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时代的政治哲学经典
(晶报:2011年03月06日 星期天)
《例外状态》是一本划时代的政治哲学经典。我们现今所面对的世界局面，令政治不能停留于民主与独裁的单纯讨论，法律也不再是一种社会契约式的框架，它就像卡夫卡小说中的门坎，总是以开放的形式，既欢迎人们进去又把他们拒诸门外。
●夏桐（书评人，香港）
以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为起点，阿甘本（Giorgio Agamben，“阿冈本”为台湾译法）首本著作《语言与死亡》就已经着手深化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讨论，提出语言与死亡在存在中所享有的共性，后来的《开放：人与动物》以海德格尔认为人与动物之别在于开放性(openness)的思考，带出海德格尔、本雅明等关于“语言”和“自由”的思考。语言与开放性涉及沟通和共同体的愿景，所以阿甘本也在《将来的共同体》里响应了南希和布朗肖等人对共同体的著述。尔后阿甘本又受惠于福柯的“生命政治”，尤其是对本雅明遗稿的研究更扩展了阿甘本关于政治哲学与本质论的讨论，并透过本雅明的“神圣暴力”概念为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寻求答案。虽然阿甘本所承袭的哲学遗产是那么纷繁，可是从他的著作谱系中，我们还能够摸索他的思想路向，一直离不开海德格尔的存在本质论与本雅明的救赎理论。
“生命政治”本是福柯语焉不详地创造的概念，它的核心在于继“规训”(discipline)后出现的“生命权力”(biopower)，指涉主权者以监控、规管等手段主宰生命的权力，阿甘本将这一概念扩展到阿伦特关于集中营的讨论，以纳粹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在《政治神学》对“主权者决断例外状态”的讨论为起点，就在法-政治的范围上展开讨论，这是《神圣的人》系列中第一部《神圣的人：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及第二部第一卷《例外状态》所围绕的其中一个问题。福柯的读者或会发现，阿甘本在《神圣的人》系列中把福柯的“生命政治”观点扭转成类似海德格尔式主权存在论的理解，以兼容阿伦特的集中营讨论与施米特的主权理论。随着“生命政治”的意涵被大大丰富，它也被“形而上化”因而面对背离原初意义的危险。
如果翻查“例外状态”的来源，你会发现原指一国在军事上被围困的状态，起码从阿甘本就这宪政问题作出的考掘来看，后者源自拿破仑统治时期为保护被外力围困的城市、海港，在战争期间将其公民置于军事管辖之下的谕令，后来现实的“围困状态”渐渐延伸成政治上的“围困状态”，直至威玛共和时期，才出现了变相授权希特勒“紧急状态”权力的宪法条文，或变成民主国家元首在紧急时期能实施有法律效力的独裁统治的依据。
从问题脉络上看，《例外状态》接续了《神圣的人》的问题讨论，在《神圣的人》那里，阿甘本将“生命政治”赋予阿里士多德的两重指称以分辨精神和生理定义的生命。在最后一章对古罗马的权威与权力的讨论中，阿甘本宣示了“生命政治”自古罗马以来凌驾法律所能管辖的领域，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本人的权威才是支撑他在罗马法建制中被赋予权力的重要支柱，而“权威”来自元首本身，也来自臣服其下的人民，这本身就是一种生命政治的体现。
全书以宪法范围内的讨论展开，援引施米特在《论独裁》里提出的“宪政独裁”，反驳这种独裁形式的正当性，并且不同意汉纳·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看法(她将极权主义的“集中营式社会”视为与西方民主社会截然不同的世界)。阿甘本认为这种“集中营式社会”其实与民主只有一步之遥，正如《神圣的人》早已指出集中营是“现代性”底下的“法”，所以阿甘本对例外状态的讨论也完全摒弃了以民主与独裁区分的政治类型学方法，而例外状态更超越了施米特主权论述的局限，已经到达全球内战的情况，有点像内格里在《帝国》书中阐释了全球性帝国的主权者，这呼应当年美国以反恐为名针对恐怖袭击向中东国家进行军事行动的时代背景：因为有了关塔纳摩拘留营、反恐战争和爱国者法案，才显示出表面民主的美国政府与纳粹德国无异。另一方面，将例外状态超越法学范围去讨论，这种诠释方法仿佛把“政治”还原为赤裸裸的法与生命之间的权力关系，反客为主地将宪法边缘的“例外状态”理解为一切政治权力的先决条件。
书中较后篇章的思路转向两个方向，一方面在罗马法研究中挖掘“悬法”(justitium)的意义，阿甘本已在《神圣的人》中将其解释为法律悬置自身以实现“例外状态”的手段，而《例外状态》对此一概念有了深入的历史诠释。它让法律置身于门阈的状态，成为“活的法律”，可置身于自身以外以不受控制地掌控生命，另一方面又充实了具备生命权之主权的实质形象。表面上看，书中所讨论的，都是政治法学、语言学、文艺理论及社会学的核心问题，然而也是阿甘本将施米特的“例外状态”讨论溢出法学范围、触及神话人类学及语言学的尝试。
“例外状态”本来是施米特提出的法-政治学概念，但阿甘本在《神圣的人》中已表现出扩充该概念的意图，他将南希等人提出的“排除”与“纳入”的概念加诸“例外状态”，而在《例外状态》第四章《关于空缺的巨人战争》中，阿甘本清楚地解释“排除”的由来，它是本雅明对《政治神学》中“决断”这一动词的置换，这更突显出本雅明的色彩，阿甘本明显地质疑施米特对于主权者实施例外状态背后的正当性的理念。然而期盼本雅明这种“弥赛亚式救赎”毕竟超出了政治可期许的范围，阿甘本对于“将来共同体”的愿景又是否等同宣告法在政治领域中的失败，然后以一种反抗者的神学介入呢?
尽管在有关双重性的讨论中，阿甘本未能全面总结问题关键，但《例外状态》仍是一本划时代的政治哲学经典。我们现今所面对的世界局面，令政治不能停留于民主与独裁的单纯讨论，法律也不再是一种社会契约式的框架，它就像卡夫卡小说中的门坎，总是以开放的形式，既欢迎人们进去又把他们拒诸门外。《例外状态》从生命政治的角度审视法律“悬置自身”的特质，又对主权者作为“活的法律”的解释，或将政治从法的范围下解放，朝向生命政治的共同体进发，都是他为响应法律解决的宪政问题而作出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