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艺术活化古老城镇 (晶报﹕ 2011-10-30)

用艺术活化古老城镇 (晶报﹕ 2011-10-30)

《向往之城：慢食者与艺术家的１６座城市再生运动》 　　池农深 著 　　台湾麦浩斯公司 　　2011年9月版

●彭砺青（图书馆职员，香港）

--《向往之城》提供了许多“再生”城镇的例子，它们并非空中楼阁，也不是官方保护区或纯然的艺术品，它们能实现艺术与生活的互动，又为艺术家在市场竞争中提供生存的最佳形态。

这是一本展示“城市再生运动”面貌的书，这场运动盛行于美国一些历史城镇。正当今日中国城市面貌大变样，面临“发展”与“保育”的抉择，还要承受大型建筑物所产生的疏离感，“城市再生”就成为饶有意义的方案。它的意义在于，城市活化的主人翁并非政府或房地产商，而是一群艺术家。《向往之城》作者池农深曾走访过美国和欧洲不少艺术家聚落，感受个中的艺术气质，这种气质不是单凭几幢巨大无朋的后现代建筑就可以树立起来，因为一座城市的气质需要由居住者的集体活动去“活”出来。

《向往之城》的作者透过本书与读者漫步于新英格兰和加州的古老城镇，在这些城镇中，艺术家的创意和城镇承传的古老风物不单没有互相冲突，更能相辅相成因而相得益彰。那么作者为何要选择美国而不是欧洲的古老小镇，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作者说，那是因为欧洲的社会主义民主传统，一切古迹、历史聚落往往由国家部门悉心修缮、保育，而美国因为着重自由、个人的政治传统，却促使政府在保育方面屈居次要角色，而重任就落在民间团体甚至艺术家身上。另外，美国社会着重商业发展，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不易在房价昂贵的地方找到工作间，只好寻找这些古老城镇作为他们的聚落。

世上哪里都有村庄，这些村庄既有与一般村庄的共通点，又有各自的特色，既然有艺术家来点缀环境，当然生色不少。然而我们也须知道，书中讲述的村庄，有许多曾因为工业化和人口结构变化而凋零，在艺术家抵达之前，绝大部份村庄的生命力已慢慢衰竭。这群艺术家不单在于注入新鲜的艺术创作，也在于激活已死的古老传统，他们也将自己的社群理念实践到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及群体成员间的交往上。

书中的佛蒙特艺术中心最接近此一理想，它是新英格兰最大的艺术家村落，座落于佛蒙特州一个没落衰退的小镇。其创始人约翰是一名建筑师，在作者笔下，他锐意在这小镇上建立一个志同道合的社群。值得思考的是，约翰怎样处理与地方政府和与居民的关系：由于占地甚广，即使作为非牟利团体，他也得纳税，另一方面，他也禁止来此的艺术家大声播音乐或进行喧闹的宴会，以维持与居民的关系；艺术中心也建立了不互相竞争、不批判别人、没有阶级观念、包容他人观念的文化，并有良好的财政基础。

书中好些村庄具备浓厚的历史传统，宾夕法尼亚州的伊斯顿镇便是典型的例子。这个三万人口的小镇，曾是印第安人的渔猎天堂，也是欧洲旅人的歇脚处，也是开国元勋把酒论国是、唱读《独立宣言》之地，如此人文氛围吸引了不少艺术家。而在这样的村镇，传统的承传显得最重要。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伊斯顿人以集体参与活动来体现出美国独立的历史记忆，藉重演独立情景为下一代进行深富人文气息的教育，历史记忆不是铭刻在纪念碑上冷冰冰的文字，而是反映在每个活生生的人身上。

佛蒙特州自独立战争以来即表现出这种独立特行的精神，像柏林顿镇曾是绿山儿聚集、反抗纽约兼并的大本营，而柏林顿的邻居小镇萧本那则是个人口不到一千的村庄。然而即使在这些古老、人口稀少的村庄，艺术家聚落仍能与地方特色共生并存，相得益彰。那么，究竟是新英格兰小镇的古老乡土和独立精神吸引了艺术家，还是艺术家最终在这里找到发展的缝隙，令小镇重新焕发活力？或者两者有何共通之处，让双方能够水乳交融？在拓荒者和艺术家身上，必定有一些共通的基因，让拓荒者后代和艺术家群落保持良好的共生关系。在世界各地人们总能找到艺术家团体与古老村镇共生的例子，然而像这些城镇般能让艺术家团体和城镇作大规模互动的，并不多见，其原因也许就是美国的自由和独立精神。

费城市郊的德国村，证明了这种“城市再生”并非谧静乡镇的专利，德国村原来是充斥着毒贩、流浪汉和街童的地方，然而当台湾艺术家叶蕾蕾来到这里，这里“被耕耘成有剧场、雕塑的社区”，令很多社工、教育家、城市规划者注视这里。这对艺术家来说并不容易，因为她不单要建立一个艺术聚落，更要改造一个社区，把原来习惯了罪恶和毒品的不良青年组织成一个透过艺术得以“自我实现”的社群。

作者并没解释为何艺术家与这些社区能融合起来，然而我们仍能在雅各布斯那本著名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找到一点答案，雅各布斯在第18章说过，在城市布局和城市生活方面，我们需要艺术来“理解生活，看到生活的意义，阐释每个城市居民的生活本身和其周围生活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雅各布斯还认为城市设计者并非要突显艺术，而是“既尊重和突出艺术，又尊重和突出生活”。公共艺术和城市建筑若不能令人们在生活上有所裨益，它们不过是城镇身上累赘的增生物，艺术不应是“被消费”的消极审美对象，它应该让居民参与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艺术工作者经常要考虑租金，在本书作者看来，某些城镇区域之所以能成为艺术家聚落，其一因素即为租金低廉。这当然离不开资本家的资助，作者在后面讨论泽西市烟草工厂里的艺术共同体时，资金赞助的作用就更重要了，这里的烟草工厂也像美国许多旧式工厂一样，面临“缙绅化”的命运，美国虽讲求独立自由，但到底商业发展的自由仍占首位，市长虽然支持艺术家将烟草工厂充作艺术家的建议，但只能寻找商业团体赞助，这项建议经历多年争议后才能落实。从另一角度来看，美国政府虽不如德国政府般主动扶持艺术事业，但这种旷日持久的争议模式以一个最能兼顾双方利益的发展蓝图为目的。

《向往之城》提供了许多“再生”城镇的例子，它们并非空中楼阁，也不是官方保护区或纯然的艺术品，它们能实现艺术与生活的互动，又为艺术家在剧烈市场竞争中提供生存的最佳形态。书中的艺术家也不是生活在象牙塔中的人，他们的工作也让身边的居民有所得益。我们应该思考这种现象是怎样可能的，并且为何艺术能够让生活在现代化和商业竞争中保存传统记忆和公民参与，这都是书中揭示的有趣问题。

http://jb.sznews.com/html/2011-10/30/content_1802515.htm

穿越非洲难民营 【深港书评·海外】(2011-10-09)

穿越非洲难民营

【深港书评·海外】(2011-10-09)

《失去非洲的犀牛》　张桂越 著　台湾商周出版公司　2011年7月版

这本书并非要记述作者对国际政治的看法，难民营里的生命才是她最关心的问题。透过张桂越的笔触，我们超越了自身的小世界，观看世上受苦的人们，或者那些活在全然匮乏中的生命，那是真实的个体，并非关于国际正义的抽象理念。

这是台湾传奇记者张桂越记录非洲采访经历的新作，她的传奇特质不单反映在她的作品里，更透过她的行动表现出来。她不安于媒体的建制，虽曾供职于华视、台视，也曾为中天电视台开设伦敦分社，后来却因为不满各大媒体重视广告收入甚于新闻价值而离职，创立一人通讯社“台通社”，只身走到巴尔干半岛的马其顿。

张桂越作为独立记者在海外采访时没有任何团队支持，除了媒体报道遭遇所引起的群众网络外，基本上靠自己的勇气和策略应付难题。同为台湾独立记者，张翠容的采访文学更反映出一位不满建制的媒体人为实现新闻理想而作出的个人努力，不管她如何体现出“报道的选择自由”，抑或呈现出国际视野或多元视角，张翠容却不用面对国族身份所带来的尴尬处境。或许，香港人的“身份”就是“没有身份”，这省却了不少麻烦，不用考虑一些无法回避的政治问题。

而《失去非洲的犀牛》也牵涉到台北与非洲邦国交往的历史。当然，这种交往大多建基于一次性的金钱关系上，所以台湾记者在这些国家大多受到冷待，如此处境迫使他们去思考身份问题。对于身处非洲的张桂越来说，尤其如此，只因这片充满屠杀和政变的黑暗大陆，小说家康拉德在《黑暗之心》中把非洲心脏描写成原始的魔幻大陆，波兰记者暨作家卡普钦斯基在《太阳的阴影下》也运用文学笔触写出非洲环境，看来非洲是地球最后一块仍未被“祛魅”的土地。

张桂越的笔触倒是实在得多，她所关心的是达富尔难民营中流离失所的人、乍得的黑人，面对国际政治的考虑，作者的笔触倒落在受访朋友的生活琐事中。从另一方面细想，康拉德和卡普钦斯基这两位波兰裔作家之所以魔幻化非洲，也是因为欧洲人眼中的非洲也是一块疫疠流行的死亡之地。张桂越本着一人的勇气走访死亡的大陆，仿佛在刀锋上游走却无比轻逸。在黑色大陆的行旅中，虽然处于国际瓜葛的阴影下，作者却能藉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与之抗衡，读者或许可以将作者这种精神称为“人道主义”或者“民本关怀”，更重要的是书中人物往往是亲切的普通平民，例如乍得女孩替作者扎头发等，非洲人不再具备康拉德或者卡普钦斯基书中的“陌生者”形象。

这种亲切形象究竟意味着作者从他们的窘境中生出同病相怜之情，抑或是这些非洲人民本身的乐天性格使然，实在不易回答，或许是两者兼而有之。作者来自发达地区，而乍得人民则属于全世界最贫穷的47个国家之一，而达富尔难民则长年忍受坚戒卫(Janjaweed)部队奸淫掳掠，大家的背景有天壤之别，作者绝对有理由将本书写成控诉书。然而作者没有这样做，而是展现非洲人的美丽一面，他们的国家虽是最暴虐的政权，他们却是世上最单纯的人，面对暴力不懂得控诉，却珍惜每一段快乐的时光。

例如乍得这个最贫困的国家，打从法国殖民政府的资源掠夺和劳役中独立以来，就一直内战不辍。然而不管这个国家有多绝望，她仍将自然保育做得有声有色，竟拥有全非洲最大的国家动物公园。当地大使给她的忠告是“别往北边跑！”她后来偏偏就走到了达富尔难民聚集的乍得东北地区，作者还在旅程中途得知台北政府和乍得断交的消息。

无论写到哪里，作者都会记下对非洲各地台湾外交官的印象，还有从台湾来到非洲从事农业援助的朋友，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同胞。在沓杂的身影中，作者想起国共两党在非洲的外交争逐战，她如数家珍地诉说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往事，如奠定与非洲交往政策的杨西昆，或在万隆会议上殚精竭虑的周恩来。

然而本书并非要记述作者对国际政治的看法，难民营里的生命才是她最关心的问题。在这些来自达富尔的难民当中，有的亲人加入了游击队，也有被游击队抓作娃娃兵的儿童，而获得苏丹政府资助的坚戒卫部队也会与乍得叛军合作攻击乍得政府军。虽然童兵和内战并非达富尔地区或乍得所独有的问题，但在非洲这里，问题好像特别严重，曾有不少作家思考非洲的暴力问题，他们认为在这片寸草不生的蛮荒世界中，人们生活在精神物质俱匮乏的环境，武力掠夺成为生存之道，任何发展只属徒然的梦境。

作者从自己的信仰出发，却发出了”I really don’t know”的叹喟，认为或许只有神迹才能拯救这些受苦者。但难民的希望在哪里？上帝何时会显现？作者以妹妹在比利时念神学时教授的问题作为思考的切入点：“如果有一天上帝来了，你发现衪是一张椅子，你该怎么办？”对张桂越来说，在乍得这里没有上帝，一切都是“黑漆乌嘛”的，一片黑暗，肉眼很难看得见衪，但她在难民营的牧师身上发现了希望。这非关政治愿景，而是神学的问题，因为信仰就是在全然空乏、绝望的环境中，不为任何原因而相信衪。

透过张桂越的笔触，我们超越了自身的小世界，观看世上受苦的人们，或者那些活在全然匮乏中的生命，那是真实的个体，并非关于国际正义的抽象意念。张桂越说得没错，台湾社会很容易沉缅于小我的自足世界，漠视世界的苦难，这也是一切富裕社会的视野局限或者现代人的迷失。书中末段作者以台北木栅动物园看到的犀牛，作为书名《失去非洲的犀牛》的灵感来源。犀牛脾气暴躁，总是避开人类，用屎尿来划定自己的疆界，攻击任何陌生的气味，不单跑得快，连错失攻击对象时转身也快，这些特性还可以包括犀牛的盲目短视，都可借来讽刺人类社会，而“失去非洲的犀牛”正好寓意着台湾人对身份的思考和短视。