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強加的「現代性」 (左岸文化網﹕ 2011年6月12日，原載相同日期﹕ 南方阅读 视野)

被強加的「現代性」

(左岸文化網﹕ 2011年6月12日，原載相同日期﹕ 南方阅读 视野)

书名﹕帝国边缘——台湾现代性的考察

作者﹕ 蔡明璋/ 王振寰/ 蔡瑞明/ 林端/ 林津如/ 李丁赞/ 李玉瑛/ 廖咸浩/ 吕建德/ 林崇熙

编者﹕黄金麟/ 汪宏伦/ 黄崇宪

出版社﹕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年12月

定价﹕港币183圆

虽然有论者认为我们身处后现代世界，讨论「现代性」(modernity)仍似乎是社会学人的急务，远至社会学大师齐美尔，近如鲍曼(Zygmunt Bauman)等人都在讨论现代性问题。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现代性」涉及对官僚体制、市民社会、家庭关系、经济模式、法律框架、教育制度甚至媒体操作等方面的讨论。本书就是台湾社会学人对这问题的本土探源，他们尝试在理论方面填补过去的空白。

然而就亚洲社会来说，「现代性」不是自发接受，而是西方殖民世界强行植入的，故此，台湾并没有经历泰勒(Charles Taylor)所说的「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y)过程而产生官僚体制、市民社会等「现代性」的「财产」，而是被日本殖民政府强加于身上，在这时候，大量属于西方的「现代性」制度，包括现代法律等，都被「横向移植」并强行实施在中国传统社会及社会团体之上，「现代性」戴着官方的外来者面具，进入了台湾。

然而这种外来的现代性与前现代的本土特性并非永远对立。以法律为例，由原住民及汉人移民法律习俗组成的民间法，与外来统治者的官方法律一直处于微妙的关系，在前现代的明清两代，官法民法一直保持和谐关系。但有趣的是，尽管经历了日治与国民党高压统治时期，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处于既合作又各行其是的关系。

由于殖民化与现代化几乎同时发生，没可能不用后殖民世界的地缘政治视角来探讨台湾的「现代性」问题，虽然殖民制度的作用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性媒介，但在台湾历史上，是殖民统治让「现代性」在台湾生根。当然，这样也会令人对「现代性」产生负面印象，以为「现代性」都是社会不公义或社会冲突的罪魁祸首，其实在更多的时候，由于「现代性」对于普世人权的承诺，反而更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本书作者并没有忽略这一点，书中对于各方面的讨论尝试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梳理出台湾社会发展脉络，叙述与评论互相配合，亦充份条陈现代制度实施(如教育及法律制度)的利弊。

当然，种种措施背后的目的都只是为了「皇民化」台湾，但日本政府既视台湾为日本的殖民地省份，亦希望透过这些政策实施一种「现代化」的启蒙教育。例如在日治时期，殖民政府废除一切妻妾制度并禁止缠足习俗，而日治时期的现代化趋势亦萌生了自由恋爱观，挑战了传统的父系家庭权威。在教育方面，书中论者认为，教育政策越具压迫性，日本殖民地当局越以西方「理性」教育消除中国传统的因素，并设置越多的障碍防止本土精英与日本人平起平坐，并像英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知识阶层争取更多政治权利，反而激发更多渴望接受思想启蒙的本土知识分子，国民党政府迁台初期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教育下茁长的台湾地方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官方意识型态的冲突，这种以压迫而非解放为要旨的现代化教育对台湾人产生了吊诡的效果。

一如晩清其它边陲地区，台湾是一个种族成份复杂的省份，原住民可按汉化程度分为生番和熟番等名称，而垦荒的汉人也可按移居年份划分。对于这种社会构成状态，传统说法是「一盘散沙」，但一盘散沙往往不是散沙，而是过度复杂分化但仍具模糊意识的共同体，而殖民者植入的现代性要素把这些各具特色的群体统一成为殖民政府想要的现代国民。二战日本战败后，日治殖民政府所遗留的基础行政权力及户籍与地籍制度，又恰好被财经官僚体系完善的国民党政府完整地继承下来，加上美国的经援，遂使台湾社会得以继续现代化进程，从现代化脉络来说，国民党统治并没有蕲断殖民统治带来的现代化进程。

本书作者多循传统社会学路向讨论台湾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虽名为「帝国边缘」，但内容并未如标题般充满「后殖民」意涵。事实上书中较少展现台湾在不同时期与周边地区的(包括经贸及政治上的)互动，惟一例外的是第三章〈台湾与世界﹕「接」与「结」的历史〉，作者以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台湾地区在明郑地区政权、满清世界帝国、日本殖民及国民党行政体制下，被统治当局以不同手段将其与世界体系接轨，明清时期以松散的剩余征收维持低度开发，而日本与国民党统治则是在资本累积下进行高度发展，以这段台湾以不同经济生产及行政管理模式进入世界体系的历史，探讨今日台湾在全球化扮演的角色。

「现代性」的延展带来了「后现代」的问题，后者本来指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于文学、艺术及建筑的新风格，后来渐渐扩展到一切范畴的讨论，作为被动角色的台湾，亦一如许多西方国家，立即对这个词语作庸俗空泛的引用。事实上，「后现代」是一个难以捉摸的问题，不过它万变不离其宗，仍属于「现代性」中具备批判性的部份。李奥塔将后现代定义为对现代的宏大叙事及后设叙事的质疑，汪宏伦的文章〈台湾的「后现代状况」〉就试图讨论「台湾是否已进入后现代状况﹖」这一问题，而他的其中一个结论，就是台湾的「后现代」是历史的，但这一结论却恰好将台湾的后现代问题与其它历史讨论并列，既未突显出后现代的划时代文化意义。其实，在亚洲许多经历殖民时期的国家或地区，「现代性」仍处于一种争取主导权的状态，而不像西方国家般已经完全过渡了工业化及现代化阶段，「后现代」作为问题仍必须跟随「现代性」来讨论，这或许也是书中其它作者仍然重视「现代性」问题的原因了。

将实验科学的精神加诸伦敦 《时代周报》： 2011年06月09日

将实验科学的精神加诸伦敦

《时代周报》： 2011年06月09日

《伦敦的崛起》的主题是发生在1666年的那场伦敦大火，其肇事原因是国王的厨师法里诺(Thomas Farynor)的房子不慎失火，背后却牵涉了当时英国保皇派与共和派的内战、克伦威尔将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后实行的僭政，以及国教派与非正统国教派斗争的背景，这些背景让我们了解到这场火灾怎样发挥“创造性破坏”的作用，把当时在宗教争端之中沉寂的哲学家带到历史舞台，继而借由其手把落后、挤迫的伦敦规划成国际贸易大都会。

本书作者贺利思正希望重新诠释这次火灾对重建伦敦的意义，然而本书与其说是英国首都的发展史，毋宁是几位重要人物在乱世中成长的心路历程，他们分别为重建伦敦的建筑师雷恩(Christopher Wren)、博物学家胡克(Robert Hooke)、哲学家与日记作者艾弗林(John Evelyn)，以及经验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作为一本通俗历史读物，贺利思将当时英国的治乱政局、内战后伦敦的城市规划、上述人物的成长及其与查理二世的关系，甚至他们的建筑计划所引入的欧陆风格扣连起来，这些因素决定了日后伦敦的崛起，而作者用说故事的方式道出其来龙去脉而令全书妙趣盎然。

对欧洲来说，英国是仅关注自身海外事业的孤岛，在17世纪，当巴洛克风格盛行于整个欧洲，其流风影响不少城市和首都的建筑物和宫殿设计时，英国的首都却依然是充满窄狭街道和贫民窟的中古城市。这不单是建筑文化的问题，更关乎当时英国对宗教、知识及政治层面事物的认知问题，贺利思在书中讲述复辟君主查理二世在欧洲接触到不少新事物，他锐意透过身边的哲学家引入新鲜的概念。作者在书中力图表现出内战及宗教斗争对英国人在精神层面上的影响，及查理二世欲在满目疮痍的国度上引入宽容气氛的决心，还有上述几位人物的帮助。

作者还让我们认识到伦敦城市现代化计划的独特性，它的城市化计划与本雅明笔下19世纪之都巴黎有着根本的差别，中译本的副题《知识分子打造的城市》更能说明这一点。这是一群哲学家透过国王查理二世的授权将实验科学的精神加诸伦敦的实验，而巴黎则充分表现出资本主义发展与奥斯曼(Haussman)的规划之关系，重建伦敦的计划的意义在于政治方面，而巴黎现代化则属于都市经济和行政管理层面，伦敦更标榜着查理二世与哲学家在科学追求上的心灵契合。这些哲学家与查理二世还有一个共通点，他们在伦敦瘟疫期间都在欧洲流亡或游历，异地的见闻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他们把欧陆的事物，如科学实验、演绎及归纳的哲学逻辑，甚至政治自由主义，都带到英国。

这些政治同盟能够解释了内战后英国国内的科学思想发展，如果单从科学史进行探讨，我们仅能讨论胡克的显微术(microscopia)对观察微生物的影响，或胡克与牛顿毕生在学院上的对抗，如果我们从中忽略了查理二世、詹姆士二世等君主的宗教政策，那么我们便无法深入当时英国甚至欧洲的学术论争的政治背景，也无法理解这些论争在当时的意义，贺利思没有忽略这些问题。另一方面，这也表现出整个英国社会在战乱过后热切期待思想的革新，而书中无处不显示出这些社会氛围。这些社会氛围与王权的伸展铭刻在当时伦敦重建的建筑物身上，而英国圣保罗大教堂正是一个典型例子，它的建筑特点标志着欧洲风格的移殖，如罗马式圆顶就刻意模仿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

时至今日，人们或许会问英国自由主义及宗教宽容的源头，但如果忽略了伦敦大火及对其后英国君主及哲学家的影响的话，就无法掌握尔后几百年间英国政治发展的脉络，《伦敦的崛起》就用最生动的方式，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无论我们思考约翰·洛克的自由主义思想，抑或是胡克与牛顿的科学实验，本书都提供了最栩栩如生的时代背景。

书名﹕伦敦的崛起 (London Rising)

作者﹕贺利思 (Leo Hollis)

出版﹕猫头鹰书房

出版日期﹕2011年3月

定价﹕港币140圆

讓氣候暖化問題回歸政治 (信報 副刊﹕ 2011-6-11)

讓氣候暖化問題回歸政治

(信報 副刊﹕ 2011-6-11)

書名：氣候變遷政治學

作者：安東尼．紀登斯

出版：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11年5月

定價：港幣100圓

面對全球暖化、氣候突變等環境問題，雖然國際社會設法協商解決辦法，但各國因自身利益而產生分歧，最終無法就這些共同問題達成共識，如有關減免碳排放量的京都議定書和哥本哈根會議，根本沒有制訂出具有約束力的國際規則，連比較像樣的協議也沒有。這不禁使人憂心﹕究竟怎樣才能擺脫分歧，在防止氣候暖化的問題上達成共識﹖

紀登斯這本書就告訴我們，方法是有的，但不是像綠色政黨般尋求政治以外的行為，我們也不要自咎，覺得氣候暖化總是人類濫用自然的後果，或者用末世論調恫嚇自己。紀登斯發現，對氣候變遷的各類意見，往往很少循科學方法分析，也很少著眼於它在社會問題中的位置。另一方面，科學家習慣對氣候問題發出種種預警，卻有如法律學者桑斯坦(Cass Sunstein)所反對的「預防原則」，為「干預」(intervention)製造了正當理由，一如美國藉類似藉口入侵伊拉克。

故此，作為社會學家、「第三條道路」的倡議者，紀登斯告誡讀者﹕對氣候暖化宜採取「超越左與右」的超黨派立場去處理，而且運用我們擁有的國際制度，用儘量不影響市場運作的方式去解決。氣候暖化對不同政黨來說是一項挑戰，紀登斯勸告各政黨放下選票的考量，將氣候問題放進政策考慮的最前沿，呼籲各國政府以低碳問題以首要考慮。

也許有人會問，既要不妨礙市場運作，又要把關注低碳問題視為政黨首要職責，兩者會否有衝突呢﹖關鍵是怎樣運用市場的方法去解決碳排放的問題，根據紀登斯的意見，我們應該碳排放權納入市場之內，透過非政府組織的監察，政府將碳排放的行為納入稅網。

紀登斯沒有小覻或否定國家、政黨、社會及市場所發揮的積極作用。相反，倡議綠色政治及參與式民主(deliberate democracy)的學者，如德萊澤克(John Dryzek)等，往往主張在現成機制以外實施民主，以跨國公民身份對抗全球化的「國家—市場」機制，這反映出他們將氣候及環境問題視為政治及經濟領域以外的自然問題。不過，實現減碳或綠化的主人翁仍是處身於政治及經濟制度下的我們，紀登斯提醒我們，如果制度健全的話，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在經濟層面上，作者並不反對海耶克的理念，認為只有市場才能調節一切價格和分配的問題，紀登斯甚至認為應該效法美國在處理二氧化硫問題時採取排放權市場制度，實行碳市場的機制，而各國政府亦應根據各自的不同稅制調整向不同階層徵收的碳稅率等等。在政治層面上，他則倡議一種「適應政治學」(politics of adaptation)，就是透過國際政治的協議機制解決問題﹔另外，發達國家應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幫助，如富國補助窮國在減少碳排放量的收支問題。

哥本哈根的會議反映出各國協商的難度。的確，減碳問題要求各國嚴守紀律，但各國也有自身利益，如美國的小布希政府因為商界遊說團體的影響，而不肯簽署京都議定書，與此同時，更多充滿實力的發展中國家如巴西、中國等，對於歐盟的減排建議並不熱中，因為碳使用關係到兩國人民的生活，而歐洲發達地區的碳使用量很低。紀登斯並沒有譴責對減碳計劃持保留態度的中國、巴西和美國，他告訴我們，對於發展中地區強權，歐盟沒理由不考慮經濟影響就要求前者就範，而美國的態度也反映了她的產業結構。沒錯，我們要防止暖化，但也要保證能溫飽。

然而這並不表示氣候暖化是不可解決的問題，沒錯，它的困難在於人們克服自身制度的缺撼，但大凡社會進步往往也需要長期的政策實驗。既然，我們沒有足夠證據證明「末世論」確鑿無疑，那麼我們也可以不斷調整政策，尋找出減碳排放的最大公約數，慢慢實現減少碳排放的目標，「適應政治學」未必是一種基進的方案，我們卻不能不贊同紀登斯在決策上的慎重考慮。

正義﹕一場思辯之旅 (信報 副刊 文化﹕ 2010-5-7)

正義﹕一場思辯之旅 (信報 副刊 文化﹕ 2010-5-7)

書名﹕《正義﹕一場思辯之旅》

作者﹕邁可‧桑德爾 (Michael J. Sandel)

譯者﹕樂為良

出版﹕雅言

出版日期﹕2011年3月

定價﹕港幣107圓

甚麼才是「正義」﹖美國哲學家羅爾斯就說﹕正義是「分配公平」的「正義」，這位承繼康德和盧梭的「社會契約」傳統的政治哲學家，在代表作《正義論》中，以「無知之幕」的假設解釋社會契約的合理性，從此推出正義的原則。但如果我們以「無知之幕」懸置一切社會因素的話，又怎知道「社會契約」必然公正、公平呢﹖本書作者桑德爾就是羅爾斯的主要批判者，他一直尋求替代康德自由觀和羅爾斯正義論的方案，他的方案是回歸公民共和主義(civil republicanism)。

《正義﹕一場思辯之旅》可說是他以普及方式梳埋正義的嘗試，它是一系列課堂的講辭，內容除了探討羅爾斯與康德的自由主義的合理問題外，還討論功利主義和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的理論缺失。此一課堂參與者由寥寥數人增至數千，可見正義之本質往往比自由更能引起爭議。在第一章，作者為正義之路界定了三個出發點，分別為福祉、自由、美德，三者也分別是功利主義(福祉)、羅爾斯(自由作為「公平」)、自由至上主義者(自由作為「放任」和作者(美德)追求「正義」的途徑。

全書以「功利主義」開始，以功利主義者最膾炙人口的電車比喻，還有曾為美國人議論的服兵役問題開始，繼而從比喻中來指出其罔顧生命或公民義務的漏洞。作者枚舉了許多生動例子，頗能說明功利主義所謂「追求福祉」所引起的問題，在於生命之不可替代性。與「功利主義」相比，「自由至上主義」恰好站在個人的極端面，這派以個人自由不容政府侵犯，甚至不許道德約束為原則。作者也質疑所謂「自由契約」背後的強迫性，還有這種放任自由辱沒了更高規範，這種觀念所忽略的恰好就是康德所講的道德義務。

相比之下，康德既認為人權是普世價值，亦以自由為與道德最高原則相關的重大問題，更重要的是他以人類理性的道德律為重要前提，有力地批判了邊沁的功利主義思想，得出了只有義務而非偏好、感覺才有道德價值的結論。康德的結論是道德是義務而非喜好，自由是自主而非他律，桑德爾就針對了康德學說中義務與意志自主的背離作討論。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雖然批判羅爾斯，但對羅爾斯「公平即正義」的理念卻予之肯定，《正義論》的局限其實僅在於其「完美契約」無視天賦才能、道德應得等因素，而由契約構成的社會關係，或者自由、正義等理念，其實多少由這些因素塑造成形。羅爾斯的「差異原則」恰好無視才能或道德應得的正當性，而要求成功者視其努力回應為社會財產，不單是理論的強辯，在實踐上亦不可行。桑德爾的正義觀亦算是對《正義論》的修正。

就全書而言，對康德的討論顯得最為關鍵，羅爾斯問題不過為其延續。由於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對現代社會影響至鉅，我們即使質疑其理念，回歸阿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哲學，但在實踐古人的美德時往往困難重重，最終所考慮者仍為自由問題。雖然作者在最後的講辭中返回阿里士多德式目的論對美德的解釋，但他也深知，在建立公民意識或追求「美德」時，也必須承認現代社會是在契約式自由根基上建立起來的，對公民美德的討論也必然建基於此，並且無法迴避義務與自主的背離。即使如此，本書仍以簡明的事例和詮釋，梳理有關正義的論爭，並向讀者提供揚棄《正義論》的視域，解答了「正義何為﹖」這一問題。

人类的历史始于足下 (晶报 深港书评·海外: 2011年05月15日 星期天)

人类的历史始于足下

(晶报 深港书评·海外: 2011年05月15日 星期天)

《浪游之歌》 　　雷贝嘉·索尔尼 著 　　刁筱华 译 　　台湾麦田出版公司 　　2010年12月版

●彭砺青(图书馆职员，香港)

“一个身体不再属于整个世界而被束缚在汽车、建筑之内”，这句话道尽了现代人受科技限制的事实。但与其说科技局限了人与土地的接触——脚步的话，不如说这是人选择了步行的结果，在人与自然的斗争中，从人类直立行走开始，已表明人类不再受大地羁绊。

人类的文明，大概可以从人的步行开始追溯起；但过度的文明发展也限制了走路的自由抉择，而那些脱离生产的思想者，则靠走路来促进他们的思路，譬如亚里斯多德、卢梭、梭罗等。

没错，这本书所讨论的“走路”，其实亦相当于这种“漫步沉思者”的哲学步行，这不单是卢梭的专利，也是康德、尼采的习惯。但现代社会以经济价值为一切事物有用与否的基础，它把走路视为无用的事情。“一个身体不再属于整个世界而被束缚在汽车、建筑之内……”书中的这句话道尽了现代人受科技限制的事实。但与其说科技局限了人与土地的接触(即脚步)的话，不如说这是人选择了步行的结果，在人与自然的斗争中，从人类直立行走开始，已表明人类不再受大地羁绊，但当中引发的技术发展也同样使人类远离了原初状态。

今日的人们都接受了“人类”从直立人开始演化的观点，但较少人联想到觅食习惯与性行为的变异对步行的重大影响。书中就引用古生物学家、人类学家等对人猿进化至更高等双足动物的身体变异，强调人的始祖居住在森林与草原间，从森林的攀爬到草原的步行是古人猿进化到人类的跃进，这关系到人从采集果实转变到狩猎的过程。书中认为，步行时身体往往处于平衡和跌倒中间，这正好解释了人类从森林种群演化成双足动物时对身体的控制也并不稳定，这种观点甚有启发性，它诱发我们思考人类在维持本性和进步求变之间的挣扎，正是这种从跌碰到步行的过程影响了人类面对困难时的意识，其意义已超越了作者探讨的“走路”了。

与此同时，索尔尼也梳理卢梭、华兹华斯等思想家和诗人怎样理解离群独处的步行，卢梭的见解标志着某种试图将自然与人的关系置于和谐及自由状态的构想，他一反传统观点，认为独居并非理想的状态，却是人处于自然状态的特质，而独居者所置身的友善森林，也是人面临背叛和失望时获得慰藉和庇护之所。卢梭为大自然中独处的步行加上一套哲学的解释，并以文学呈现，他的想法影响了华兹华斯及后来的浪漫主义者，也催生了作者深受感染的朝圣之旅运动。

卢梭对独处及步行的思考源于西方政治哲学对于“自然状态”的假想，而美国近世的朝圣之旅运动则源于对六十年代的反战运动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两者针对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卢梭的“自然状态”虽源于透过自然法重构人类政治的愿望，但他的“步行”却是离群索居的行动，这与朝圣之旅运动的理念，即脱离主流，并透过“在自然中步行”而建立另一种文化的想法，全然不同。朝圣之旅从一开始便充满了美国政治传统的色彩，作为一种“公民抗命”的形式，它可能体现了美国宪法及梭罗的精神。但在作者眼中，现代的步行也变成一种充满广泛含义的活动，它可以是“垮掉的一代”那种充满禅学体悟的步行，也可以是切·格瓦拉式走入低下阶层的革命步行，与卢梭的步行完全是两回事。

对步行的思考亦涉及对大自然的观感，西方世界的大自然如何从恐怖到友善，如今它因为被科技击倒而变得可怜，也变得神圣。这种神圣化过程全拜浪漫主义流风所赐，然而在卢梭和华兹华斯的时代，自然更像是人们从人类事务(即政治)中逃逸的暂时安顿之所，而不是面临科技威胁下折返的人类本源世界。作者说，在卢梭的年代，铁路和汽车尚未诞生，而今日的朝圣者是自己选择弃车步行，正如凯鲁亚克在《达摩流浪者》里记载，同为诗人的环境学家加里·史耐德，在途中要求凯鲁亚克一同下车步行。作者在某程度表现出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逆向文化运动对东方神秘主义的崇拜，在书中更从日本传统中提出人们对山的敬畏，这与科技垄断恰好成为两种极端，反映出西方自然观的忸怩态度，不是奉若神明就是视为工具，与道家思想的从容世故恰巧成对比。

《浪游之歌：走路的历史》以身体审美的角度出发，探讨历史上各种关于步行的思想及运动，洋洋大观，书中对“独自步行”的心灵状态亦充满溢美之辞。步行，尤其是在大自然中独处的那种步行，的确是对抗科技垄断和逃逸人类政治的良方，但它有利也有弊。索尔尼对步行的赞美令人想起阿伦特在《集权主义的起源》的第十三章所讨论的人类孤独的问题，阿伦特说：现代的集权主义社会，不单摧毁公共生活，让人们孤立，更要使人陷入全然孤独的境地。索尔尼的朝圣之旅并不是一种集体孤独的行为，却有着卢梭逃避政治现实的趋向，正如在索尔尼所枚举的例子中，德国在纳粹统治前夕兴起的“漂鸟”运动，在某程度上也是一种对人类社会现况的逃逸，其运动成员身穿制服、行等级制等规则，也类似于法西斯主义。这种“步行”对于人类社会的响应，的确有“反政治”的味道，在二十世纪后期的美国，“步行”变成文人和知识分子的心灵活动，日益远离低下阶层。

相对于大自然的步行，城市漫游与游行是另一种身体经验，是连结民众与政治的重要途径。在《街道上的市民》一章里，读者可在宗教游行、示威抗议和革命者的活动中，看到步行连结政治行动及分享身体审美经验的意义。虽然城市漫游可以催生出本雅明和波德莱尔对巴黎这座十九世纪城市的全面观察，但作者没有注意到，正如阿伦特所说的，步行也有沦为“孤独”的危险。

不过书中也提及了诗人华兹华斯对贫苦者的同情和路易·阿拉贡书写农民的诗歌，足以证明“步行”也必须借助对贫苦大众的观看作为反馈，冲击思想者的意识，才能产生政治的觉悟，以免沦为内向的审美经验，作者提及到美国自六十年代以来民权份子的种种游行和学生运动，这些例子至少可以避免这种步行者的困境，让“步行”超越一般人的认识而具备了解放的意涵。虽然书中的步行始终处于身体审美经验和政治行动之间的张力中，作者却为这种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脉络。

游记，是异乡人的思考 (南方阅读 视野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5-22)

游记，是异乡人的思考

(南方阅读 视野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5-22)

《旅行上瘾者(Fresh Air Fiend)》，(美)保罗·索鲁著，余佑兰译，香港马可孛罗出版社2010年11月版，港币183.00元。

彭砺青

□图书馆职员，香港

一 直以来，旅行都被当做一种迷思，马可波罗的游记，激发了哥伦布的幻想，引发西方人发现新大陆的疯狂，不过也开始了殖民主义的悲惨历史。对于旅行，保罗·索 鲁可说是最沉醉于斯，又最清楚个中荒谬的人。在他参与了一阵子学生运动以致受到美国政府关注后，他选择了在殖民统治与独立之交的尼亚萨兰(马拉威)当和平 团的志愿教师，但又因为帮助马拉威元首班达的政敌而被驱逐，但尼亚萨兰的经历令他迷上了非洲大裂谷边缘的这片土地，也注定他以旅行为毕生事业。他在《暗星 萨伐旅》中表露出对非洲的复杂感情。在非洲的阅历，使他深刻地认识到黑暗大陆上的悲惨现实，一方面他反对像海明威等西方人对非洲的浪漫享乐态度，另一方面 又对西方志愿团体的援助理念冷嘲热讽。在他眼中，前者和后者都不了解非洲的现实，而旅行者最好进入当地的生活境况，要不然就只不过沉醉于自己建构的世界。

自我享受的旅行态度不被索鲁接受，也不会在他的作品中出现。《旅行上瘾者》是一本夹杂各类旅行见闻的文集，写于(除了《扬子江》 外)索鲁在1985年出版《日出与海怪》以后，这些文章并没有展示那些热闹的景观，一如作者其他著作，它们是索鲁在旅行途中的思考，有对各地生活和制度 的，有对个人探险的，也有关于旅行文学的。前言《异乡人》首先点出了旅行者与当地人之间的文化藩篱，对作者来说，“异乡人”的概念是至关重要的，“疏离” 也是，不是这两者，他就不会过着“旅行者”的生活，也不会写出旅行文学，因为只有身处异乡的孤独感才能激发思考。索鲁也慨叹全球化，尤其是电子革命表面上 加强了人与人的联系，事实上让传统社群的生存消失殆尽，全球化下的观光式旅行就是其中一种恶果了。

但世界各地的生活现实，不会因 为观光客的在场而变得美好，作者记下菲律宾巴拉望岛的贫困、英国在圣诞岛进行的核爆，还有非洲各地的屠杀和暴力。但读者也可以将这些文章视为索鲁几部旅行 经典的补充，或者是旅行者的生命信念阐释，它表明索鲁有其敞开、外向的一面，也有其内敛的一面。

真正的旅人，为伟大的旅行计划而活着

这 种思考尤其表现于作者在鳕鱼角和南塔基划独木舟的经历史上。这是一种真正的孤独考验，划独木舟的人必须有照顾自己的能力，他的身体还得不断配合外间环境的 变化，否则便会遭受灭顶之灾，但孤独的旅途也为思考提供了广袤的空间。有时候，作者会遇上人们的嘲笑和劝告，他们的理由不外是太冷、风太大、独自一人太危 险等，作者把这些理由视为他们无法想像有人做他们打死也不做的事情，也许在这背后还表现出作者对旅行或独自冒险的信念：要是所有行程都符合预计般，没有偶 发的事件，这种旅行也算不上旅行了，旅行应该是探索未知、神秘的世界。冒险活动不一定要在远方进行，像鳕鱼角(作者最近就住在那附近)冬季的严酷也可以是 一种挑战。

真正的旅人是怎样的？作者在书中各处闪现了自己的看法，书名“Fresh Air Fiend”便是指那些“户外发烧友”，说明旅行就像户外活动般不可困在商场的世界里。在第三篇《地方观》的《擅闯佛罗里达》，他提及了尼亚萨兰发现者李文斯顿、极地探险家司各特、南森等 人孤僻、郁郁寡欢甚至歇斯底里的性格，但当他们成竹在胸时，便显得“好奇心强、知足、有耐性”，而且能够自给自足。也许他们这种极端个性源于他们认识到自 己不像普通人般为糊口而奔波，他们为了一个伟大的旅行计划而活着。活在今天，作者不可能再充当发现者，因为那些伟大旅人已经在世上每个角落留下过足迹，旅 行只能变成心智有益，不过还可以挑选对的行程、最佳路线及正确的旅游方式。作者在书中交代了自己部分作品的创作过程，他喜欢乘搭老列车(如穿梭于巴尔干的 老东方列车，及阿根廷的老巴塔哥尼亚列车)，而不是喜欢奢华的自私者乘搭的簇新华丽列车。虽然他声称旅行为了寻找生命中的偶发事件，但每一次旅行背后都有 一个清晰的写作计划和心灵的震撼，也许这一点就值得许多自以为在写旅行文学的作者借鉴。

索鲁对中国的观察

索 鲁的作品素以辛辣的讽刺见称，《到英国的理由》记述作者在福克兰战役爆发时在英国乡间的见闻，他把英国人的虚伪自利、英国乡镇的荒废刻划得入木三分。索鲁 的讽刺在更多时候是一种旁观者的清醒，他以客观笔触描绘在旅途中见到的当地人及旅客，《暗星萨伐旅》的读者不会忘记作者在苏丹、肯亚、乌干达、坦桑尼亚等 地遇到的士兵、妓女、关卡官员、教授朋友、国际组织义工的形象，不管作者以怎样有褒有贬的角度观察他们。书中最详实的游记是关于现代中国的，作者在上世纪 80年代曾写过一本名为《骑乘铁公鸡》的中国游记，而这本书中谈论中国的篇幅可视作其补充，里面记述作者在改革开放伊始时游历深圳和厦门，以及在回归前夕 在香港与政商人士的对谈，还有作者乘船自长江三峡顺流而下的见闻。索鲁除着力描写改革巨变下的经济特区面貌，还有从工人待遇到零售行业的发展，比起《孤独星球》式的游记，索鲁更深刻反映出当地生活的真实情景。

还必须一提的是，因为实践真正旅行的缘故，作者抛弃了早年广泛涉猎的现代 文学，如艾略特的诗歌和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风格，希望以平实无华的笔触写出真实，但文学仍是他的根，就像书中讨论了不少旅行文学作家，包括查特文 (Bruce Chatwin)、格雷厄姆·格林、威廉·辛普森和拉扎特·尼欧吉(Rajat N eogy)。辛普森是比吉卜林早几十年的艺术旅行 家，他像后者一样深深为印度着迷，而尼欧吉则是寓居于非洲殖民地的印度作家，这些作家都在英国殖民地见证日不落国殖民事业背后的阴影，而索鲁也在尼亚萨 兰、香港、新加坡这些前殖民地甚至英国本土见证大不列颠留下的断垣残壁，这些文人的旅行之路，与作者对于旅行生命的执着如出一辙。

延伸阅读

《维迪亚爵士的影子：一场横跨五大洲的友谊》，(美)保罗·索鲁著，重庆出版社2005年10月版，34.50元。

品味时尚，品味现代社会批判 (晶報 深港書評: 2011年05月29日 星期天)

品味时尚，品味现代社会批判

(晶報 深港書評: 2011年05月29日 星期天)

《个人意见之品味教学》 　　陈祺勋 著 　　台湾大块文化公司 　　2011年2月版

●彭砺青（图书馆职员，香港）

作者告诫我们：人的外表才是决定性格的因素；他改自英谚的话：“you are what you wear”既可视为对现代人的真实描述，也可视为对现代人的忠告。

这是一本吊诡的书，虽冠以“品味教学”之名，却不单纯是一本时尚品味的手册，而暗含对现代社会的批判，这令它的教导充满了或明或晦的社会寓意。“时尚品味”本是一种既实又虚的东西，它令人想起语言学上的“能指”，“能指”往往指涉一些意涵，其意涵却不断变化，如“女性抽烟”最初被视作解放和独立特行的象征，但烟草商包装的形象又淘空了它原来的意义，继而重新定义它，但凡一切与时尚品味有关的事物，莫不如此。

时尚是那么特别，它既是商品却又不纯然是商品，它的涵义随时间变化，又与当代前卫艺术(如受杜尚及安迪沃荷的启受)或大众政治(Prada的承继人Miuccia早年曾加入共产党)关系密切，它既仿造平民大众衣着又创造出标榜雅致的细节，以平凡中的惊艳创造价值。时尚不同潮流，潮流始终随时代而生灭，然而时尚品味是一个符号系统，虽经历不同时代的增减，却代表着一种“正典”(canon)，这说明了仅以物质文化是无法诠释“时尚”，必须理解为“概念”方能领略其意义，正如杜尚在尿壶上签名或在蒙娜丽莎画像印刷品上画胡子的价值在于概念上颠覆人们对艺术的惯性看法，书中也曾指出川久保玲设计的简约主义衣着之所以“有价”的原因。另外，“时尚”也有其历史，作者称其历史脉络为“矫正与扭曲”，它把十年前流行的款式修正成今日的传承式样，品味随时代生生不息地变化。

既然背后涉及复杂的符号操作，“时尚教学”也不能仅只告诉读者，应该和不应该怎样；而且作者陈祺勋也受过文化与艺术理论的熏陶，希望触及一些严肃理论却抗拒纯学术性讨论，这些原因无疑赋予本书游走于理论与应用之间的广大空间，再者，书中的理论阐释也是充满启发意义的。作者在“都会女性”一章里说得很对：这是一种精神涵养的提升，而不单纯是物料配搭的美学。另一方面，时尚品味亦反映出社会关系的操作。

在“关于时尚之一:Fashion Canon”这一章，陈祺勋引用社会学相关论述，如韦伯的“身份团体”、齐美尔的“时尚哲学”、威尔逊的“链接组织”，或者布尔迪厄在《论区分》中对文化消费导致社会区分的讨论，这些理论都丰富了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的理论缺乏。但作者的讨论又不是学院式的，他指出这些社会学理论很多时都像瞎子摸象，时尚品味就是装扮、穿着给懂得的人看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不单说明了时尚品味是一种社会操作，也展示了这种操作不是任意的，而是有一套潜在规律，需要展示者和注视者双方都有这方面的知识基础，才能实践时尚品味的审美活动，这也补充了布尔迪厄的观点，即认为品味这种象征性实践活动，是透过名牌商品这些图像和符号来达成社会和阶级区分，因为这种活动也需要欣赏者和被欣赏者对时尚的知识及他们在审美活动中涉及的(套用福柯的说法)规训知识。一个人必须拥有操作这些符号(即时尚商品)的专业知识，才能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

只有这样说才能道出时尚品味本身既自由又不自由的特质。衣着和装扮要求人们对时尚品味作出复杂而精确的诠释，夸饰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它不单要求夸张以达致鹤立鸡群的效果，也像许多巴洛克以致达达主义艺术般，要求一种恰如其分的展示，正如作者说的，极简主义就是一种反向的夸饰，这也解释了川久保玲的单色调外衣十分昂贵的原因。我们以为简约风格释放了自己的个性，其实我们错了，我们不过是策略地按照社会标准重新演绎自己以求获得社会接纳。不单如此，我们的品味穿着更是装扮给我们自己和潜在的窥视者看，正如作者说的，我们在家也要小心选择穿着的衣服，这是现代人无可避免的宿命。

从以上几点，我们就可以知道《品味教学》之所以超越了一般的审美教学指南，在内容上却依然是教学指南的原因。虽然作者从哲学及社会学理论上讨论问题，但没有谈得更深入，这也反映出作者对现代社会的识见：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改变的，我们就应该慎重地运用其有关公共领域的审美观点，让我们在公众场合中成为一个体面的人。这也涉及人的本质问题，因为如果时尚品味背后有哲学立场的话，那么这种立场应该会认为：人是在品味教学的塑造中慢慢成型的，而不是天生具备甚么特质。正如在最后一章“大变身”里，作者也告诉读者，女生的素颜是怎样透过装扮示人的，而不是最自然的形象，而这种装扮胜过浓妆艳抹。

这样说，时尚品味不单反映商品适用性的时限，还突显出人的形象受时间影响，而形象决定了人的实质，这才是时尚品味背后的核心问题：是故作者也说，时尚品味也是一种矫正与扭曲的过程，它像整形一样矫正了我们随时间受摧残或变差的外表；当然，它也可以透过扭曲我们的外表让我们配合时代和社会。但追求时尚不等于盲随潮流，每种品牌系列或时兴类型的寿命至多二三十年左右，如何在外表上长期立于不败，这与永葆青春同属极艰巨的任务，如果你真的装不了，做个形象大方的欧巴桑又如何?

阅读《品味教学》的时候，你会发现更多我们如何受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规范限制行动自由，有趣的是，作者将批判性眼光隐藏在穿着和打扮的劝告上，虽然屡屡涉及社会理论所梳理的现代问题脉络，却仍能返回“品味教学”的意涵，令这种批判成为半隐藏的声音。作者对理论语言运用得恰到好处，从没有沉缅于斯，而是在丰富的论述中为常识和日常生活观察保存了不少空间。书中劝告并不危言耸听，却饱含对时尚社会的警惕之心，读者也可从中反思不少问题。作者告诫我们：人的外表才是决定性格的因素；他改自英谚的话：“you are what you wear”既可视为对现代人的真实描述，也可视为对现代人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