(意即“你看不到我”)是一句简单的粤语，不过在特定政治语境中，可以理解为弱势社群识的申诉。但在香港的个人化社会中，所谓“弱势社群”其实也没有多大意义，更准确的描述是这些个体无法被社会归类，他们是棱角太多的剩余者，于是主流社会便试图以各种名称给他们加标签。比如，每个人总有一些不可告人甚至变态的癖好，但他们不单有，而且不觉得有何不妥并公开宣示。曾为电台D J的陈强在这本书中访问的，就是些不为社会接受或有心理障碍的边缘青年，即书中所谓“癫青”。

“你睇我唔到”原为香港商业电台总监林若宁建议陈强主持的电台节目，目的是“每晚采访一个被社会标签的所谓怪人”，用陈强的话，就是要他以“underdog”(英语，竞争失败者)的身份，访问社会上的“under-dog”，这是因为陈强此前主持的节目“正义不正确”中的“用歪理讲真理”曾引起听众的议论，很多人认为这位被视为“不良青年”的愤世者，就像那些行事不为主流社会价值所接纳的“癫青”。对于陈强来说，这个节目是一项挑战，也是一次机遇：作者在书中自言从这些“癫青”身上学到不少东西。

“癫青”的“癫”来源于他们的行为不为社会所接纳，例如有人因为性瘾而当“援交少女”，但也许有人会说，所谓主流社会和小众“癫青”，不过是多数和少数的问题，所谓的“正常者”和“非正常者”可能就是由一种具话语权的规范来决定的，这道线是否牢固不变，或是否合乎人类本性，尚有待争论。在这本根据节目而写成的访谈录中，陈强并非要质疑这种规范的正当性，而是质疑单从社会规范去划定正常的界线会否抹去这些个体的独特性，例如进行“援交”的“癫青”小时候曾被强奸过，作者就认为强奸者小时候也有可能被强奸过。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论调会令人以个人成长史取代普遍价值，以“相对主义”模糊社会道德，那就是个人和社会孰轻孰重的问题了。

没错，“癫青”有时也被形容为“自我中心”，但无论身边的人怎样说你“装酷、臭寸(即嚣张)、孤癖、有病”，对当事人来说，“自我中心”其实是与生俱来的。在这本颇多谈论心理学的访谈录中，陈强也指出心理学界一直讨论性格或心理障碍的根源，其论点不外乎nature(先天)或nurture(后天)而已。也许对性格或心理障碍者来说，“先天”与否并不是太大的问题，但对社会来说，如果能证实是“后天”的话，那就更可以通过辅导来灌输正确价值观。

我们在书中也找到一些先天的例子，有先天生理缺撼，如皮肤癌“癫青”威廉，但外表能见的天生特殊者并不多见，多数都是疑似“先天”的内在缺撼，当事人无法向旁人倾诉这种心理缺撼带来的痛苦，直至自己某一天突然发现天生的癖好最终给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莫大的伤害，像患上性瘾的“援交”少女阿Fi察觉自己希望在街上被强暴的想法很恐怖，或者像“遗传”了父亲赌瘾的阿志发现平时骂他上瘾的妈妈不再骂他，甚至像天生过度活跃的V ivian跟那与吸毒者为伍的男友吵架愤而跳楼以致下半身伤残。不过，作者叙述的故事，大多是后天的例子，这也意味着只要他们决心转换环境，也可以脱离沉缅其中的生活。

他们被社会蔑视或遗弃，究其原因，却可能是因为他们在社交中表现得与主流价值格格不入，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想法就一定幼稚，恰恰相反，某些“癫青”往往比许多营营役役的普通人看得更通透，姑且不论那是否一种“为世不容”的智慧。自称“丧青”的Vivian不解为何世人干坏事总是要跟着别人(比如跟别人一起吸毒)，自小活在皮肤癌阴影下的威廉早已看破并脱离教育制度，从别人搞的车网中copy文字居然可以在汽车杂志中担任记者。

作者根据节目对谈内容写成不同的个人故事，附以作者的问答题以及主人公对节目内容的反应。作为电台主持，作者总不忘向这些看透世情的“癫青”(或向读者)灌输正面信息，仿佛画蛇添足，然而我们的人生不也经常处于个人决定和社会价值的冲突中吗？单靠这些谆谆规劝并不能改变这种人生，只有到我们彻底厌弃自己并作出重大决定的一刻，改变才开始，然而这并不代表社会价值或身边的劝诫没有用处。

即使他们需要改变，我们也不应小觑他们在“疯癫”或“自我中心”的世界里对自己和周边世界做出的诠释。如果我们用怜悯目光看待他们，也许，应该被怜悯的是我们自己。例如精神分裂的小鹭，如果从现实世界来说，她是个小时候在学校被欺凌的女生，从精神病学来说，她的思绪混乱，她有反社会倾向，很想杀人。可是她实质上没有把反社会的意念付诸行动，这又可否成为我们歧视她的尺度呢？而且她的杀人意念也许只是小时候被老伯骗上楼进行性侵犯的结果，对当事人来说，这些经验是难以超越的，也是最压抑、最原初的记忆，旁人难以解开，只能由自己去处理它。

青年人常常不认同周围世界的价值观，而“癫青”比其他人更有一份勇气，在跌跌碰碰的现实中，实践着自己的理想，也与那带上标记的自我作斗争。他们的故事总令人想读下去，我们抚心自问，或许他们的“疯癫”念头，也曾在自己心头闪过。

用艺术活化古老城镇 (晶报﹕ 2011-10-30)

用艺术活化古老城镇 (晶报﹕ 2011-10-30)

《向往之城：慢食者与艺术家的１６座城市再生运动》 　　池农深 著 　　台湾麦浩斯公司 　　2011年9月版

●彭砺青（图书馆职员，香港）

--《向往之城》提供了许多“再生”城镇的例子，它们并非空中楼阁，也不是官方保护区或纯然的艺术品，它们能实现艺术与生活的互动，又为艺术家在市场竞争中提供生存的最佳形态。

这是一本展示“城市再生运动”面貌的书，这场运动盛行于美国一些历史城镇。正当今日中国城市面貌大变样，面临“发展”与“保育”的抉择，还要承受大型建筑物所产生的疏离感，“城市再生”就成为饶有意义的方案。它的意义在于，城市活化的主人翁并非政府或房地产商，而是一群艺术家。《向往之城》作者池农深曾走访过美国和欧洲不少艺术家聚落，感受个中的艺术气质，这种气质不是单凭几幢巨大无朋的后现代建筑就可以树立起来，因为一座城市的气质需要由居住者的集体活动去“活”出来。

《向往之城》的作者透过本书与读者漫步于新英格兰和加州的古老城镇，在这些城镇中，艺术家的创意和城镇承传的古老风物不单没有互相冲突，更能相辅相成因而相得益彰。那么作者为何要选择美国而不是欧洲的古老小镇，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作者说，那是因为欧洲的社会主义民主传统，一切古迹、历史聚落往往由国家部门悉心修缮、保育，而美国因为着重自由、个人的政治传统，却促使政府在保育方面屈居次要角色，而重任就落在民间团体甚至艺术家身上。另外，美国社会着重商业发展，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不易在房价昂贵的地方找到工作间，只好寻找这些古老城镇作为他们的聚落。

世上哪里都有村庄，这些村庄既有与一般村庄的共通点，又有各自的特色，既然有艺术家来点缀环境，当然生色不少。然而我们也须知道，书中讲述的村庄，有许多曾因为工业化和人口结构变化而凋零，在艺术家抵达之前，绝大部份村庄的生命力已慢慢衰竭。这群艺术家不单在于注入新鲜的艺术创作，也在于激活已死的古老传统，他们也将自己的社群理念实践到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及群体成员间的交往上。

书中的佛蒙特艺术中心最接近此一理想，它是新英格兰最大的艺术家村落，座落于佛蒙特州一个没落衰退的小镇。其创始人约翰是一名建筑师，在作者笔下，他锐意在这小镇上建立一个志同道合的社群。值得思考的是，约翰怎样处理与地方政府和与居民的关系：由于占地甚广，即使作为非牟利团体，他也得纳税，另一方面，他也禁止来此的艺术家大声播音乐或进行喧闹的宴会，以维持与居民的关系；艺术中心也建立了不互相竞争、不批判别人、没有阶级观念、包容他人观念的文化，并有良好的财政基础。

书中好些村庄具备浓厚的历史传统，宾夕法尼亚州的伊斯顿镇便是典型的例子。这个三万人口的小镇，曾是印第安人的渔猎天堂，也是欧洲旅人的歇脚处，也是开国元勋把酒论国是、唱读《独立宣言》之地，如此人文氛围吸引了不少艺术家。而在这样的村镇，传统的承传显得最重要。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伊斯顿人以集体参与活动来体现出美国独立的历史记忆，藉重演独立情景为下一代进行深富人文气息的教育，历史记忆不是铭刻在纪念碑上冷冰冰的文字，而是反映在每个活生生的人身上。

佛蒙特州自独立战争以来即表现出这种独立特行的精神，像柏林顿镇曾是绿山儿聚集、反抗纽约兼并的大本营，而柏林顿的邻居小镇萧本那则是个人口不到一千的村庄。然而即使在这些古老、人口稀少的村庄，艺术家聚落仍能与地方特色共生并存，相得益彰。那么，究竟是新英格兰小镇的古老乡土和独立精神吸引了艺术家，还是艺术家最终在这里找到发展的缝隙，令小镇重新焕发活力？或者两者有何共通之处，让双方能够水乳交融？在拓荒者和艺术家身上，必定有一些共通的基因，让拓荒者后代和艺术家群落保持良好的共生关系。在世界各地人们总能找到艺术家团体与古老村镇共生的例子，然而像这些城镇般能让艺术家团体和城镇作大规模互动的，并不多见，其原因也许就是美国的自由和独立精神。

费城市郊的德国村，证明了这种“城市再生”并非谧静乡镇的专利，德国村原来是充斥着毒贩、流浪汉和街童的地方，然而当台湾艺术家叶蕾蕾来到这里，这里“被耕耘成有剧场、雕塑的社区”，令很多社工、教育家、城市规划者注视这里。这对艺术家来说并不容易，因为她不单要建立一个艺术聚落，更要改造一个社区，把原来习惯了罪恶和毒品的不良青年组织成一个透过艺术得以“自我实现”的社群。

作者并没解释为何艺术家与这些社区能融合起来，然而我们仍能在雅各布斯那本著名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找到一点答案，雅各布斯在第18章说过，在城市布局和城市生活方面，我们需要艺术来“理解生活，看到生活的意义，阐释每个城市居民的生活本身和其周围生活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雅各布斯还认为城市设计者并非要突显艺术，而是“既尊重和突出艺术，又尊重和突出生活”。公共艺术和城市建筑若不能令人们在生活上有所裨益，它们不过是城镇身上累赘的增生物，艺术不应是“被消费”的消极审美对象，它应该让居民参与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艺术工作者经常要考虑租金，在本书作者看来，某些城镇区域之所以能成为艺术家聚落，其一因素即为租金低廉。这当然离不开资本家的资助，作者在后面讨论泽西市烟草工厂里的艺术共同体时，资金赞助的作用就更重要了，这里的烟草工厂也像美国许多旧式工厂一样，面临“缙绅化”的命运，美国虽讲求独立自由，但到底商业发展的自由仍占首位，市长虽然支持艺术家将烟草工厂充作艺术家的建议，但只能寻找商业团体赞助，这项建议经历多年争议后才能落实。从另一角度来看，美国政府虽不如德国政府般主动扶持艺术事业，但这种旷日持久的争议模式以一个最能兼顾双方利益的发展蓝图为目的。

《向往之城》提供了许多“再生”城镇的例子，它们并非空中楼阁，也不是官方保护区或纯然的艺术品，它们能实现艺术与生活的互动，又为艺术家在剧烈市场竞争中提供生存的最佳形态。书中的艺术家也不是生活在象牙塔中的人，他们的工作也让身边的居民有所得益。我们应该思考这种现象是怎样可能的，并且为何艺术能够让生活在现代化和商业竞争中保存传统记忆和公民参与，这都是书中揭示的有趣问题。

http://jb.sznews.com/html/2011-10/30/content_1802515.htm

穿越非洲难民营 【深港书评·海外】(2011-10-09)

穿越非洲难民营

【深港书评·海外】(2011-10-09)

《失去非洲的犀牛》　张桂越 著　台湾商周出版公司　2011年7月版

这本书并非要记述作者对国际政治的看法，难民营里的生命才是她最关心的问题。透过张桂越的笔触，我们超越了自身的小世界，观看世上受苦的人们，或者那些活在全然匮乏中的生命，那是真实的个体，并非关于国际正义的抽象理念。

这是台湾传奇记者张桂越记录非洲采访经历的新作，她的传奇特质不单反映在她的作品里，更透过她的行动表现出来。她不安于媒体的建制，虽曾供职于华视、台视，也曾为中天电视台开设伦敦分社，后来却因为不满各大媒体重视广告收入甚于新闻价值而离职，创立一人通讯社“台通社”，只身走到巴尔干半岛的马其顿。

张桂越作为独立记者在海外采访时没有任何团队支持，除了媒体报道遭遇所引起的群众网络外，基本上靠自己的勇气和策略应付难题。同为台湾独立记者，张翠容的采访文学更反映出一位不满建制的媒体人为实现新闻理想而作出的个人努力，不管她如何体现出“报道的选择自由”，抑或呈现出国际视野或多元视角，张翠容却不用面对国族身份所带来的尴尬处境。或许，香港人的“身份”就是“没有身份”，这省却了不少麻烦，不用考虑一些无法回避的政治问题。

而《失去非洲的犀牛》也牵涉到台北与非洲邦国交往的历史。当然，这种交往大多建基于一次性的金钱关系上，所以台湾记者在这些国家大多受到冷待，如此处境迫使他们去思考身份问题。对于身处非洲的张桂越来说，尤其如此，只因这片充满屠杀和政变的黑暗大陆，小说家康拉德在《黑暗之心》中把非洲心脏描写成原始的魔幻大陆，波兰记者暨作家卡普钦斯基在《太阳的阴影下》也运用文学笔触写出非洲环境，看来非洲是地球最后一块仍未被“祛魅”的土地。

张桂越的笔触倒是实在得多，她所关心的是达富尔难民营中流离失所的人、乍得的黑人，面对国际政治的考虑，作者的笔触倒落在受访朋友的生活琐事中。从另一方面细想，康拉德和卡普钦斯基这两位波兰裔作家之所以魔幻化非洲，也是因为欧洲人眼中的非洲也是一块疫疠流行的死亡之地。张桂越本着一人的勇气走访死亡的大陆，仿佛在刀锋上游走却无比轻逸。在黑色大陆的行旅中，虽然处于国际瓜葛的阴影下，作者却能藉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与之抗衡，读者或许可以将作者这种精神称为“人道主义”或者“民本关怀”，更重要的是书中人物往往是亲切的普通平民，例如乍得女孩替作者扎头发等，非洲人不再具备康拉德或者卡普钦斯基书中的“陌生者”形象。

这种亲切形象究竟意味着作者从他们的窘境中生出同病相怜之情，抑或是这些非洲人民本身的乐天性格使然，实在不易回答，或许是两者兼而有之。作者来自发达地区，而乍得人民则属于全世界最贫穷的47个国家之一，而达富尔难民则长年忍受坚戒卫(Janjaweed)部队奸淫掳掠，大家的背景有天壤之别，作者绝对有理由将本书写成控诉书。然而作者没有这样做，而是展现非洲人的美丽一面，他们的国家虽是最暴虐的政权，他们却是世上最单纯的人，面对暴力不懂得控诉，却珍惜每一段快乐的时光。

例如乍得这个最贫困的国家，打从法国殖民政府的资源掠夺和劳役中独立以来，就一直内战不辍。然而不管这个国家有多绝望，她仍将自然保育做得有声有色，竟拥有全非洲最大的国家动物公园。当地大使给她的忠告是“别往北边跑！”她后来偏偏就走到了达富尔难民聚集的乍得东北地区，作者还在旅程中途得知台北政府和乍得断交的消息。

无论写到哪里，作者都会记下对非洲各地台湾外交官的印象，还有从台湾来到非洲从事农业援助的朋友，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同胞。在沓杂的身影中，作者想起国共两党在非洲的外交争逐战，她如数家珍地诉说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往事，如奠定与非洲交往政策的杨西昆，或在万隆会议上殚精竭虑的周恩来。

然而本书并非要记述作者对国际政治的看法，难民营里的生命才是她最关心的问题。在这些来自达富尔的难民当中，有的亲人加入了游击队，也有被游击队抓作娃娃兵的儿童，而获得苏丹政府资助的坚戒卫部队也会与乍得叛军合作攻击乍得政府军。虽然童兵和内战并非达富尔地区或乍得所独有的问题，但在非洲这里，问题好像特别严重，曾有不少作家思考非洲的暴力问题，他们认为在这片寸草不生的蛮荒世界中，人们生活在精神物质俱匮乏的环境，武力掠夺成为生存之道，任何发展只属徒然的梦境。

作者从自己的信仰出发，却发出了”I really don’t know”的叹喟，认为或许只有神迹才能拯救这些受苦者。但难民的希望在哪里？上帝何时会显现？作者以妹妹在比利时念神学时教授的问题作为思考的切入点：“如果有一天上帝来了，你发现衪是一张椅子，你该怎么办？”对张桂越来说，在乍得这里没有上帝，一切都是“黑漆乌嘛”的，一片黑暗，肉眼很难看得见衪，但她在难民营的牧师身上发现了希望。这非关政治愿景，而是神学的问题，因为信仰就是在全然空乏、绝望的环境中，不为任何原因而相信衪。

透过张桂越的笔触，我们超越了自身的小世界，观看世上受苦的人们，或者那些活在全然匮乏中的生命，那是真实的个体，并非关于国际正义的抽象意念。张桂越说得没错，台湾社会很容易沉缅于小我的自足世界，漠视世界的苦难，这也是一切富裕社会的视野局限或者现代人的迷失。书中末段作者以台北木栅动物园看到的犀牛，作为书名《失去非洲的犀牛》的灵感来源。犀牛脾气暴躁，总是避开人类，用屎尿来划定自己的疆界，攻击任何陌生的气味，不单跑得快，连错失攻击对象时转身也快，这些特性还可以包括犀牛的盲目短视，都可借来讽刺人类社会，而“失去非洲的犀牛”正好寓意着台湾人对身份的思考和短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