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笔下的美国社会缩影 (南方都市报: 南方阅读 视野 2012-02-26)

小说家笔下的美国社会缩影

(南方都市报: 南方阅读 视野 2012-02-26)

摘要：打开乔纳森·弗兰岑（台译强纳森·法兰岑）这本厚厚的第四部小说《自由》（Freedom），令人悠然想起早已著作等身还曾角逐诺贝尔文学奖的菲利普·罗斯，这里想说的是后者的成名作《美国三部曲》，以及罗斯在小说中重构近数十年间的美国知识分子家族史。

彭砺青 □图书馆职员，香港

打开乔纳森·弗兰岑（台译强纳森·法兰岑）这本厚厚的第四部小说《自由》（Freedom），令人悠然想起早已著作等身还曾角逐诺贝尔文学奖的菲利普·罗斯，这里想说的是后者的成名作《美国三部曲》，以及罗斯在小说中重构近数十年间的美国知识分子家族史。因为题材吃力不讨好，而且有野心的小说家都偏好于文学新体裁的实验，目前创作这类社会传记体写实小说并跻身大作家之列的为数不多，弗兰岑继《纠正》后以《自由》这部小说，继续探索从性别观、婚姻和家庭生活，展现美国一代人的心智成长之路。

与菲利普·罗斯等大作家相比，也许弗兰岑的文学个性稍弱，但在贴近美国日常生活的描写上毫不逊色，以这本《自由》为例，它讲述一位美国女孩的成长历程，里面穿插了许多政治、运动及娱乐活动背景，亦充斥不少美国流行文化意涵，这些流行文化元素尽在充满幽默感的文字中表露无遗，菲利普·罗斯那不无挖苦的小说文字表达出沉重的语感，在这方面弗兰岑比这位文学前辈来得比较轻逸，但他的文学雄心同样不凡。在他的散文集《如何独处？》（How to be alone）里，读者不会忘记那篇曾引起广泛争论的文章《偶尔做做梦》（Perchance to Dream），他在文中指出布什政府反恐战争时期的媒体氛围带来美国文学的衰落，并提出小说家有义务以社会写实风格创作小说，而弗兰岑的小说如《纠正》和《自由》正是这位纽约客评论家的大胆尝试。

不管弗兰岑复兴社会写实小说的尝试与罗斯等作家有何分别，这部小说也像许多美国小说家的故事般，采取了一种“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框架，但它更多围绕在佩蒂和沃尔特·伯格兰夫妇及其子女在成长、家庭及与邻居关系上的微妙心理变化上，也触及美国家庭对于性宽容等问题的态度。书中女主角佩蒂自幼成长于小康家庭，父亲为律师，母亲参与政党，身为姐姐的她是篮球校队成员而习惯身体训练，而她曾在中学生举办的派对中被强暴，她与大学同学伊利莎有过暧昧的同窗之谊。如此的身心经历，冲击着这位在自由派中产家庭长大的女孩，变成后来的佩蒂·伯格兰，恰好其儿子乔伊天生反叛母亲的性格并亲近该位性开放的女邻居及其女儿，小说第一部分“好邻居”的“错误已经铸成（佩蒂自传）”一章便道出这对母子的纠纷原因，佩蒂因为儿子乔伊经常在一位打扮俗艳的邻居卡洛尔家中流连，当佩蒂全力照顾卡洛尔的女儿康妮时，卡洛尔却没理会她的女儿洁西卡，只顾与佩蒂的儿子亲昵，于是佩蒂气得发疯。

佩蒂虽生于自由开放的中产家庭，可是父母对这位长女的注意从来比不上对其他妹妹的呵护，在佩蒂童年时，他们讥笑她相信世上有圣诞老人，在佩蒂参加派对被同学强暴后，作为律师的父亲仅与施暴者父亲谈过一通电话，然后向她覆述施暴者认为双方你情我愿下发生关系的辩解，对女儿坚持曾经反抗的话，冷冰冰地报以“胜诉机会不高”之类的专业辞令，仿佛那是他的顾客而不是女儿似的。如此冷淡的态度，加上自幼被认为愚蠢，在她身上发展出两个自相矛盾的自我，一面是谦逊，另一面是自私易怒。透过伊利莎介绍，她参与学生举办的摇滚派对，认识那为她所倾恋、却风流成性的独立摇滚乐手理查·卡兹，在派对中她遇见许多抽大麻的人，但也邂逅了理查的好友兼忠实粉丝沃尔特，当沃尔特告诉她伊利莎吸食海洛英致死的消息后，两人渐渐开始了恋情，两人在佩蒂毕业后不久结婚，这个故事其实对许多自大学相识直至成家立室的夫妻来说并不陌生，大部分夫妻都是一人忍受另一人，正如好好先生的沃尔特默默忍受喜怒无常的佩蒂。

当然，书中故事也是不少家庭悲剧的来源，例如女方在成长过程的内心郁结和男女双方认识的背景，都导致日后的家庭冲突。艺术天分平凡的佩蒂，在重视自由的中产家庭得不到宠爱，这形成她日后从心底排斥行为开放的邻居，也造就她对“家庭”这种传统价值的坚持：她那些自由派的妹妹们日后变成孤独生活、性格乖僻的艺术家，而她则为自己能成家立室而自豪；当然，被强暴的记忆也造成性压抑。其实，许多坚持家庭伦理的保守分子也曾在成长中试过许多挑战社会的大胆事情，但来自家庭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挫折感，将他们的观念推向传统保守。

《自由》是一部典型的当代美国小说，从揭开第一页起，读者会得到“内容很政治”的印象，因为主角的个人生活和内心世界莫不受学校甚至家庭环境所支配，而他们的成长岁月，亦往往充斥着来自家庭的自由开放观念和道律约束对一切“政治不正确”的个人爱憎进行压抑，书中角色的谈话或者关心的课题亦大多围绕在政治或社会议题上，即使涉及性也不是令人想入非非的描写，而是对他人的闲聊，或者青年交际的新鲜话题（例如在第二部“2004”的“女人世界”一章，乔伊进入大学时同学的性话题），或者充满政治意味的讨论，作者的幽默笔法也政治意涵，如乔伊原本爱上康妮，当他离乡入读大学后彼此不再见面，作者便说“目的是要发展出各自独立的自我，看看这两个独立的自我是否仍可以好好配对”。连第一部分的第三章也有一个政治化的名字：“自由市场培养竞争”，而这一章的“竞争”其实是指家庭问题。

虽说坚守写实主义风格，但《自由》一书仍采取了独特的写法，小说各章从不同面向描述伯格兰家庭，不少篇章以对话为主，其中有关佩蒂的篇章显示她患上抑郁症，然而她用了第三人称，却仿佛抑郁症病人在心理医生要求下撰写自传，也许暗示这位成长于自由家庭的典型美国人已无法与读者交流，一如美国有太多没法与人交流的价值观。作者在“2004”第四章“六年”开始处作出交代了第三人称的意图，佩蒂在这一章最终决定与丈夫分开六年并与理查·卡兹同住。

究竟《自由》有没有实践作者在《偶尔做做梦》中提出的主张？弗兰岑在文章里批判了菲利普·罗斯、科马克·麦卡锡等以边缘性质题材写作小说的习惯，而《自由》的主人公就代表了整整一代美国人的“失乐园”经历。《自由》的故事背景也呼应着作者的生平，伯格兰一家的住址被设定在圣保罗镇，有论者认为，这个南方贫穷小镇的名称恰好呼应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费茨杰拉德的出生地：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而弗兰岑自己也在圣路易市出生，而且与故事主角一样有瑞典人的姓氏。

小说最终或许引起读者的疑问：不管小说之目的在于奇异感或写实，最上佳的小说总能扣动读者的心弦，但在世界各地，这类以个别社会文化背景为题材的作品能够打动多少非美国读者的心？但那些对美国政治感兴趣的读者，他们会在《自由》的生活世界里找到一种真正属于美国文化的旨趣，这些细节建构出一个真实的当代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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咫尺空间里的心声 (書香兩岸2012年1至2月)

咫尺空间里的心声

(書香兩岸2012年1至2月)

书名﹕套房D

作者：许炜斌、梁俊威、苏美凤 (文字编辑：阮佩仪)

出版﹕香港明爱青少年及小区服务 明爱荃湾小区中心

出版日期﹕2011年10月

定价﹕港币98圆

这是一本关于套房的书，却不是一本「讨论」套房的书，书中没有理论分析或政策讨论，只有一些板套房女住客的故事，以简单通俗的文字道出，主要描述住户处于如此空间的生活感觉，并附有大量照片，这些内容却把住在板套房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呈现在读者的眼前。

「套房」又称「木板隔间房」或「劏房」，是指业主以木板作内墙，将一个完整住宅单位，间隔成很多出租的小房间，而近几年流行的用语「劏房」，更以传神的动词形容这种近乎「切割」住宅面积的行为。木板隔间房业主无视人对居所空间的基本需要，仅考虑切割住宅以赚取更多租金，结果互不相识的人被迫屈缩于咫尺空间，仅靠单薄的墙隔来建立脆弱的私人或家庭世界。在这咫尺空间里，人的活动范围被局限于仅比一张床略大一点的面积里，密匝匝而封闭的环境，加上陈旧的通风系统，容易令人难以呼吸甚至患上呼吸系统疾病。

施永青就在序里指出这些套房都是僭建单位，因此里面的污水渠、水电装置、走火信道等设施大都不合格，经常会发生漏电、断水、污水满溢甚至火警等意外，往往防不胜防。但既然这些套房环境局促，为甚么仍有人愿意去租住﹖答案是「别无选择」，这些租客多是低学历或低收入人士(书中称为「三无」)，他们出不起钱去租住较完整的单位，又不符合公共屋邨的入住资格，其生活条件比公共屋邨的居民还要恶劣。不过，若以面积租值比来计算，「劏房」比一般住宅单位甚至豪宅还要昂贵，这种荒谬的现实正是「劏房」被社会关注的原因。

这些房间虽然小，却包括了睡房和厕所，好些住客甚至是整家人居住，从书桌、睡床、抽水马桶、厨柜，到各式各样的家具和生活必需品，都放置在一个小房间里，根本无法容纳更多生活所需的家具。有时即使有了家具也得取舍，例如安放了睡床却得牺牲木柜，有时你得把不同房间的用具放在一起，如封面照片中展示出马桶与炉灶共置一室的情景，没有比这更能说明板套房的窘迫了。

然而板套房的问题不单在于面积小，也在于陈旧、具压迫性的生活环境。绝大部份「劏房」，本来都是陈旧住宅大厦单位，肮脏而破裂的墙壁不单可构成随时的危险，也带来心理上的郁结。活在这样挤迫的空间里，生活差不多完全没有私隐，也要防避盗贼来光顾。

如果有人问﹕「甚么是居所﹖」只消住在木板隔间房的话，他便会明白人的居住不单与实用面积相关，也涉及人与环境的关系、景观的经验，以及与邻居之间的互动。木板隔间房的住户固然无法享有正常的生活空间、环境和景观，它甚至没资格称为「住宅」，因为窄小的空间根本无法满足人对「居住」的要求。就人际关系来说，套房住客也是最「单子化」的个体，因为木板隔间房里的住户没打算长期住下去，也不会有在地感，因此更不会主动结识邻居，只有当邻居干扰而需要进行交涉时，双方才有对话的可能。

但书中主角并没有陷入纠纷中，他们从自己的生活窘境中察觉政府没有为他们提供解决办法，例如政府声称会改善他们的生活，却只送罐头给他们而不是扩大对他们在租金和交通开支方面的津贴，也因为木板隔间房住客没有独立电表，所以也得不到政府在预算案中「派糖」的电费补贴，本来已杯水车薪的社会福利根本轮不到他们来享用。渐渐地，他们将各自的生活处境串连起来，透过公共团体的平台，了解到香港贫富悬殊的现实处境与政府的施政方针有着紧密关系，于是希望透过街头抗议表达不满。这里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近几年间，民间社会如何将不愉快的生活经验转化为一种特定的社会诉求。

这种诉求不一定能被满足，但至少能在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生存处境，并且开始与身边的人沟通并关心他们的共同处境。当然，并非每个人都喜欢抗争，他们只希望过好一点的生活，奈何这是永达无法实现的梦﹔一如作者对书名的解释﹕虽然人们总是希望「住好D」(住得好一点)，但这些套房A、B、C、D却意味着追逐租金的经济思维，它本来就与人对幸福生活的憧憬相对立。

《套房D》作者采用广东话语调来撰写板套房女住客的故事，除了要避免一本正经地讨论问题外，这种口语化的文字也令人联想到低下阶层的语言。书中的故事看来很平常，其实作者事前采访了大量套房、木板隔间房、天台屋、阁楼和梗房街坊，甚至绘画了他们住所的平面图。故事的主人翁都是女性，一如这些住客大多是女性，她们比男性更长时间生活在套房里，这种居住经验也是一种被压抑的感性经验。我们却可以透过这些具体的生活细节，想象她们的窘境及问题的始作俑者，思考居所与社会不公平或者公义的关系。

【深港书评·海外】爱情作为沟通的符码 (2012-02-19)

【深港书评·海外】爱情作为沟通的符码

2012-02-19 11:07 来源：晶报 作者：彭砺青

《爱情作为激情：论亲密性的符码化》（德）尼克拉斯·鲁曼 著　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11年11月版

社会学家不断试图解释一般认为与社会无涉的概 念，早于涂尔干写作《自杀论》，因为这位社会学奠基人一开始，就力图将“自杀”从心理、宗教或经济导因扩充至社会失序的问题。当代社会学家对于“爱情”或 “亲密关系”的处理亦表现出类似的雄心，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有鲍曼的《液态之爱》、吉登斯的《亲密关系的演变》以及鲁曼的《爱情作为激情》和《爱情：一个 练习》。其中写作喜用词典阐释、以晦涩著称的鲁曼，论述较少人问津，然而他却有着德国学者一贯的严谨论证。

不过，以“社会系统”和“沟通”将社会现象解 释得更复杂的鲁曼，却一直吸引了不少对社会学感兴趣的读者。鲁曼早年学习法律，在其著作中亦不乏关于法律的讨论（他的《社会中的法》已译成中文，2009 年由台湾五南出版），但读者更期望阅读他怎样以高度理论化的语言处理爱情这类感性和个人化的问题。作者把“爱情”定义为“激情”，正如现代的爱情观念往往 就与“个人化”相涉，而“个人化”也是以“爱情作为激情”的基础。但世上不可有绝对的自我，所有被称为“个人”的自我都是透过社会化或鲁曼所谓的“沟通” 而成为“个人”的，因此我们也能理解为何作者将爱情视为“象征性一般化沟通媒介”。

与“沟通媒介”一样，鲁曼的“符码化”也是一 个颇堪玩味的词语，这样的理论把“爱情”定义为词意在演化的词语，而作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媒介，它发挥着符码的作用。这里说的符码类似一种关系的“能 指”，而这种“能指”所指涉的对象亦会在历史过程的沟通情境中产生剧烈的变化，所以鲁曼的研究也变成了一种高度理论化的语意历史研究。当然，我们也知道， 这种“符码”层面的爱情，即便会因为历史语意的情境而改变，亦与真实的“爱情”产生歧义，而这种歧义才是本书探讨问题的趣味所在！所以对鲁曼来说，探究问 题亦最终回到个人的“行动”与“观察”之间的不一致；简单地说，即使你对身边的情事耳濡目染，你也未必会仿效身边朋友求爱或拍拖的方式。

本书由两部著作组成，《爱情：一个练习》基本上是《爱情作为激情》的补充，而《爱情作为激情》的第一至第四章属于理论建构部分，随着阅读有关恋爱自由的第五章开始，读者会在接下几章在几种爱情语意形式的展述中，理解作者为何如此掌握“爱情”的概念。

第五章《恋爱的自由》是爱情语意演化研究的开 始，作者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学开始，陈述各种苦甜交杂的爱情，并讨论“爱情”怎样将对象“理想化”。我们可从中看到，文艺复兴时的作品产生了现代人心 中的柏拉图式恋爱之原型，而这种文学所揭橥的爱情观，作者说“象征性一般化沟通媒介”展现出“极高的要求”，这就构成它与行动产生了吊诡的情状。而第六章 《激情：过度的修辞与不稳定性的经验》则从这种“吊诡化”说起，把恋爱中种种百味纷杂的经验铺陈出来，阐释了“行动”对于“吊诡化”的回馈，其中涉及了社 会道德的考虑。到了第七章《从殷勤到友谊》，作者事实上已在讨论爱情符码与社交的关系了。

其后几章都按历史时序展示出符码的变化。在第 九章，它成为爱与理性之间的对立，作者引用的文本是《爱与理性的对话》；第十章则展示爱情如何在十八世纪展现为个体性的问题，这里透过对蒙田、鲁索，以及 约翰逊主义（令人想起帕斯卡）、敬虔派等宗教传统下对诚实和不诚实、自然与文明的一系列内省。第十四章则讨论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影响下的爱情与婚姻，涉及叔 本华等人的爱情观。其实，在作者以语意阐释和文化史齐头并进的脉络下，读者彷佛见证了整个西方社会近代自我意识演化的过程，这种“个体化”的历程涉及了婚 姻、家庭关系，和个人道德的建立，它道出了社会学家喜谈的“现代性”问题的众多面向之一。

在鲁曼的著作中，个体并不是一种独立自足的主 体，而是好像“沟通”的连接端。他在第十六章更指出：爱情其实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渗透系统。然而这种爱情语意演化的研究，其实亦证实了社会学家们最想 解释的事实（即作者在第一章开始时就说明的）：社会不是非个人化的，反过来说，个体只有透过沟通才成其为个体，而爱情又是种种沟通媒介中，涉及人际互渗最 亲密、最深入个人的系统，这也许就是作者将爱情视作一个与一种建基于沟通媒介、向语意开放，且可在概念史中追溯流变的行动系统，而非从属于生产关系的人际交往现象。

虽然作者在英译序中批评福柯的研究方法，但作 者的断代研究方向令人想起福柯概念史研究中的“非连续性”，也不禁令人对作者不曾提及的“前爱情”时期亲密关系感到好奇。这种语意演化研究多少有点像福柯 的系谱学研究，然而福柯的系谱学远比鲁曼的研究多姿多彩，更有批判性地直指权力在“知识/认识论”领域的运作及对人的控制，并且福柯的研究往往也涉及更多 非文学性文献考掘，而鲁曼的爱情研究文献则仅限于文学作品，如《少年维特的烦恼》等。作者在英译序中亦说，一个社会学家宁以“社会结构”取代“权力”作为 分析框架。然而，鲁曼说的“爱情”语意演化，不也是一种塑造“人的生命面貌”的“权力”运作吗？作者虽说其演化乃朝向“个体化”的过程，然，“个体化”亦 终究是一种论述机制下的空洞概念而已。

在英译序里，鲁曼也反对哈贝玛斯提出的“主体 间”交往行为，反而以福斯特的“次阶控制论”，将“个体”定义为透过“观察的观察”、“描述的描述”和“计算的计算”把握“爱情”的“自我指涉系统”，这 些抽象化的冗赘语言，却清晰地指出“爱情”不是与生俱来的本质，而是个体在不断观察他者、反观自身的往复过程中慢慢把握的。在社会学家或社会理论家之中， 恐怕没有比鲁曼更远离传统理论，以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理论重新审视“个体”的了，对于习惯了认识论或现象学语言的社会学界来说，鲁曼无疑是一朵奇葩。他 的《爱情作为激情》之所以与别不同，其原因在于它并非要讨论“爱情”的发生问题，而是向我们展现自己怎样把握这个经历数百年词意变化的词语，并将我们寻求 老掉牙智慧的过程，纳入了理论与历史梳理兼备的严谨研究中。

（彭砺青 图书馆职员，香港）

給孩子也給成人的文字學 (文匯﹕ 2012-2-13)

給孩子也給成人的文字學
(文匯﹕ 2012-2-13)

書名﹕送給孩子的字

作者﹕張大春

出版﹕新經典文化

出版日期﹕2011年8月

定價﹕港幣93元

這幾年來，作家張大春將精力放在文字教育，從2007年的《認得幾個字》到最近的《送給孩子的字》，都洋溢著濃濃的生活氣息，讓人覺得文字不單是印刷的符碼，也是伴隨心智和感性成長的經驗。我們不能把孩子認錯字的經驗單純地歸因為「怠惰」或「過錯」，因為這正是童稚心靈尚未被理性開啟的原初狀態。而且漢字是一種象形文字，它也開啟了小孩子的感性視域，而不是像拉丁字母般以聲音啟發思辯，這就是說，認字和寫字也等於在全面現代化的生活中，回溯我們的傳統。

《送給孩子的字》可以說是一種親子互動，這種親子互動不單為孩子的成長著想，也讓成年人回想自己的小時候。張大春透過教導兩個孩子識字，既能理解他們的想法，也回想起自己大學時研究文字起源的知識。而且文字學之不盡，充滿無窮的新鮮感，永遠誘發著小孩子去發掘，張大春就說小孩子識字的感覺就好像「交朋友」般永遠不會嫌多，誠然人生也應該有這份童稚的熱情。而且，小孩子對文字的視覺比成年人更敏感，這種對文字的敏感不單能誘發文學想像，更能讓他們透過發問詞源而對中國文化有更深厚的認識。

阿城在《認得幾個字》的前言稱張大春在從事漢代許慎、鄭玄和清代段玉裁甚至近代章太炎教導魯迅、周作人兄弟的文字小學研究。這種學問重新考證甲骨文和金文上的文字筆劃以追查文字的本源，雖是「小學」，卻涉及傳統社會、政治及經濟狀況，讓我們理清自身的過去，並重新詮釋我們的本質，還有古人對日常生活的思考方式。

文字貼近我們的日常生活，又因為平常運用而添加了特別的意思，或在日常運用中創造了新字，尤其是方言中許多新造的字，後來因為某種運用而進入了我們的認知世界。就如「卡」字，原來是清代方言中的新造字，指道路險阻，後來因為太平天國之變，清朝在全國增設不少卡、卡口、卡子。又如「妥」字，作者聽見有人說話時用這個字來指睡覺，後經作者考查後，我們知道這字的原義是有一隻手在女子身邊，古人認為女子坐著容易不安，固「安」、「妥」原意是設法讓其安靜，從「妥」字又演化出「綏」字，即「安撫」。

今日的漢字，基本上是經過漫長的演變過程，不單假借某些字表達另一種意義，也在某些字旁邊加上別的字或筆劃而成為意思相涉的同聲字。好像巨大的「巨」本來指工匠用具，在甲骨文中寫成兩個十字交叉的「工」，形狀像十字尺，或在金文裡是一個人手持一形體略長的「工」字，後來人們拿了「巨」來形容「巨大」，於是形容工具的「巨」就變成「矩」，當後來人們增加了「規則」、「範式」的意思，本來表示工具的「矩」又改成了「榘」。又好像「節」本來指竹子生長到一定長度的「約」（束縛），而其形聲字「即」又有到位的意思，指一個人就定位、準備食飯；於是「節」就有了外在禮儀對人的約束，也有了修養己身等意思。

在附錄中，張大春提出自己對文字學的看法：識字與教養有關。甚麼是教養呢？張大春引用柏拉圖在《第七書信》裡的話，和孔子那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指出教養不是一本硬繃繃的著作，而是在日常生活和言談之中表現出來。張大春的意思是要透過親子間就文字進行的言教，引發我們重新思考古典哲人如何思考教育問題。這也關乎現代知識傳授的局限性，如果我們僅只活在「聽、寫、讀」的世界，而遠離了傳統的啟導性教育經驗，我們便會變成心靈貧乏的「技術人」。

「教養」還關乎人的「存在境況」，人當然是透過「自然」（nature）進入世界而存在，但也必須透過中介的幫助，那就是「贊育」（nurture），而教養就是一種贊育的成果。作者提及蘇格拉底自稱「知識助產士」，也許亦要指出「贊育」對人的本質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在心靈淪喪的今日社會，假使學校以這種理念作為教育原則之一，亦不為過。　■文：彭礪青

没有第二次“奇迹之年” (南方都市报: 2012-01-12)

没有第二次“奇迹之年”

南方都市报: 2012-01-12

类别:社会民生 版次:GB14 版名:文化年鉴

2011年刚刚离开了我们，我们都在迎接2012年的来临，可是人们不再像过去般，认为新年就意味着新的开始，我们也不愿相信好些星相学发烧友所声称的，以为世界末日将会来临，却会因为全球债务危机而忧心忡忡，在2011年离去之际，我们仍对日本地震议论纷纷。没错，我们会多读一些关于债务危机和核爆问题的书，少读一些流行小说，或者关心一下人类的命运，从自己身处的社会到世界各国。除了纪念辛亥百年外，我们还希望能避开一切自然与人为的灾难，像那位安然渡过1666年伦敦大火的英国诗人德莱顿，在诗中以“奇迹之年”（Annus Mirabilis）来述说度过凶年的幸运。

但幸运只是灾劫中的异数，因此我们仍需要历史给我们智慧，好让我们解决更多难题。在这几年间，香港社会和出版界回望过去，对昔日香港“忆苦思甜”，似乎是因为社会没比过往更安定繁荣。当然，这种“追忆”也会把“昨日的世界”过分美化，所以天窗出版社在去年7月书展期间出版的《官商同谋》译本，就为读者带来外国学者那份清醒、理性的批判精神。

此书作者顾汝德（Leo F .Goodstadt）是一位资深高官、港英政策顾问及公共行政的学者，他比许多同样探讨香港问题的学者，更深刻地挖掘殖民政府的管理逻辑。当香港人追忆过去的殖民地统治时，作者清醒地告诉香港读者，今日香港政策中有许多不合理甚至不公平的考虑，其原因就在于昔日殖民地政府对华人的猜疑和对欧洲人的保护，书中将刻画出英资商人在香港的兴衰史，也道出港英官员在华人社会中的不安感正是殖民地政策的根源。

各国自由主义者和商家皆称许香港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及法治主义精神，可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些制度背后的殖民主义管理考虑。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对历史背景的认识，我们又怎能解释“地产霸权”《官商同谋》让读者知道，香港有今日的经济成就，并非伦敦或殖民地政府的努力栽培，而只是后者的无心插柳。令人啧啧称奇的公屋制度，其实不过是姗姗来迟的福利政策环节，而港督麦理浩执政时代（上世纪70年代）曾大力推行的福利政策，不过为防止社会动乱的安全阀而已。顾汝德指出，港英政府从未认真考虑过推行真正民主制度，她的政策方针从始至终庇荫支持其统治的政治精英与特权阶级。更有趣的是，作者揭露港英政府在冷战时代具备比我们想象中更多的外交及内政权力，可独立与北京及伦敦周旋，这固然受冷战格局影响，我们可以在港英政府传统的商务外交和财政自主方面找到这种独立性格的根源，港英政府的努力也为回归后管治奠定了基础。

这种自主个性却早于战前时已出现，它根本就是殖民地官员为抗衡伦敦政府政策干预而作出的响应，一般讨论香港政治史的书籍较少着力描写殖民地官员与宗主国的微妙关系和伦敦当局非正式的权力下放，顾汝德对这方面写得比较具体。

从美债到欧债，还有中东的局势变化，都可说明“资本-国族-国家”（capitalist-nation-state）的结构性问题，这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柄谷行人用来解释全球性霸权的独创词汇，也是他在苏联瓦解后苦思“全球化现象”和“全球帝国”后的见解。2007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迈向世界共和国》，当时并未引起太多注意，近两年来，两岸对他的译介才多起来。

如果《迈向世界共和国》是他对全球政治经济的未来蓝图，那么《伦理21》就是他为21世纪写的新伦理学，这本书既触及玄奥的道德形而上学问题，又设法令一般读者能理解。《伦理21》以日本左翼学生袭击案中肇事者家长向公众道歉甚至自杀的事情为引子，让日本读者思考日本社会伦理中责任与自由的问题：由于农村模糊共同体产生的“世间”概念，令日本人混淆了“个体自由”和“集体责任”，故此作者以康德式“最高命令”作为最高自由，以替代曾被军国主义者利用的“集体责任观”。康德式的自由和责任观先“悬搁”社会或自然的因果性因素，而不像斯宾诺莎般认定人的自由受限于自然。

柄谷行人经常把日本文学纳入哲学讨论的范畴，尤其是夏目漱石，在《伦理21》里，读者可以了解一二，作者提及夏目漱石一篇反对死刑的文章，恰好提出崇高的个人道德来挑战低下的社会道德，这与康德的道德命令观多少有点相似，关键在于康德的“自律”———将每个人视作理性个体和组成未来人类共同体的一份子。基于这种哲学观，柄谷行人进而阐述他那消除“资本-国族-国家”的人类共同体，并以晚年马克思的“生产-消费协同组合论”为他的N A M（New Association Movement）理论定位。

在《柄谷行人谈政治》一书中，他批判内格里视以“诸众”作为新时代的革命主体，并嘲笑后者视美国为世界帝国的观点正中这个超级强权的下怀，书里还记录了这位学者的思想历程。

在《圣保罗：普世主义的基础》中巴迪欧，从保罗关于犹太人和希腊人得救的讨论中，看出“产生一种相似性和平等性的”共相，巴迪乌的“普世性”无疑具挑衅性，这种“普世性”指向一种消除身份认同的“真理”，巴迪乌认为保罗只有透过这种“真理”才能成为“主体”，巴迪乌没有把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身上的“普世性”视为“残存者”，因此他的保罗书信将更抽离字义的训诂而更贴近激进左翼的革命教义，一如《新约·歌罗西书》说的：“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精意。”这就是巴迪乌将保罗抽出神学语境而进行的哲学改造。

说到阅读这些书，我并非指一种单纯的意识活动，而是与阅读当下的境况结合起来，这些书并非从字里词间告诉我们意义，而是与我们的行动相契合，它要求人们关心当下的世界。它要求人们扬弃古老秩序的幻梦，并向诗人拉金在《奇迹之年》里讴歌过的“幸福社会”发炮。因为，一种全新的阅读必定让我们看破“奇迹之年”的幸运假象，而且想念诗人叶芝在《没有第二个特洛伊》里歌颂过的斗争者毛德·冈，她把最暴烈的行动“教给那些无知的小人物，让小巷冲上去同大街抗衡”，即使我们不一定都“深远、孤独而又清高”。

在採訪的前沿 文匯﹕ 2012-02-06

在採訪的前沿

文匯﹕ 2012-02-06

書名﹕失去非洲的犀牛

作者﹕張桂越

出版﹕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11年7月

定價﹕港幣113元

成為獨立記者就是不滿於媒體的建制，就是將事實和報道從媒體的建制中解放出來，也把自己從這種建制中釋放出來，放進偶發事件之中，將自己偶遇其他人的經歷和溝通，以饒備個性的筆觸寫出來。他不單遠離建制，還對一切人和事感到好奇，更勇於獨力承擔書寫背後的榮辱。以這種定義來看，歷史之父希羅多德也可算是第一位獨立記者。或許這種勇氣會帶來危險，但記者本來就應該是一個特立獨行的思想家，「採訪」就是處身現場去問你遇見的人，並憑自身經驗、觸覺、靈感和洞見，去記錄當下發生的事件。

當然，我們也知道新聞是製作出來的，作為一個獨立記者，其製作新聞之目的，不單不以媒體的操作利益為原則，以自己的感性經驗為依皈，更要和世人展示一種洞見。透過這本書，我們知道張桂越符合這些條件，她總是希望從事件中激發新聞的意義，這並不是說她捏造新聞。她曾為希臘海關官員的冷遇而發張抗議運動，如果我們從一個台灣人的角度去看張桂越所自覺的國際處境，也許我們更能夠理解這次抗議的意義。

真正的記者總是從偶遇中找到意義，正如張桂越本來要到利比亞作獨立採訪，奈何沒有正式的外交門路，只好假道與台北政府有邦交的乍得，而乍得進入利比亞的東北省份，恰好又是蘇丹達富爾難民逃避蘇丹堅戒衛（Janjaweed）民兵的容身之所，後者是一群到處姦淫燒殺的黑色阿拉伯裔遊牧民兵，而為了抵抗這些侵掠者，達富爾當地游擊隊也強拉小孩充當童兵。作者說，也有很多童兵為逃避戰火而逃到乍得邊界。交戰雙方都是回教徒，但堅戒衛有以阿拉伯裔種族為主的政府資助。這其實是赤裸裸的內戰狀態，國家主權全然偏袒一方，欺凌西南省份的少數民族，不過這種連綿不絕的內戰也是非洲各國的普遍現象，連乍得自己也面對叛軍的入侵。非洲各國的內戰往往都有國際衝突的背景，可見強大勢力全然漠視國家主權和人民的權利，只管一己利益。堅戒衛據說是利比亞獨裁者格達費訓練的部隊，他們曾為格達費扶植的乍得政權作戰，戰事失敗後便在達富爾地區擄掠當地人民，偶爾也會入侵乍得，而受害者就是乍得和蘇丹邊境的兩國平民。

這已不是媒體對陌生人的獵奇式報道，而是人與人在苦難現場的共感。當作者走到這些難民營時，彷彿放下台北人的身份焦灼，置身國際人道災難現場，去感受他人的苦難，甚至作出既超越個人經驗又與個人經驗相關的思考。在書中關於難民營的章節裡，作者提及到難民中的一位牧師，藉著他的願景討論信心的問題。有宗教信仰的張桂越將非洲的苦難與神學思索串連在一起，她想起妹妹在魯汶唸神學時教授提出的問題﹕「如果有一天上帝來了，你發現衪是一張椅子，你該怎麼辦？」這種問題挑戰信仰的極限，但信仰就是一種不可能的可能，正如要受苦難的人民去信仰一種將來的救贖也是不可能的可能。

這片黑色大陸就是如此充滿了形形色色的戰亂和饑荒，作者本來也可以花費筆墨去控訴，但她反而選擇了非洲的美麗一面，例如乍得女孩替作者弄非洲人的髮型，作者也指出乍得這個全世界差不多最貧窮的國家，竟能建立非洲規模最大的自然保護區之一。作者說生活在戰火下的難民，他們仍保留一份對生活的樂天態度，這是否影射出現代人生活在富足環境、卻惶恐終日的虛幻生活﹖對作者來說，自己的家園﹕「台灣」，就像在木柵動物園見到的犀牛，牠脾氣暴躁地守住自己的領地，總是避開人類，並用屎尿來劃定疆界，牠總是攻擊陌生的氣味，但逃跑和錯失攻擊對象時的轉身都很迅速。對作者來說，這象徵了台灣的形象，或許還可以借找世上其他富裕小國的命運，而失去了非洲的犀牛，就好像忘卻了身份的台灣人，反而是這片黑色大陸提醒作者尋回這份失落。

【深港书评·海外】2012年，乱局还是契机？ (2012-02-05)

【深港书评·海外】2012年，乱局还是契机？ (2012-02-05)

《混沌点：2012》　鄂文·拉胥罗 著　庄胜雄、张淑彩 译　台湾商周出版公司　2011年11月版

踏入2012年，我们都因为马雅预言而萌生了末日情意结，这固然是西方媒体甚至电影渲染的结果，亦源于我们对经济乱象和国际秩序问题产生的彷徨感。但事实上，马雅预言说的并不是末日，而是一种循环时间观，是一段时代的终结和另一段时代的开始。虽然标榜科学的人会质疑其真确性，但古代马雅人自有其历法的运算，但也因为这套预言听上去很玄奥，因此能被迅速炒作并引起广泛讨论。

其实即使没有关于2012年的预言，人类文明也会走到十字路口的关键点。不论你是否是科学家、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你都会熟悉这些人类文明的痼疾，比如赤贫、战乱、人口膨胀、气候变迁、资源匮乏、社会结构矛盾等。直至今日为止，已有不少科学家以混沌理论、系统论等科学研究来解释人类文明所面对的挑战，例如此书的作者鄂文·拉胥罗。他的研究方向受到罗马俱乐部的《成长的极限》影响，而他本人亦发起了布达佩斯俱乐部；另外，他还总结不少科学家在心灵医学、心理学和物理学等方面朝向科学整体论方面的趋势，而对书中所讨论的问题作出解答。本书早于几十年前出版，多年以后，面对金融危机的风风雨雨，作者于去年增加部份有关马雅预言等新内容再版，从它所吸引的讨论程度，人们可思考未来学在今日到底仍有多少意义。

将人类文明视为兴衰的循环周期并不是新鲜事，历史学家汤恩比、社会学家索罗金等人早已提出这种观点，而作为科学哲学家和系统理论家的拉胥罗，除接受了这种循环周期论述外，更将人类社会发展视作与自然世界共通的系统。他之所以讨论马雅预言，是因为马雅人基于天文历法所作的历史预言有一定的循环周期性质，正好类似于科学家尤其是天文学家对于周期的研究，后者对于循环周期的讨论，认为星体运动等物理因素与文明社会变动等社会问题，皆从属于同一且互相影响的整体系统。

根据拉胥罗的理论，一切系统终会因为混沌因子的累积而走向不稳定期，关键点就在踏入“决定窗口”之后将面临一个混沌点。这一建基于“混沌理论”的观点指出，整体系统面对混沌点时的回馈决定了系统走向突破演化还是走向崩溃。拉胥罗认为，如果该系统的关键人物改变意志，将社会导向适应新环境挑战的模式，那么一个变革的新世界就会出现；相反，如果他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伦理观抗拒改变，而一般机构又因为僵化而拒绝转型的话，社会秩序会变得越来越崩坏，也就是走上衰落之途。

作者以新石器时代到工业革命时代为人类历史周期，这个周期的起讫时间类似于马雅历法“长算”中的“猎豹纪”，除上述的混沌因子外（指影响经济、社会、生态无法永续维持的问题），人类文明周期还有其积极转型参数，比如将新石器推向文明起源的“神话”，将古代文明推向神权社会的“神性”和将西方从中世纪导向启蒙甚至现代世界的“理性”。作者又将现代发展分为“广泛成长”和“密集成长”，前者包括一切领土征服和获取，其目标为征服、殖民及消费；后者则为个人、社群和生态的建构，其目标则为链接、沟通和意识。对于从个人出发以及于社群的愿景，作者在第五章《新文明形象》对于2030年世界图景的构想有更深入的阐释，作者说那种生活方式有反工业化、反豪华消费的特点。拉胥罗更以个人道德行为作为出发点，推广至满足基本需要及履行追求富足与幸福的责任，这令人想起康德的“人类共同体”。

但拉胥罗的哲学观又殊异于笛卡儿以至康德的唯心哲学传统，他的“科学整体论”基本上反对笛卡儿传统下的“心物二元论”，而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为一个整体。关于“科学整体论”的讨论是全书最值得讨论的篇章，作者在《后记》指出：旧世界的传统物理学以机械论、唯物论及破碎的世界观为主导，而传统生物学则以活力论和目的论为主，但在二十世纪开始有人提出类似“科学整体论”的科学主张，例如生命科学提倡的“相干性”、现代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及测不准定理。这些科学趋势正挑战传统的科学观，作者认为这些科学变革的关键在于“意识改变状态”，而“意识改变状态”亦可对人类社会产生变革并且导向新世界的诞生。关于与“科学整体论”相涉的科学发展，作者在《后记》中引用1970年物理学家塔格与普索夫研究思想和影像之转移的实验及“遥视”实验，还有“心灵转传作用”的理论，甚至精神分析学家荣格与物理学家包立对于“原型”的“无法再现性”之合作研究，都试图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结合，甚至证实了我们身处的世界，乃荣格所认为的“一元宇宙”，一个既“精神”又“物质”的世界。

这些研究所引发的科学讨论有目共睹，然而在社会甚至政治领域中能否发挥作用？我们不能太快下定论。拉胥罗以“意识改变状态”作为个人道德行为的改变契机，从而扩展至在社群、国家甚至地域上发挥积极作用。但个人美德之总和是否等于公共美德？相信社会科学会想出与科学家截然不同的答案，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就有类似的“利益极大化”假设。但对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之手”及经济学家的“自私”假设，作者也有所回应，他指出这种基于“汰弱留强”竞争的市场假设逻辑，与把“物竞天择论”变成“社会达尔文主义”犯下一样的错误，都是把自然科学混和社会科学。根据作者的意思，这些错误都源于将科学的旧观念（如机械论、目的论等）引入人文及社会科学的理论领域。

作者认为这些旧观念的寿命比其有效期要长，换言之，它们终会像马雅庙宇或古埃及金字塔中的观念般变得无人问津。另一方面，作者亦认为现今社会的文化创意者终会把新观念和新的道德推及全世界，作者说的文化创意者似乎就是开拓新思想的科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及其他专家学者。不过，他们不是执政者、军事领袖或行政官员，他们只能以智库形式对后者施加影响。当然，新观念只能在长时间以一种被稀释的形式发挥缓慢的“药效”，就像涓涓滴流一般，对于政治、经济及社会问题，我们似乎也倾向于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话：“长期来说，我们都不免一死。”所以作者的方案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尚属未知之数。

然而作者也为国际社会带来对国家的新观念。很多年前，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瓦尔德海姆曾就“南北对话”询问作者的意见，作者就反对以“南—北”之间的已发展国家和未发展国家框架来进行对话，要求先让那些落后国家发展起来。系统理论认为系统之间可透过相互沟通链接成超系统，而系统变成当中的次系统则透过“交叉催化循环”产生或变革、或干扰着系统的运作。对拉胥罗来说，欧盟的区域整合就是这种系统模式，而在本书初次出现的时候，人们还刚刚从国家政治转为接受地域政治经济整合。

如果仅就心灵科学或现代心理学关于“意识改变状态”的论点而推断改变世界秩序，那么人类社会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本书对传统科学作出的挑战，又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科学整体论的成就，就能引发我们对现代科学的反思。

（彭砺青 图书馆职员，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